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

亲近的和疏离的

北京曾是我向往的，也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我这样说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年。我家在河北南部向西的太行山，那个村子很小，不多的人家，虽老弱病残，但也各姿各态。上千口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命小心也小。当我知道这世界上除了以石头的方式，烟火的形态，乱七八糟堆在众多山峦和一条无水河滩一边的乡政府所在地蝉房村之外，还有沙河、邢台、石家庄和北京等城市的时候，已经十三四岁了。坐在马路墩上，看着在山间蜿蜒的道路，我就想，一个男人不应当被一些山，尤其周边的人及其必需物限制，应当有一种走州过县与去国行远的浪漫理想。

第一次出家门，是十八岁那年冬天，下了雪，南太行的道路深陷泥泞，在一个日光惨淡的上午，我穿着没有领花的军装，去到了石家庄。离别爹娘，我没有一点舍不得和通常意义上的感伤，而是兴奋。列车每过一地，我就想下车看看；眼睛在飞快的城镇、山冈和草木上滑过，我一直贴在窗玻璃上，外面的冷直入肌肤，连脑骨都隐隐作疼。可是我还是要看，外面的大地究竟与南太行乡村有哪些不同。偶尔看到的人，是不是也和南太行乡村的那些有所差异？

我去到的地方叫巴丹吉林沙漠，尽管在它的外围，但戈壁就在跟前，不间断的风吹着细沙，蛇一样成群结队，在骆驼草、沙蓬、芨芨草之间狐兔奔窜。其中，还跑着一些蜥蜴和黑甲虫。我总是忍不住想，在蜥蜴和黑甲虫眼里，风和沙子不间断的流窜模样，一定像极了无休止的兵团混战。它们以幼小的身心，在浩瀚之地被战争席卷。沙漠就在戈壁身上，似乎一群春情勃发的少妇，赤身裸体，以极度的热情与冷酷对应着额济纳幽深苍迈的天空，也使得人、骆驼、黄羊、沙鸡、驴子、羊只、马群、狐狸在多数时间内心情激越而又悲凉，精神旷达却又充满悲剧感。

如此两年，在沙漠军营，我感到了一些来自内心的困厄与仓皇。对一个人而言，沙漠既是收容也是牢笼，是放任也是压缩。这种感觉与我在南太行时候如出一辙。再一年的冬天，我第一次一个人走出了那片沙漠。到酒泉市，我就觉得了一种自我解困的快感。过了乌鞘岭就觉得，自己和那片沙漠撇清了关系。返回后，以前熟稔的工作和事物总是要适应一段时间才会熟稔如初。再几年，因为身份的转变，出入沙漠机会增多。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我进入北京的机会逐渐增多，一年内至少有一次。

但对于个人来说，北京于我，始终有着些许的不安与心痛。第一次真正来到，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一个黑夜由燕山进入北京，她的庞大、妖媚和幽深使得我无所适从。在车站一个地下室蜷缩一夜，我在金台西路见到了要见的人。

毫无疑问，那是一位女人，我十八岁时候在青岛见过一次。和她认识，是因为一次所谓的笔会，其实是某个函授部门搞了一次所谓的讲座。在崂山，我和她认识，并攀谈起来。我至今还记得，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柔弱、明晰，富有控制力，并对文学有着和我一般的单纯热情。

她的具体形象是：面色白皙，个子不高；体态稍微雍容。突出的感觉是娴静，善解人意，眼睛里面始终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光亮。短短两天，两人你来我往地聊了很多。对于文学，我承认我和她都是极端浅薄的，总是把一点小的感悟无限放大，进而刻意渲染，甚至针锋相对。但这个似乎没有影响到个人情感。散会后，因为电话的不便，书信便成为了我们相互切磋、鼓励和寻求安慰的基本方式。

那个年代，纸张和墨水是人对这个世界发表看法的主要方式，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信息还都被纸张所承载。这样的时光坚持多年，在遥远的两地，书信成为我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期盼与慰藉。每天上班，都要去收发室看看，收到她的信，先舍不得打开，没人的时候拆，尤其喜欢在夜晚，就着台灯读。大多数时候，看着看着，就爬起来回信，一写就是半夜。

人心从不是单一的。我尤其是。那时候，我未娶，且生活在一种完全的漂浮状态当中；她比我好，在济南一家医院放射科工作。两年后，她忽然写信来，辞掉工作，一个人直赴鲁迅文学院学习。

看到她的信，我没有羡慕，就是觉得好。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以是无形的，也可以是可见的，是实在的，也可以是心中的。我在回信中对她说了一些自己的现实境遇，对她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那些年，作为一个普通战士、义务兵，又是农村出身，时常有一种身处绝境的悬空感与迷茫感。我也知道，一个出身卑微的乡村孩子的出路狭窄得似乎只有地缝和树木的裂纹可以钻。她也能理解我，但在我看来，她的那些理解有些隔靴搔痒。也难怪，她出身医生世家，且是独生女，自己又有一份比较不错的工作。我的境地她当然体验不到。

大约两年后，她转到了一家声名赫赫的报纸任编辑。得到这个消息，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异乡人，进入一家森严而满中国飞的官办媒体工作，这是我从小就梦想的。人的命运总是蹊跷，充满背离与偶然。另一方面，我羡慕。从内心讲，有这样一份工作，是我少小年代最大的梦想。那一年冬天，所在单位领导让我到北京送一篇稿子。而她也答应我试试看。

见到她的那个上午，北京的冬天阳光充足，尘埃与车辆一起翻飞，行人被各种建筑压缩到不易觉察。

我对京都一窍不通，她处处是路，但没有一条路是我可以通往的；也处处是人，可都是陌生的，甚至都怀有一种敌人的意味。打车去朝阳区的金台西路。门岗森严，她出来接我，在办公室稍坐，聊一些近况。说话间，我发现，现在的她被京都彻底改变了，以前的温文尔雅在纷繁的京都以及个人生存之中面目全非，说起话来，比我在乡村听到的乡骂还要直白，令人面红耳赤。我惊诧于生活本身对人本性的某种篡改，也惊诧于一个单位对一个容身之人的无情塑造。

果然不出所料，一顿酒饭后，我和她漫长的通信时光就此终结。尽管很多年来毫无音讯，但每一想到或看到、驾临北京，我就会想起她。

其实和她之间毫无暧昧。尽管有时候的信件需要大的牛皮信封来装载，小信封每次也都如怀孕少妇，把肚子挺得不可一世。那些信件，我似乎还有一些。其中都是关于文学和读书的种种感觉，还有两个人在异地的生活情态，更多的似乎是对这个世界、人和个人的种种装模作样的看法，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节外生枝的意思。

我清楚记得，那一次的北京，当我走出金台西路时候，冬天的夜色乌鸦叫喊，华灯把干硬的柏油路面弄得毫无人性。到美术馆和韬奋图书中心买了一些书，我打车去了火车南站。那个地方给我的感觉比黑夜更黑。买到回老家的车票，已是凌晨了。当我站在绿皮火车呵气如雾的车窗前，看到北京一截截后退，逐渐被华北平原淹没，也适才觉得，北京永远都是别人的，尽管她是我的首都，甚至，北京最幽秘角落的一粒尘埃，也都写着我的名字。但我知道，我永远不属于这个庞大都市，她的傲慢、仓皇、自恃和脆弱，在我内心里滋味交加，持续多年。

以上所说，是发生在1993年冬天的事情。自此之后，我极少来北京，即使回家，也都走陇海线。在我个人意识当中，很明显地感觉到北京于我有一种极端生硬不适的东西，不是在胃里，而是在精神之间。我也觉得，大地及其所有生命都是同等的，而生命的本质又相互排斥，即使你最近的地方，哪怕触手可摸，她对外来者仍旧是排斥的。说到底，还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微薄甚至卑贱造成的。人永远对高于自己的人采取一种仰望的态度。

因此，从兰新铁路到陇海线，再京广，这条铁路线构成了我多年往返家乡与异乡的唯一通道。沿途的城市，尤其地貌，我再熟悉不过，也还充满好奇。我总是想，大地多么繁复，此地和他地，一山一水之隔，便就有着不同的气候和样貌。这就像一方地域与另一方地域之间的些许区别，就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大地的本质雷同，而大地之上的生命个体却都如此深邃和丰富。

如此差不多十年，我多次在郑州转车。郑州，也是一个叫人爱不起的城市，这一点她和北京相像。两者的共同点是满面冷漠，但郑州却不具备北京的自恃和傲慢，还有堂皇之下的脆弱，取而代之的是粗鄙、简陋，无所不在的狐疑与惊恐。

此后，我多年不曾涉足北京。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当中，时间久了，北京于我而言就只是一个名词和地理位置。如果说还有联系，一是各种间接的公文和命令，以及发源于那里的各种信息；二是个人之间的信件往来，单一而且纯粹。三是电话，基本上是告知稿子用和不用，偶尔夹杂着一些谦卑和热切。

这样的感觉和认知一直到2000年，后来的几年时间，我带着妻子、怀孕的妻子和已经出生的儿子，每年都要走一个来回。这时候，北京的朋友渐渐多了。熟悉的， 不熟悉的，在不同时间晤面。吃饭喝酒，说一些各自关心的话题。然后分开。尽管如此，一个异地者处身京都的微渺与自卑，无所适从和惶惑惶然感觉依旧浓重。在我内心里，总认为北京是他们的，不是我的，是大地的，也是人所共有共享的，但却对我例外。因为，在人类庞大的社会构成与思维观念当中，一个人没有足够的资本，要想令一座城市为自己卷起一粒尘埃，或者稍微撇一下眼睛，无异于猴子捞月、天方夜谭。

因此，我固执以为，在本质上，北京仍旧是他人的，与我这样一个农民子弟毫无关系，即使我成为堂而皇之的公民，甚至这个时代的某一种显赫的人，北京依旧是别人的。这种认知让我感到羞愧而理直气壮，既有不安也还有一种无望的雄心。可我知道，这些都是世俗的，尽管可以用理想主义作为外在包装。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击灭理想的时代。几乎每个时代都是如此。作为个人，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远比谈论理想更迫切。

不可言说与南太行故乡

再一次来到北京，是2005年5月。目的有两个，一是带着妻儿回老家休假，二是参加一个颁奖会。嘉峪关到北京的车越过河西走廊、腾格里、银川以及内蒙、山西境内，从张家口和燕山进入京都。单位办事处就在西站附近的羊坊店路附近。安顿下来，办事处同乡请吃饭。他叫安平。1991年冬天，沙河市蝉房乡，只有我和他，告别南太行，穿着绿军装，一起走州过县，几天后在甘肃酒泉下车，尔后又冒着漫天雪粒，在干硬的风中，走进了巴丹吉林沙漠。

临行时，老娘对我和安平说，咱这里就你俩，到部队，你们要像亲兄弟一样，相互帮衬着点。我也信以为真。至于安平怎么想，我难以得知。在沙漠的生活枯燥，唯一满足的是不用担心衣食。可人在满足基本的生理欲求之后，命运的空茫与纠结，精神向度与现实的冲突，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境界。我和安平虽不在一个单位，但交集甚多。多数时候是我去找他。他在饭堂多年，每次去，都能满足我的口欲。我一直在机关做技术，还有一些政治工作的边角料。

在沙漠，时间是缓慢的，慢得要深入骨髓，也像是轻浮的灰尘着地。看到的每个人都像是从旧照片当中走出来的一样，灰头土脸，还散发着一种简单的气息。几年后，通过不同方式，我们俩都留在了部队。再而各自成家。某一年，他去到单位驻京办事处，直到离开部队。

因为这层关系，到北京，心里就有了一点依靠感。我也始终坚信，一座城市于一个外乡人而言，亲切感和安全感大抵来自这座城市当中一个或者几个熟稔的人。但熟稔还完全不能够使得人倍觉温暖，必须要有一种真诚的情谊，甚至一些异常暧昧的东西在内。此前的2004年春天，我到位于北京西郊的指挥学院培训。那所院校旁边，就是著名的颐和园。在梧桐花和木棉树，以及东风垂柳与芍药花当中，我和一位同学去了颐和园，转了一大圈，只见人多，只见旧朝的建筑横亘其中。所有的传说似乎都是慈禧的。这个女人，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那双手上暴长的指甲，还有一脸木然而内心幽暗与凌厉的古老形象。我也一直觉得，她那长指甲之下，一定藏了太多的血，至今腥气不散；她那张木然的脸，尤其是无神的眼睛当中，也充满了阴鸷和杀戮，自闭与囚闭。

在那所院校，认识了很多人，是战友。我一个人，也在北京各地乱窜，自我感觉像是一只狼，在午夜的街道，在灯光辉煌而人群暗淡的饭馆，和一些师友吃饭，说些不着调的话。自诩是文学新秀，但北京的一切都对我无动于衷。自觉很真诚，但真诚在这座城市显然是奢侈品。遇到的人都很好，他们谦卑、宽容，对我的过激言辞要么一笑了之，要么微笑着纠正。

与此同时，我在无意当中，一种诀别已久的情感袭击了我。在此之前，我毫无防备也毫无预感。对于男女之间的感情，那时候我还是纯粹的，忽略肉身这个基本生命依据和凭证。可我没有想到，当她降临，我竟然很快缴械投降，并且严重进入角色。在课堂上写诗，课余短信和电话，酒后一顿乱说，恨不得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倾泻出去。有几次在大街上泪如暴雨，在课堂上看着窗外高大的树木写诗，自己把自己感动。那时候，我才发现，尽管三十岁了，我还是孩子；尽管我做了父亲，我还是一个会为其他女人动心并且热爱的人。

内心是愧疚的，也很绝望。对于我来说，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从一开始，我就认定，爱人是我此生甚至来生最偎贴的女人，她之外不复再有！可人就是很奇怪，明知一些事情错了，但还要错下去，并且异常决绝。好在，一个月的北京转眼就没了，只是春天愈发深刻，热和燥热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年的必然主题之一。我至今还觉得，那一次在北京的经历，可能是我最为伤筋动骨的。

所幸，再多年后，那种热切与狂烈，绵延的疼感和愧疚也在前几年烟消云散。同时我也知道，那是必然的，也是唯一的途径。但我相信，人这一生遭遇的事情，有开始，但没有终点。因此，我也确认，只有肉身消失，每个人在世间的事情才会真正的终结。也因此，人和人之间的某种纠葛必须要和世俗合拍，否则，世俗必将反手一击，将那些如同求仙修道的纯粹人，弄得遍体鳞伤，万劫不复。

在现代文学馆领奖，见到几位至今有联系的师长 ；但在当时，我一直有个观点，即写作者，作品是唯一的价值地标和圈内通行证，其他方面的功夫，当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当其他人忙着请人签名的时候，我安坐不动，甚至没给那些名满天下的谦卑说一星半点的话。尽管，他们的成就了如指掌，但我这种自行其是的性格，使得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投机，抑或从其他方面套取更多报酬的人。我也一直觉得，一个写作者重要的不是此刻抵达，而在于路上的不断历练和自我丰沛，不在于一时半会地爆得大名，在于是不是真的百炼成钢和自我得道。

晚上和几位同是外地来的朋友聚会，还意外地认识了诗人蒋雪峰。几个人在中国作协招待所睡了一宿，第二天又去拜见了一位宽厚的师长，再逛了一些胡同。晚上回到办事处，与妻子和三岁的儿子一起，订了次日回老家的车票。晚上再和安平喝酒，谈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最主要的还是单位内外的各种人事。回到老家，感觉一切都变了模样。城市和乡村，况且是京都和最偏僻穷困的北方乡村之间，从形式到内容上说，都隔着一道比人心还幽深的鸿沟。

我出生并至今一次次回到的南太行乡村到处都是尘土，风在大地及其所有生灵之上吹动，枯败的北方用悲恸的声音对这个世界发出各种各样的反抗之声。因为寒冷，洗澡是很奢侈的。因为交通闭塞，走路是最经常的。回家前几天，我和妻子，还有弟弟，背上柴架子，到山里把父亲春夏时节弄好的柴火背了回来。我现在还记得，从没有背过柴架子的妻子是最积极的。她说：我们闲着也是闲着，不然的话，等父亲回来，也还是他去干。不如先替他干了， 他回家来，就可以好好歇着了。

我清楚记得，那一年，父亲还在武安的一个村子给人家盖房子，当然是挣钱。腊月二十六，他趟着大雪回来了。站在对面马路上喊弟弟的名字。我听到，连续跳了几个两三米高的堤堰，又窜过河沟， 在一面斜坡上把父亲迎住，替他挑了担子。回到家，我就开始炖羊肉，把买来的香烟给他，还有各种吃的。

父亲是劳累的，一生如此。但总是手脚不闲，不论何时，他都在干活，好像生来就是要和乡村的土地、山坡过不去一样。就像是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在那座村庄和大地上，用身体重复同一种苦难。

春节后，我们又要离开了，再从邢台到北京。到办事处我才知道，我的脖子上已经积攒了很多的灰垢，而且很明显，浑身上下散发着柴烟的味道。这与北京格格不入，尽管这座城市隐藏的脏随处可见，即使最隐蔽也赫然在目，只是有些可以言说，有些只能在心里明了罢了。

还是在羊坊店路的办事处，安平已经为我们买好了返程车票。那时候的火车，端的是一票难求，还曾经请利文买过。洗了一个热水澡，用搓澡巾把自己剥了一层皮，才觉得自己与这座城市有了某种般配和默契感觉。或许人就是环境的动物，一时一地当中，总包含着无限滋味与可能。当火车带着我们一家再次穿过燕山，向着塞外奔驰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北京，在很多时候，很多的人，是留不下自己的任何痕迹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会刻意挽留异乡人。尽管，大地从来都是连成一片，不分远近你我的。

个体文学境遇与莫言讲课

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到了极致的年代，是貌似宏伟而遍布短期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2009年春天，巴丹吉林沙漠依旧北风扫荡，沙尘暴经常，很多的树木还藏在冬天的衣角安眠。上级通知，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全军文学创作研讨班，要我参加。不料想，上级的通知下达后，我所在单位相关部门把这个机会给了其他人。我得知以后，给空军小说家王凯讲了。他周旋了一下，又把名额给我要了回来。我想说的是，在普遍的单位，写作者的处境非常尴尬。在很多场合，我羞于被人称为作家，更不会对着任何人讲文学。文学在大多数人眼里，不如一篇新闻报道当中的一个字，更不如公文当中的一个标点符号。尽管，我也写过新闻，公文更是天长日久。纸包不住火，火总是要不断燃烧的，我写东西也不可避免地被人知道。有些同事和朋友就当面喊我作家、诗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立马面红耳赤，全身都像长了刺，恨不得一眨眼跑得无影无踪。

平心而论，我不看重任何文学培训，也从不认为，参加一次研讨或者培训就能促使一个写作者一步登天、大作迭出。很多时候，外出的培训显然是一种自我逃离。那时候的巴丹吉林沙漠，工作和生活比任何时期都要逼仄和紧张。在所有的单位，一个相同且普遍 的情况是：总有某个人喜好借助某种力量，进行一种个性化的工作统筹与强制推行，个人意志几乎要刻在每个人的额头了，还想打进每个人的骨髓。有些是必要的，但有一些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且几乎对每个人都能够形成强大的压力。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灵；不仅是形式，还有内容。可人毕竟要生存的，而很多人的生存道路其实很狭窄，不得不在某种威势下委曲求全，苟延残喘。换句话说，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某种畸形的逐渐膨胀乃至无所不及，但却又在基本的生存压力下沉默寡言，进而逆来顺受。

尽管如此，我仍旧是高兴的。这种高兴类似孩子脱离父母管束，放逐于广阔人世的那种逃离的自由。到北京，依旧住在羊坊店路的单位办事处，又去隔壁街道上见到了小说家王凯。次日去位于中关村南大街的院校报到。见到一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更多的却是闻名多年，一朝相会。课程不多，偶尔有些讲座。在同学们的闲聊之中，我知道那里叫魏公村，即明朝时候大奸恶魏忠贤曾经的住所。这使我有些异样的滋味。作为多年的帝都，北京到处都是历史，几乎每一处，都被曾经的人以各种形式留下自己的痕迹。当然，进入史传的总是高于平民百姓，哪怕是大奸大恶之人，也会在时间的墙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而草民则生不带来死不留迹。

这是人类文明的悲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句话的空洞性由此可见。在诸多的讲课当中，印象最深的还是莫言。那时候，他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说：人是大于阶级的，也大于政治。文学也可能是最大的政治。文学还要突破政治。按我的理解，文学是在政治之上，作家是在人性和人心当中运行的俯瞰者和收集者。莫言还说到当下的官场文学、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社会现实的五光十色和生活的压力对于作家创作的诸多影响。说到民间文学和文化传统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至今，我们还没有真正写出地道的中国文学；说到西方学者和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和误判等等。当然，还有他个人的一些创作心得，对文学本质的认知和个性化的看法。

听完莫言的课，我感到欣慰。我想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听了他一堂课，而是觉得，莫言那时候悟出的道理，基本上暗合了我自己的一些体悟。当然，在莫言目前，我的那些零散文字是不值一提的。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的差距，其实是少了太多的刻板的工夫和实际操作。莫言的激情和速度，我觉得很正常，几十天写一部长篇小说是完全可能的，在海量的生活积累和文学思考之后，进行一种爆发性的突击，显然是很必要的。

那一次，莫言讲课当中，有许多精彩之处，抄录几段如下：

“我看到在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小说里面，也有大量的生和死、情和爱的描写。但是你读到这种生死情爱的描写时，并没有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方面的冲动，非常悲痛或者非常喜悦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居高临下的站在宇宙的这个角度在观察小小的地球上的人类。他们观察人类就像我们观察一群蚂蚁一样。我们看到蚂蚁在生死搏斗，也是尸横遍地。为了争夺死去的一个虫子，对蚂蚁来讲，那确实是一场大战。但是对看蚂蚁的人来讲，就完全是一场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想如果真的有一个上帝看到我们人类的活动，也像我们看蚂蚁一样，我觉得就是马尔克斯的这种观察人类的一个角度。要学可能也就是学这些东西，而不是学别的。”

“这就让我想起几百年前狄更斯写的《双城记》里开篇的一段话，也让我想起苏联时代的一个小说家写的《渔王》的结尾：这是一个建设的时代，也是一个破坏的时代；这是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也是一个食不果腹的时代；这是一个播种的时代，也是一个收获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矛盾对立的形式。本来，每当我们要赞扬一个事物的时候，肯定可以马上找到另外一个角度来批评这个事物。面对这样一种眼花缭乱、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怎样去观察，怎样取得素材，那么就看我们作家本身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高度了。”

“谈到关于小说中国化的问题，我认为任何一个作家的小说创作，当它发展到一定时候，面临着困境的时候，都要改变这种困境，闯出一条新路来。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只有几条途径可走。一条就是要向外部学习。包括向外国的文学学习，也包括向其他的艺术行当学习。我们搞小说的，也可以向戏剧学习，向音乐学习，向美术学习。都是艺术嘛，它肯定是触类旁通的。它在艺术深处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我想，支撑着一个音乐家，一个画家，一个作家的最核心的力量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之间的艺术形式也是可以转化的。”

“由于近几十年来受翻译文学的影响，我们许多作家的小说语言已变得异常的优雅细腻，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和民间语言所寄予的粗犷奔放朴拙的东西渐渐见不到了。以至我们江南小说家的语言都是委婉秀丽的。造成这种状况的源头不是民间，而是在我们的翻译小说。所以我的《檀香刑》里边有意识的跟这种翻译语言进行对抗，所以只能使用民间的、粗犷的、朴拙的语言。”

不知觉间，玉兰花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里到处都是香味。趁着周末，我和钱柏生去了后海，游览之间，真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还有一种使人气馁，且自感卑贱的东西，无形且强硬，使得每个人都从内心灰头土脸，不可救药。又去了圆明园，惊叹于古老中国人的智慧，惊叹于人类文化的耐久性与自觉性。那些残垣断壁与抱残守缺，那些美轮美奂与恍若仙境，足够人思接千载，心驰万里，也足够人沉思和惊醒了。在那里转悠的时候，我想到一句叫自己都吃惊的话：“时间是用来使人类增长智慧和自控能力的，也是用来毁灭人及其在大地所有创造的。”又不间断地想起李白的两句诗歌：“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还和李广文等人去蓝旗营的万圣书园。买了不少书，实在没法拿，就托运回去再到邮局取。剩下的日子，基本上都在喝酒聊天，诸多的师友抽空过来，和我吃顿饭，喝几瓶酒。同时，还有一位朋友来看我。我陪着再去了圆明园，几天后，送上回去的车。那一次，我也觉得了北京的美好。其实，人在某个陌生地方的温暖，乃至此生今后内心隐隐的疼痛和快乐，也都是源于某些人和某一个具体的人。我一直觉得，一些人聚在一起，倘若只是一本正经，冠冕堂皇，这种情谊是速朽的，很快就会被时间击碎。所幸，我似乎不是如此。师友们对我的好，我觉得荣幸。也还有一种不可忘怀的情愫，在北京培植，却在内心里茂盛，并且长久不委顿。这也是生命的一种幸运吧。

念想、感伤和单纯读感

临近国庆节，北京有些秋意入心了。电话妻子，她说成都前些天忽然很冷，得穿羊毛衫了。我觉得诧异，这似乎在成都的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现象。想起“4.20”地震，心中释然。在成都时，我就听人说，地震后的气候是会有些异常。夏天时候，成都少了去年的溽热，热了几天，但很快就过去了。几次雷声都特别吓人，好像在头顶炸响一样。也觉得，从“5.12”开始，西南地区似乎成为了灾难频发区域。地震、洪涝和地质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如空气质量的下降，水质和某些潜在的危险，都使得西南地区的人从内心隐隐不安。

从8月31号到9月底，一个月过去了。到北京最初几天，我觉得身上还有浓重的成都气息，主要是妻子和儿子的气息。再几天，这种气息慢慢减淡。再几天，又凶狠地卷土重来。有一个晚上，忽然想起一双绣花红色布鞋，穿在一双好看的脚上。脚上面是一袭花裙子，穿在一个女人身上。那女人脸色白皙，圆脸见方，戴眼镜。嘴唇略厚，眉毛细长而有神。我知道那是妻子。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先想起她那双绣花的红布鞋。想了一会儿之后，又忽然忘记了她的发型。摸出手机打开照片，才恍然。

这种奇怪的思维我没对妻子说出来。几次电话之后，我才说了。妻子问我，那鞋子是什么样子的，又穿着什么裙子？我一一回答。妻子笑笑。后来我仔细想，红布鞋似乎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有一种来自内心甚至灵魂的张力。电话中我对妻子说，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可是儿子上学，还补习很多课程。某一个周末，妻子说，儿子说你忘了他了，连个电话都不给他打。我说怎么能呢？等他放学，电话过去，儿子第一句就说：老爸，我给你三个要求！我说，宝贝你说，老爸照办！儿子说：第一，照顾好自己；第二，不乱喝酒；第三，经常给妈妈和我打电话！

我一一答应。又和儿子说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真的长大了。2012年年底，他还是寸头，我和妻子怎么说他都不反对。从2013年春天开始，儿子要求留发型。当时我没特别在意。某一时刻，看到儿子时候，却是一个大小伙子了！我看着他从门口走到客厅的样子，忍不住留下了眼泪。我知道，儿子终于长大了！他从一个儿童递进到了少年，从一个懵懂的孩子进入到了这个复杂的世界和人群。我也想到，我是老了，而且老，已经开始在我身体和灵魂当中大规模展开凌厉的动作。我走过去，抱了抱儿子。这是我和妻子和儿子长期以来的动作，抱抱，是我们三个人最好的情感方式。儿子抬头看了看我，说，老爸怎么了吗？我苦笑一下，摸了摸他的头说，宝贝，你长大了！比老爸预想得要快！儿子看看我，笑笑，把头在我胸前靠了靠，做作业去了。

自从2012年夏天妻儿到成都定居后，一家分开四个月时间是绝无仅有的。最长的是今年暑假，妻子带着儿子，再一次回到巴丹吉林沙漠，前后近两个月。儿子早就说，想回去看姥姥姥爷和一群老同学。平素，他也对我说到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读书时几个很好的同学名字，有时候语气伤感，坐在沙发上，或者站在阳台上，脸上满是幼小的感伤。我觉得心疼。妻子说，儿子也是一个重情义的孩子。这样好，说明他有心，说明咱孩子有一个好品质。我也这样去想，觉得儿子继承了我和妻子的这一点。对亲人好，对其他人好，友善与感恩，合作互助的意识。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在机场，看到儿子，我就上去抱了抱他，他也抱了抱我。我把妻子也抱过来。

这一次到北京，我早就和妻子说过，去一次好。她说，你的事情你做主。我知道这是一个必要的形式，不为获取什么，是为过来休养。因为，我是北方人，在成都几年，感觉还是有些不适，按中医的说法是湿热重。儿子看到鲁院的通知书，趴在床上格格地笑个不停，我问他咋了。他对妻子说：我爸还算青年啊！我说：屁锐！老爸正是青年！还对他说，45岁以下都叫青年，甚至五十岁以下。儿子仍旧笑。我知道儿子和我开玩笑。或许我在他看来，已经苍老不堪了，是一个像爷爷的人了。时间如此匆促，再者，一个人的肉身表现竟然可以让人如此感觉和认知。我抱起儿子，用胡子扎了他一下，又在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我也知道，到北京，一旦融入集体，就会少不了各种事情，尤其吃饭喝酒等等。这是一种人之常情。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自觉地向群体靠拢，被某种意志甚至领袖牵引的心理惯性。到鲁院第二天，大致是因为形象不好，人丑出众之故，李一鸣副院长主动找到我，握手，说了几句话。这一点，让我觉得了一种谦逊品质。见到几位知名多年但未曾谋面的朋友。其一是牛红旗，宁夏固原人。此前某日，我曾收到他一本散文集，文字刚劲而感性，有着哲学的色彩与地域文化及其精神力度。这次见到，倒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在一起聊了几次，喝了几次酒，就其人本身而言，也是一个“美得很”的兄长。

牛红旗的诗歌我也读过，感觉他是在努力深入一些东西，比如对事物的内在本质的楔入，对精神层面诸多影像的自觉挖掘等等。其二是王彦山。他是诗人，先前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工作，他编过我的散文，我也编发过他的诗歌。彦山的诗歌，是自在的，也是独立的，他似乎没有师从，也没有模仿，拿过来一看，这诗歌和当下的任何诗人的诗歌都不一样，这就叫人刮目相看。王彦山的诗歌，有一种自由的古意与发于内心的温和，还有一种直入时代与生活现场的真实感与自由品质。聊天当中，发现彦山谦逊、热心，是一个可以交心的兄弟。其三是吕天琳。记得当年写诗时候，老在杂志上看到这个名字，那时候他的诗歌之好，发的量之多，是很罕见的。老以为他是女人，一见面，才知道是一东北老爷儿们。身材结实，为人谦恭，他的一句诗让我肃然动容，浮想不已。他说：“没有教堂的地下，上帝是一片羽毛。”（《低飞的萤》）

其四是于德北，他写小说，是经年的，我时常在杂志上看到这个名字。见了面，也觉得这东北爷儿们有赤心，还富有幽默感。中秋节前一天，一个人往台上一站，张口就是一段单口相声，说得台下人心花怒放，觉得德北哥真是一个多才艺的男人。据说，德北哥还画油画，自制辣酱。有一次他们东北爷儿们大闺女聚餐，我也参加了。觉得德北哥是一个过日子的好男人。听他发言，也觉得，这个男人心中，有一些刚韧的东西，只是不轻易显露罢了。其五是高鹏程。凑巧的是，八月份在银川见到，同参加一个活动，获得同样的奖项。他说他也来鲁院。可能是他急着回老家，也没多说话。这次在鲁院再次见到，自然有些亲切。高鹏程的诗歌，已经收放自如了。这种写作显然有着明确的时代特征、自由智慧与个人独特气味。如：“我猜想，钟声里大致藏着一个斜坡。/那些缓慢爬坡的/肯定是一些向上的事物，而那些/越跑越快的事物，肯定是在向下滑动。”（《县城之：大目涂之钟》）

其六是赵殷。她的散文，我读过不少。差不多十年前在甘肃张掖一个文学会议上见过一面，此后联系甚少，但一直记得。赵殷的散文干净、柔软，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与安静的品质，她的书写是间断的，质量却节节上升。我曾为她的散文写过一个批评。在鲁院见到，几次吃饭，她都表现出一种西北人的豪爽性情，也透露出武都人那种贤良与谦恭。其七是项丽敏。这个安徽女子，也是第一次见，此前，在天涯网站有过交集。她写散文和诗歌。散文自然灵性，写黄山太平湖，以一颗纯净之心，简约而优雅地审视大地事物和民间遗传。这种书写是和自然一致的，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写自然就是用人这个特别的参照物，去反观人在自然的形象形态及其各种表现。其八是杜怀超，也是散文同道，他写苏北地区的农事器物，写乡间的种种现实物质人事，是心怀热爱的，是秉持大地原生与人间烟火的诚实写作。

其九是贺颖。先前在微博相互关注着，但互不致辞。这次见到之后，再细看她的诗歌，蓦然有些感动。我说诗人是世间的通神者，诗歌联通大地众生与上帝诸神。贺颖有一种天然的感知能力，能够从微物之中敏锐接收光亮，迅速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她的诗歌可以看作是其灵魂的重要部分，是尘世中诸多感觉汇集在一个人内心及笔端的灵性的安度与激颤的疯癫、凝聚、溃散和自觉展现。如她这诗句：“我不是植物/我是泥土和空气的混合体/我哀伤时像园中漂亮的碎石小径/被慈悲的草木度化。”

其十是李云，大致是2011年，记得她邮寄送我一册名叫《七月的海》的诗集，翻看的印象是，这个人的诗歌写得不错。李云的诗歌婉约而繁复，变幻之大，令人错愕。她可以在某些时候如此发现和书写，在下一刻则转换成另一种姿态。这种自我置换能力，以及对诗歌的个性化要求，显然是李云的一种标示。我喜欢她如下诗句：“哦姐姐，我想我们是不被上帝/看好的同一类人，我们在骨子里豢养了同一块疼，同一种坚硬。不过还好/你说：现在我对它们，已无恩怨。”

不知觉之间，在北京，快要一个月了，回头看看，听课大致是最好的享受。几个人在一起喝酒聊天，甚至说荤话、讲段子也是美好的。每当一个人时候，我想，这样的时光此前不可有，此后也不可能。在雾霾与人群，尘嚣与欲望蓬勃如斯的时代，一群人，还能以文学的名义聚在一起，当是有福的了，当是天南地北甚至仓皇不安的生活中最奢侈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时间总是在收割，也总是在放纵人和加速人的放纵和挥霍，且主动地借用诸多好听的名义，而极少人能够以一种纯粹的意愿和方式，进行一次出乎意外、相对单一的邂逅和遭遇。就我个人而言，妻儿在成都，母亲和弟弟一家在河北，在北京，我丝毫没有觉得疏离，而始终有一种温暖，在周身，在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