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岳文

《贞观政要》：一部治国理政必读的“宝典”

◎ 钟岳文

《贞观政要》为什么被誉为“治国宝典”？

《贞观政要》是唐太宗君臣探寻致治之道的重要言论汇编，作者为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书成之后，即受到了统治者和为官者的重视：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后世之君，亦多列之讲读，形之议论，景仰而效法；各级官宦人士也都或研读、或阐释、或校刻，力图从中汲取切合自身所需的经验。像宋代人编纂的《圣政》《宝训》，一定程度上就是受了《贞观政要》的启发；金朝的熙宗皇帝说自己“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清代乾隆皇帝更是亲自为《贞观政要》撰序，称贞观盛世为“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节者，未有如此之盛焉”，从而表达了自己向往贞观盛世的心情。其他如宋祁、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名臣则撰有论说，阐述该书的意旨。尤值一提的是，此书撰成后，还传到了日本，深受唐文化熏染的日本统治者对其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和热情。有日本学者指出：“《贞观政要》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平安朝以来，历代天皇都十分爱读此书，辅弼之臣也锐意阐明书中要旨，就连镰仓以来的幕府也都深深信奉书中论述的道理。”

《贞观政要》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我国著名史学理论专家瞿林东说：“《贞观政要》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书，而是一部按照专题写成的政治史。”的确，这部书共十卷，分为四十篇，结构严整，条理清晰。它以《君道》《政体》开篇，事实上是全书的主旨和总纲。后面依次叙述治国的各个方面。每个专题的内容多取自唐太宗与魏徵、王珪、虞世南、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等数十位大臣讨论治国方略的对话以及名臣奏疏。

此外，从内容上看，全书虽然仅八万余字，却涵盖了君臣与民众的关系、道德修养、经济建设、法律制度、军事战略、民族关系等诸多问题，并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唐太宗贞观时期的为政举措。在政治上，唐太宗君臣汲取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以“存百姓”为施政纲领，实行仁义治国，有效调和了社会矛盾。唐太宗还特别注意纳谏，并求贤若渴，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很快就培养出一批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官僚队伍。他还拣选公正良善之人主掌刑狱，使用法宽简允当，对那些枉法的官员“必无赦免”，这样的官僚队伍成为社会安宁、政治清明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经济上，唐太宗减免赋税，不夺农时，从而使“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在文化上，唐太宗大力推崇儒学，发展科举制度，从而保障了官僚队伍的人才基础和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在社会风俗上，唐太宗厉行“先淳朴而抑浮华”，形成了风俗尚俭、衣无锦绣的良好风气。

也就是说，《贞观政要》一书比较客观而全面地总结了唐太宗贞观时代的治国经验，是唐初统治集团政治智慧的结晶。后世治国理政者十分崇仰和向往贞观之治的时局，于是他们奉此书为“治国宝典”，纷纷研读，以为镜鉴。

吴兢编这部书的目的何在？

唐太宗贞观时代，是唐朝的盛世。其后吴兢生活的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虽依然闪耀着盛世的余辉，但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已因封建社会的痼疾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有着见盛观衰之史家传统的吴兢，已于细微之处察觉到了光明后的衰退。为了使“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从而再现“贞观巍巍之化”，达到使唐朝“可久之业益彰，可大之功尤著”的目的，吴兢便将久已“成诵在心”的贞观时期“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加以总结和选编，从而完成了《贞观政要》一书。

当然，吴兢能够编纂完成《贞观政要》也并非偶然。他本人从小就励志贯通经史，踏上仕途后，历仕武周、中宗、睿宗、玄宗等朝，虽也担任过谏议大夫、地方刺史等职，但更多的时间还是以修史为主。长期的史学工作，使吴兢有机会遍览藏于秘府中的国史、奏折等资料，这是编《贞观政要》的基础。加之吴兢本人写史，一贯秉笔直书，从不徇私，有着“唐代董狐”之称，因此书中的史料，一定经过了他的多方考证，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样一部有资于治道的信史著作被后世奉为圭臬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人应从《贞观政要》中学什么？

《贞观政要》之所以历久不衰，传之弥广，主要是它能够给后世提供治国理政的思路、策略和经验。直到今天，书中所蕴含的处世之道和施政观点仍可为我们借鉴。

1.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

民心向背关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唐太宗即位之初就提出：“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以民为本，施政重点始终围绕有关民生的各种问题。他经常以宽厚爱民的政德来教育大臣，采取立法的形式限制官吏对百姓的盘剥，推行轻徭薄赋、不误农时的休养生息政策。而太宗还深知“君多欲则人苦”的道理，从自身做起厉行节俭，减少铺张浪费。今天看来，虽然唐太宗所谓“怜惜百姓”不过是让百姓服从统治，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但他能减少私欲，体恤民情，这就赢得了民心，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隋末唐初的“天下大乱”走向贞观时期的“天下大治”。

2.诚心纳谏、知错必改的胸襟

唐太宗认为，隋朝之所以会灭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隋炀帝行事不符合君道，又不听大臣的规谏。因此，他指出：君臣应该“同治乱，共安危”，君主做错了事，臣下理应进谏，以挽回损失。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关于进谏的言论和故事比比皆是。对进谏有益者，唐太宗还予以奖赏。比如，大理少卿孙伏迦劝谏皇帝勿滥用刑，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就赐给他一处价值百万的宅院，有人不解，太宗解释说：“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

接受劝谏不易，因为听的都是“逆耳忠言”，而有错必改则更不易。唐太宗在社会逐渐繁荣的情势下，开始沉湎于享乐，渐渐骄奢起来。此时，魏徵及时上了《谏太宗十思疏》，言辞恳切，指出了唐太宗的过失。太宗看后，亲自写诏书答复，不仅承认错误，还及时做了改正，从而稳定了贞观盛世的局面。

由于太宗的倡导和鼓励，贞观时期谏臣辈出，最著名者当属被称为“人镜”的魏徵，其他还有房玄龄、杜如晦、王珪等。正是大臣们的诤谏，避免和防止了施政中的许多错误。

3.德才兼备、知人善任的人才观念

人才在国家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唐太宗深刻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的道理，把人才看做是治国理政的重点。开国伊始，他便态度鲜明地宣布自己的用人准则：“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他认为官员要有良好的品德，因为“用得善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在品行端正的同时，还要有学识和才干，从而做到“德才兼备”。

此外，不计前嫌，有才必用，是唐太宗量才用人的又一特点。即位后，他对前朝的官员和原太子李建成的僚属采取宽大政策，一些有才能之人还受到了重用，著名的谏臣魏徵就是其中一例。原隋朝官员房玄龄，投靠李世民后受到信任，执掌政务达二十年，恪尽职守，成为后世良相的典范。正是唐太宗这种爱才重贤、知人善任的人才观，才使得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多士盈廷，各显其能，各尽其力，保证了唐初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推行。

4.居安思危、殷忧兢慎的从政修养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是从政者应当具备的一种忧患意识。唐太宗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上。为了巩固唐朝统治，他特定下“论隋日”，于这一天同大臣们专门讨论、总结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殷忧兢慎的忧患意识，使唐太宗为政谨慎。他曾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这一通俗又深刻的比喻，是做人处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最佳诠释。

诚心纳谏 有错必改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长孙无忌等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不得有隐，宜以次言朕过失。”

长孙无忌、唐俭等皆曰：“陛下圣化，遣致太平，以臣观之，不见其失。”

黄门侍郎刘洎对曰：“陛下拨乱创业，实功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有人上书，辞理不称者，或对面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

太宗曰：“此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选自《贞观政要·纳谏》）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待帝王，多是顺从而不敢违背，用甜言蜜语来博取帝王的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得隐瞒己见，要依次说出我的过失。”

长孙无忌、唐俭等人都说：“陛下用圣德教化，使天下太平。在我们看来，您没有什么过失。”

黄门侍郎刘洎回答说：“陛下拨乱创业，确实功高万古，正如长孙无忌等人所说那样。但不久前有人上书进谏，遇到言辞内容不合您心意的，您就不依不饶，当面追根盘问，弄得上书言事之人无不羞惭而退。这恐怕不是鼓励进谏的办法吧。”

太宗听后说：“你说的这话很对啊，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改正错误。”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几乎是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期许，即苏轼所云“人皆养子望聪明”，在儿童教育越来越被强化的今天，很多父母都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在宋代，有两位诗人却仅仅希望儿孙们“愚鲁”“无灾无难”，做一个“善士”，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