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民

欧洲国家博物馆多，世人皆知。物乃历史固化，博乃海量储藏，人类找到这样的方式安放历史长河里的文明浪花，真是一种经典的智慧结晶。关于这一点，欧洲人比亚洲人领悟得早，西方人比东方人做得好。它的意义与价值绝不是几间房子几幢楼厦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国家盛衰强弱的历史凿刻，它是一个民族悲喜荣辱的血脉涓流。试想，一个连民族文明的历史遗存与记忆都守不住的国度会是多么的尴尬与羞惭，又有何尊严可言！而中国，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就有过这般令国人不堪回想、心痛永远的耻辱！

游历欧洲，慨叹人家的同时又痛感切肤。这里到处散落着中华文明，莫说博物馆里，即便是大街小巷的古董店中无一例外地都能找到中国的珍玩。这一现象，我是从奥地利开始注意到的。记得那天去萨尔斯堡拜谒莫扎特故里，进城刚拐入一条巷子歇脚，无意间溜达着即撞入街边一家小门窄户的古董店，里面除容得两三人下脚便满满当当尽是老物件，就连头顶本不高的天花板上也挂着七零八碎的东西，境况与中国同业别无二般。所不同的是，这里不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行规，这不，看上件小瓷瓶想买，开店的黄发碧眼的老妇咬死一口价，摇着拔郎鼓似的脑袋告诉你：休想从我牙缝里挤得出分毛毫厘！临出店时，她突然从背后开腔说：还有张清中期的红木雕花八仙桌，若有意可到店后仓库一看。真令人想不到，在远隔重洋的这等异邦小店竟有如此大件的“重器”！

这种情形几乎伴随一路，就连法国巴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下和丹麦哥本哈根伟岸的皇宫旁的街巷里，都能碰到有卖景德镇造的“五子佛”或绘制有“暗八仙”的鼻烟壶。以及专供外销的珐琅彩香料瓶等等中国瓷器的古董店，就连十分惹眼而走俏的青花罐和大盘等也偶有见到，只是价格一经欧（元）——中（人民币）换算贵得吓人！更加没想到的是，在风车之国的荷兰，恰遇著名的阿姆斯特丹周日跳蚤市场，偌大的广场上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全是“撂地摊”和“拣漏儿”的，若不是相貌有别、语言不通，真还幻化在北京的潘家园或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旧货市场。我一头扎进去，但生怕“汪洋”湮没未敢深入，只是在极短的限定时间里沿边缘地带浅浅转了几个摊位，出乎意料的是，不消费力竟找到了三件“国货”——刻有“潮邑真水点”底款的温酒锡壶、十二碟木漆绘花套盘、拳头大小的青花将军罐（后仿品），其价格亦如国内“地摊货”一样便宜且能议价，三样东西最终28欧元成交。管窥可知，我们中华的玩意儿在欧洲是何等的“普及”啊！

一路上，我脑子里沉甸甸地装着这些只要留心即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特别是那些个收藏在国家、地方或个人的大大小小博物馆里的不同时代的各种中国艺术品，甚至是有不少成为人家镇馆之宝而国内难得相见的中华民族顶级文物瑰宝，如打翻五味瓶，满腹怅惋，难言滋味……我不敢妄言，这些够得上品级的东西全都是非法流入“洋人”之手的，但可以肯定无疑的是，其中有相当数量、尤其是那些惊世骇俗的文物重器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和肮脏的渠道弄来的。谈起这，我们又不得不揭开国人积淤心底的那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疤。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收藏有中国文物164万件，加之更广范围内的个人收藏，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至少在1700万件以上，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中国本土博物馆藏量的总和。可以这样说，亦如“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一样，几乎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你都会发现来自中国的远可上溯千百年的文明遗存。然而，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却有着不堪回首的屈辱。虽然这些文物中有部分是通过中西文化交流（比如古有日本僧人来中国学佛学，回国会带走佛像、经卷以及当时名僧或艺术家的各类作品）、出口贸易的方式流落海外的，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品级文物、特别是那些众多的凝结了中华民族智慧之光的传世孤品，是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及文化强盗以武力或欺诈手段巧取豪夺去的。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饱受凌侮和浩劫的年代并不遥远。1840，一组在中国历史上与耻辱相伴的数字，就在一个半多世纪的这个年份，中华民族遭受外邦列强殃祸蹂躏的悲剧史拉开了序幕，悠悠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国势孱弱，犹如病祸缠身的迟暮之人，承袭祖宗基因血脉的精神圣殿遭到肆意亵渎，大量传承着人类文明火种的文物被焚毁、被破坏、被掠夺、被偷盗，这一个半多世纪的近代中国，也成为了历代流失文物最严重的时期，抑或说是中华文明遭受摧残践踏的最惨痛、最黑暗的时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将难计其数的园中秘藏和陈设其中的传世文物及艺术珍品洗劫一空。当时的法国大文豪雨果这样说：“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时隔40年后，也就是一个新世纪始发开元之际的1900年，八国联军再陷北京城，又从圆明园、紫禁城、颐和园等抢夺走大量文物珍宝，甚至强盗本性毕露地搜刮到了民间百姓。这其中被掠走的就有世界美术界公认的超级瑰宝、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图卷。在这次浩劫中，他们还野蛮地毁灭了“代表着几个世纪文化积累的文献宝藏”——明代《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底本！

而就在这同一年，莽莽大漠中的古老丝绸之路上发生的一桩事件，又引来了一连串的劫难，一如在本已千疮百孔的血淋淋的伤口揉搓上一把又一把的盐。那是1900年6月22日，在甘肃荒漠腹地的敦煌，以“莫高窟主持”身份自居的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十分偶然地发现了藏经洞，洞中千年秘藏着从5世纪到11世纪的经卷、文书、绘画、典籍、方志、曲子、信札、契约、户籍、账簿、佛像等旷世奇绝的众多文物。应该说，这是一次不仅对中国而且是对世界全人类历史具有巨大贡献的重要发现，所事所人都会因其功绩而相映照耀千秋的文明之光百代辉煌。然而，事情的发展偏偏不是这样，因当时清政府及其各级大小官员的腐败无能，还有本可英名流芳的王道士那很难以愚昧、贪婪即简单概论的一次次行径，竟使得在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四大文明唯一交汇点的地域上复活了的敦煌宝库，变异成为了西方列强和文化强盗们垂涎睽睽的掳掠之地。

开始，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很严，并一一向当地官府报告，还送上了一些经卷、佛像等“以供观瞻”。但他的所有努力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和重视，那些大到甘肃省政要、小到敦煌县令的官吏们个个漠然置之，不理不睬，只将宝物窃为收藏，供闲暇把玩。即便是翰林院编修、一代文人叶昌炽也有眼无珠，时任甘肃学政的他早在1903年手上就有了来自藏经洞中的佛像、经卷，但却无有触动和起码的职责警觉，甚至连走一趟去瞧瞧的兴趣都没有。就这样，秘藏千年而渊深博大的敦煌瑰宝失去了她免遭破碎支离、遗落四方的天赐唯一的最好时机。由此，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罪恶劫掠，在藏经洞被发现的七年寥落沉寂过后开始了。1907年，“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华帝国”（斯坦因《考古与探险》语）的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莫高窟，为了窃取藏经洞里的宝物，想了很多办法来接近王道士，但未获其果；后来，他得知王道士十分崇拜唐玄奘，于是装扮作信奉者，谎称自己是专门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途而来的，结果骗取了王的信任，最终以极低的价钱买走了24箱经书、5箱绘画、丝织品等大批无价之宝。对此，当地官府非但没有阻拦禁运，相反一些官绅还为其提供了超出游历护照限定之外的“方便”。更有讥讽意味的是，当看到一箱箱文物从眼前运走时，被斯坦因称做“潘大人”的时任新疆阿克苏道尹的潘震，竟然愚痴地露出疑惑难解的目光：“为什么要把这些古代资料搬运到遥远的西方去？”可怜的“憨憨”哟！

斯坦因带回到英国的敦煌文物很快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公开展览，顿时震惊了文物考古界，发现东方“秘密宝藏”的消息刹那间传到全世界。1908年，法国人伯希闻讯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走6000多件写本及画卷。由于他是精通汉语文字的汉学家，因此挑选去的卷子更具有文物及研究价值。戏谑性的是，就在这批文物要运往法国时，这个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掠夺宝贝的外国佬，居然大模大样在北京装裱了部分卷子，并且堂而皇之地于六国饭店举办了展览。

又两年过去了，直到1910年，迟钝的清政府才在有关人士敦促下做出把藏经洞剩余卷子全部运回北京保管的决定，而此时洞中藏物或因盗卖或因失窃已流失严重，其数量惊人，难估具目。然而厄运远未到此结束，就在这批历经劫难的文物迢迢千里东归途中，每到一处即遭一次窃偷，一路流散，最终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为18箱，整理编号8697。这些被掠去的文物，有的被拿去求官，有的被拿去卖钱，有的被中饱私囊……以至有些遗失的经卷竟在“文革”时期的抄家中被发现。何其难堪、何其痛哉！

谁曾想，那位王道士与衰败的清政府隔膜着心肺，在移交洞藏文物时还留了一手，“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载），当1914年斯坦因再度来到敦煌时，又从王道士手里买走整整装满5大箱的600多件文物。先后还有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也到敦煌莫高窟弄走了不少数量的经卷等，其中仅那两个日本人即盗去600卷经书及绢画，据其在回国后的报告文献记录，当时装箱的文物就达几十车之多，而如此行径竟没有遭到任何阻遏。更令人发指的是，1924年1月，美国人华尔纳组成的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来到敦煌，居然以破坏性的野蛮手段，用洋布和树胶粘贴去石窟中的26幅壁画（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纳尔逊博物馆），还搬走了彩塑菩萨像。有了这次强盗的经历，华尔纳的贪婪之心更加欲壑难填，时隔一年的1925年5月他又来到敦煌，随身还带来了两马车用于剥离壁画的胶布，企图盗去更多具有文物价值的壁画，甚至精心策划了整体石窟的搬迁计划，幸而当地老百姓把这个“不受欢迎的人”赶出了敦煌，才使得这描绘着人类灿烂文明的瑰宝免遭灭顶之灾！据不完全统计，1856—1932年间，以各种名目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的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考察队多达66次（仅斯坦因就来过4次），每经一次都像飓风刮过一样卷走大量中国文物。《敦煌史话》所记，仅敦煌文物一项，除中国现存的2万件外，约有5万件失落到世界各地，其中主要流散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以及美国、丹麦、德国、奥地利等国家。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窃取的那9000多件卷子和500多幅绘画，现即被分藏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英国印度事物部图书馆；而法国人伯希掠去的6000余件经书及画卷，现主要收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

我还记得在美国访问的经历，几乎每去一次都会发现中国文物的踪影：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失窃于山西云冈石窟的著名佛像，它被从石窟中盗取时的一凿凿打痕还历历清晰；镶嵌于该博物馆中国厅的那幅宽10米高6米的元代壁画，众佛栩栩如生，场面宏大壮观，从壁画底层数厘米厚的土坯墙面，使人不难想象当它被切割下与山西广胜寺的母体分离时是何等的惨不忍睹！

——世界名校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不仅为诞生了爱因斯坦等众多科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自豪，还为拥有一座藏量丰富的图书馆而骄傲，其存储的100万册东亚各国图书中就有60多万册是中文，其中有许多线装的古籍善本，还有字画古董等。作为文化使者，我被允许走进这座并不对外开放的图书馆，穿行于排排高大的老式书架间静静触摸着那些难得一觅的泛黄了的汉字典籍，还眼睁睁地看到有学生不戴保护性手套就借走了明代善本，要知道这在国内是宝贝，严禁普通读者借阅。我不解地问陪同的周质平教授，这位该校的中文系主任不以为然地说：“书是工具，是为人服务的，不论什么版本，只要需要即可借用，这就是学校的理念。”

——在位于华盛顿区的乔治城大学，这里的中文教学搞得十分红火，有十几个班的学生学习汉语，曾七次蝉联大华府区华语比赛冠军。也许是这样的缘故也许是巧合，这所大学的镇校之宝就是一件世间独一无二的中国文物，而且在100多年前的建校之初即被创建者安放在这儿了。我在主人的引导下乘电梯来到坚实壁垒的地下室，怀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拜谒那历经1300多年磨砺、布满岁月留痕的祖产遗物。突然，几束强光启开，明晃晃照射进铸模考究的玻璃罩里，一通近两米高的巨型石碑犹如基石一般竖立中央，壁上刀锋猶劲地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原来，这是一通唐代凿制的石碑，记述了早在那个时期外教即传入中国的史据，对于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独具证明的文物价值！

……

诚然，一个国家的文物无节制地外流失散只有在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才会发生；但是，一个连本民族世代文明瑰宝都无力保护的国家又是何等的屈辱和悲哀啊！

聚集着民族悠久文明历史和智慧的文物遗产失落世界各地，这已成为中华儿女心中永远的伤痛；讨回这些物化了的祖宗遗产，也成为了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的夙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始以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关注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问题，并通过外交手段或出资购买等方式收回一些文物。与此同时，民间团体以及有识之士也为此长期奔走，寻找、收购、呼吁、呐喊，竭尽所能，不懈努力。然而，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次以民族的名义而进行的曲折艰辛、旷日持久的“长征”……1995年6月2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定。这里所指的时间限定，包括战争发生时间和归还时间的跨度。规定还明确指出，被盗文物的拥有者应归还该被盗文物，缔约国可以请求另一缔约国法院或者其他主管机关命令归还从请求国领土非法出口的文物。这为索回流失海外文物提供了合法依据。中国政府于1997年3月7日加入了该《公约》，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加入本公约不意味着承认发生在本公约以前的任何从中国盗走和非法出口文物的行为是合法的。中国保留收回本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权利；根据本公约第三条第五款的规定，中国关于返还被盗文物的申请受75年的时效限制，并保留将来根据法律规定延长时效限制的权利。

近些年来，随着政府对该项“国际事务”的高度重视和力度的不断加大，外流文物也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关注，许多机构、团体、企业和个人都行动起来，满怀责任感与使命感纷纷投入到搜寻中国遗珍的事业中，而且要求有关国家、博物馆及机构归还被掠中国文物的声浪不断高涨。著名学者季羡林指出：“中国历代文物流失海外，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敦煌藏经洞被掠夺。火烧圆明园是帝国主义强盗行径，当时我们国家弱，列强胡作非为。我有一个想法，圆明园被烧掉，当时的肇事国家现在的政府予以赔偿修复。当时圆明园有许多名画、瓷器等文物被侵略者掠走，应予以归还。”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拍摄了大量有关流失海外文物的影像资料，他说：“在国外，我参观了许多著名博物馆，最关注的是流失到那里的中国历代文物。每当看到它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后裔，总会油然而生故国之情。”杨振宁博士曾经向白宫提出建议，送还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六骏”浮雕石刻中失窃的“两骏”——“拳毛騧”和“飒露紫”，使它们能与同样在上个世纪初遭祸切割盗卖命运但幸运被截回的其余“四骏”（“什伐赤”、“特勒骠”、“青骓”、“白蹄乌”，现藏陕西省博物馆）重逢弥合。文化学者时坚东说，尽管“文物回归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但从整体上讲，它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当时的所谓探险家、考古学家、殖民地官员、远征军等采用非正常手段甚至掠夺，极不公平地获取了大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些东西又通过购买和捐赠等方式被收入西方的主要博物馆。但文物来源国一直认为西方掠走的文物破坏了其文化的完整，所以纷纷要求归还”。

然而，较灿若繁星般流散海外的遗珍瑰宝来说，经过艰辛努力索回或购回的文物只是屈指寥寥，顶级绝品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那些《公约》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权威效力，特别是对那些文物主要占有者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有意回避事实，极力为自己辩解，一方面对占有的他国文物不承认其非法性，另一方辩称文物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收藏不应有国界之限。甚至，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串通一气，于2002年12月9日联合发表了所谓《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称：“长期以来，这些获得的物品，不管是通过购买还是礼品交换的方式，已经成为保管这些文物的博物馆的一部分”，明确表示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原属国。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的大卫·威尔逊，毫无避讳地直言道：“有很多原因使我们不能考虑把博物馆的任何文物归还来源国。”“大英博物馆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博物馆而创建的，强调藏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我们不应用孩子的语言‘这是我的来表达幼稚的想法，我们是出于一种博物馆的责任，为人类保护这些文物，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这样回归，大英博物馆将丧失作为国际博物馆的地位。”还有人言词倨傲地称，他们的文物保护技术和设备先进，能够更好地保存这些文物，如果把文物归还给原有国，由于落后的技术和管理，将使文物遭受进一步的损坏……

我们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也不再是一个多世纪前那任人愚弄、掳掠的“憨憨”。这算是哪家的道理，你闯入人家的院子和家里抢夺走财物，窝进自己衣襟里转了一圈就不认账了，还反过来强词夺理说：什么你的我的，咱兄弟还分这么清楚？放心搁这儿吧，搁在我家比你家保险；什么《公约》不《公约》的，你今儿要拿回了，我这大户人家可就空了；管它是谁家祖宗留下的宝贝，谁抢去算谁的。这绝不仅仅是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强盗”逻辑！包括中国在内的文物来源国的政府和有关机构、团体及其文物工作者、学者专家等不吃这一套，没有退缩让步，都在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全人类文明不再遭受蹂躏和践踏而针锋相对地做着持久的博弈和较量，他们登上各种国际舞台，态度坚定地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对被掠夺去的文物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些文物必须归还给它的祖国，相信那里人民一定有能力珍藏和保护好从家园失散的文明瑰宝！

……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中世纪的古老街道深处，一家古玩店的橱柜里摆放着两件小巧的中国“老物件”。我没有犹豫，倾囊掏出所有克朗……我知道这算不得什么“文物”，可心里还是充满了莫大的慰藉感：咱也为自己的祖宗尽了点孝心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