孟建军

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是云南玉溪人的骄傲。在云南玉溪，到处都有聂耳的身影，新建的聂耳文化广场上，聂耳潇洒拉琴的姿态已化作一尊栉风沐雨的铜像。在聂耳公园里，数尊聂耳的雕塑伫立着，他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来公园里健身的玉溪市民，注视着湖畔的鲜花和绿草，感受着随着季节的变换带给人们或明或暗的心情。聂耳严肃的面孔、清澈而深邃的眸子，永远定格在23岁。

到云南玉溪，聂耳故居是必去的地方。

那天，玉溪滇剧团的邹清约着云南聂耳音乐基金会的刘本学（笔名崎松）老师带我去了聂耳故居参观。刘本学先生从1980年开始搜集整理聂耳的研究资料，至今已经32年了，是国内研究聂耳的专家。刘先生还是云南聂耳音乐基金会《会刊》主编、玉溪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他谙熟聂耳的历史背景以及许多的故事，在一件件实物面前和一张张记载聂耳成长经历的照片面前，崎松先生都能说出许多的故事来。

出生医学家庭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们跨进了玉溪市北门街这座棕色的土木质结构的小楼。据介绍，聂耳故居系聂耳的曾祖父聂连登于清未所建，一楼一底木结构建筑，临街面楼下原为半截砖墙，外有护板，上部为活动木板窗，开为铺面。街面楼下房檐上仍有半截依稀可见的浮雕图案。后传至聂耳的父亲聂鸿仪。聂鸿仪当年在此行医，当年盛中药的柜子以及桌子、条案还立在那里。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聂鸿仪去昆明行医，此房便留给聂耳的大嫂王静珍居住。据崎松先生查阅史料，聂耳虽然出生在昆明，但他先后四次利用假期或来玉溪演出时在他家老宅居住，每次多达半个月。1927年初中毕业后，他也曾随母亲彭寂宽回玉溪，于农历6月22日至7月10日在此复习功课。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傣族人。在聂耳的父亲去世后，她靠行医维持着全家的生活。在一个角落，有一个长条香案摆着香炉和木鱼等物。一尊观音像后面有长方形的红牌子立着，上面写着“天地国亲师”五字。这是笃信佛教的聂耳母亲当初烧香拜佛的所在。在比邻聂耳故居的一间陈列室里，陈列着记录聂耳成长经历的诸多照片和实物。崎松先生介绍道，这间陈列室并不属于聂耳故居，它原是聂耳邻居的家。后来为了让聂耳陈列馆有足够的面积展示聂耳的生平事迹，当地政府部门做了聂耳邻居家的工作，给其安排他处居住，腾出了这间房子作为聂耳陈列馆。

聂耳与乐器

徜徉在聂耳陈列馆里，一段段文字，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乐器，无声地记录着一代人民音乐家成长的轨迹和平凡的人生。

一张儿童吹号角的照片，那是聂耳八岁时留下的影像，看来少年时期的聂耳就对乐器感兴趣了。据介绍，聂耳童年时就向老艺人学吹笛子，10岁时已吹得很好。后来他还学习过三弦、二胡、月琴等乐器。聂耳有着很高的音乐天赋，又勤于练习，很快就掌握了多种乐器。聂耳还会弹奏吉他。有一张照片是聂耳对着镜子弹吉他，我们看到的是聂耳带着一个毛线帽弹琴的背影，而照片的镜子里是聂耳顽皮地笑着弹琴的面孔，他的调皮与自得其乐的情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上世纪80年代至今，吉他在中国盛行，成为青少年最喜爱的乐器之一。没想到聂耳在上世纪聂耳读高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弹奏吉他了。在聂耳纪念馆里，聂耳生前弹奏过的吉他静静卧在一个玻璃柜子里，在主人离开它的漫长岁月里，这把吉他不再吟唱，共鸣箱里储藏的是无尽的思念。

聂耳当年使用过的小提琴、笛子等乐器也陈列在玻璃柜里。

聂耳在玉溪时就会拉小提琴，陈列馆里有一幅他怀抱提琴与亦师亦友张庾侯的合照。到上海之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演奏技艺，他曾拜苏联人普杜什卡为师学习提琴。在北京的时候，聂耳也曾师从一位外国提琴家为师学习提琴。

聂耳在北平和上海的日子

1930年7月，聂耳离开玉溪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后来他凭借自己会拉提琴的特长，于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聂耳从此开始了他热爱的艺术生涯。在明月歌舞剧社，聂耳与田汉初识。聂耳是追求进步的青年，经田汉介绍，他参加了上海文艺界左联音乐小组，还积极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活动，1932年7月，聂耳退出明月歌舞剧社来到北京。据崎松先生介绍说，在北京清华大学大礼堂，聂耳演奏过《国际歌》，还曾排练过《血衣》等戏剧并参加过演出，也曾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活动。

1932年11月，聂耳从北平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二厂工作。1933年初，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田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此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经过刻苦自学，聂耳不断为一些进步影片与歌剧写主题曲与插曲。

聂耳的家乡云南玉溪是花灯戏的故乡，花灯戏的旋律深深融进了聂耳的血液中。在创作《一个女明星》歌曲创作中，聂耳就吸取了玉溪传统花灯调《玉娥郎》的部分元素。虽然在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里工作和生活，聂耳始终不忘自己是玉溪人。聂耳有很多笔名，其中一个笔名叫“浣玉”，刘本学向我介绍道：浣与幻是同音，浣是洗纱的意思，聂耳的意思就是他是纯洁的玉溪人。

有情人未成眷属

聂耳家的厨房在一楼，面积狭长，分两部分，一半是厨房，一半是客厅。

两个红木小桌靠着墙，上面摆放着碗碟、马灯；清锅冷灶旁，案板立在水缸盖上面。厨房正面有一张小桌，墙上面有一张1925年聂耳全家的合影，照片上的聂耳席地而坐，穿着长衫双手抱胸，一个十足的充满自信的少年。

在客厅的墙上还挂着一幅三个年轻的女子的合照，其中有一个穿着深色衣裙、面容俊秀的女孩，她就是聂耳生前在昆明的女友袁春晖。据崎松先生介绍，当年袁春辉的歌唱得特别好，聂耳曾用小提琴给她伴奏。聂与袁两人是在演出时认识的，交往多年，互生爱意。袁春晖的家境与聂耳家差不多，两人志趣相投。后来志向远大的聂耳离开玉溪辗转于北京、上海，两个有情人天各一方。袁春辉的母亲最终经不住很多人劝说，只得将女儿另嫁他人。让人遗憾的是，两个有情人没有成为眷属。那张照片上，袁春晖的眸子里含着淡淡的忧郁，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据说，袁春辉晚年时有记者采访她，她对当年跟聂耳交往的情景记忆犹新。据崎松先生说，当年聂、袁二人通信达百余封，可惜这些珍贵的史料都毁于日本轰炸昆明时罪恶的炮火了。

美国黑人歌手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还没有定为国歌的1947年，云南玉溪中学就成立了聂耳合唱团。合唱团成员胸前都会别一枚合唱团的团徽。如今这枚蓝色的团徽图案在聂耳纪念馆里引人注目。聂耳为影片《风云儿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得到了外国友人的喜爱。上世纪四十年代，聂耳遇难后，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被介绍到美国，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为了便于顺口，将其改名为《起来》，在世界各地演唱并制成唱片。罗伯逊还把唱片所得的费用寄到中国作为抗日的经费。罗伯逊把《义勇军进行曲》唱到了世界各地。如今他当年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录制的唱片仍保存在聂耳纪念馆里。刘本学（崎松）指着刮在墙上的黑胶木唱片说，这张唱片可以说是国宝了。

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是他生命中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

聂耳绝没有想到，他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竟会成为他生命的绝唱，成为体现民族意志和精神追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陈列馆里，李岚清为聂耳纪念馆镌刻的两枚图章刀锋凌厉，一枚刻的是“聂耳”，另一枚刻的是“义勇军进行曲”。郭沫若、吕冀等文化界的名人为聂耳题写的书法使陈列馆四壁生辉。

聂耳在国歌声中永生

走出聂耳纪念馆，后院常青的藤蔓延绕山墙。墙角有一尊铜塑，铜雕塑造的是聂耳的母亲一边用脚转动碾子碾药，一边给依偎在她身边的聂耳讲故事的情景。雕塑中的聂耳手里还握着一支竹笛。聂耳对音乐的热爱，源自母亲的启蒙。崎松先生在20年前曾采访聂耳的三哥聂叙伦，他忘不了自己和聂耳小时候听母亲说唱玉溪花灯《孟姜女》、《柳荫记》的情景。

纪念馆院子里的一个牌子上写着这样一首诗：“故居宁静墙花艳，院角似闻学笛声。不朽国歌传万事，长城热血九州惊。”

恋恋不舍地离开人民音乐家聂耳居住过的地方，我思绪万千。

我去玉溪的日子，正值玉溪政府正在筹办人民音乐家聂耳诞生100周年纪念活动。假如聂耳还活着，他已经100岁了。人生短暂，真正能活到一百岁的人少之又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人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

聂耳就是一个拓展生命宽度的人。在短暂的人生之旅上，他用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一首首用灵魂书写的音符和旋律，铺设出让一个民族昂扬奋进的疆域。令人扼腕的是，这个音乐天才正值音乐创作旺盛时期却意外逝去，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3岁。23岁，是晨阳初生的高度；23岁，是牵牛花在竹藤上攀援着承接一尘不染的清露的时刻，是少年渴望长成英俊青年的闪亮的坐标。聂耳的生命在这个高度上戛然而止，因而聂耳便永远年轻。

在聂耳纪念馆里有一幅字，那是聂耳的母亲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中央音乐学院聂耳纪念室题词的手稿：“生聂耳的是我，培养聂耳的是共产党。聂耳在生时我爱他……我一直感觉他还活着…….”如今，聂耳的母亲也去世多年，这位伟大的母亲兴许早已抵达天国，与他思念的儿子聂耳相聚在一起了。

聂耳不死，他活在自己的作品中；聂耳永生，他活在永不凋落的歌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