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左传》既是一部记述春秋争霸故事的优秀历史著作，也是一部具有强烈思想倾向性的杰出文学作品。而晋文公重耳无疑是作者倾注心血、着意刻画并尽力美化的一位霸王形象。单从作者对这位霸主纳谏行为的叙述这个小侧面就能看出作者的这种倾向性，不管是用直接叙述表现之，还是用间接叙述突显之。

关键词：《左传》 重耳 纳谏 直接叙写 间接叙写

《左传》既是一部记述春秋争霸故事的优秀历史著作， 也是一部具有强烈思想倾向性的杰出文学作品。而晋文公重耳无疑是作者倾注心血、着意刻画并且尽力美化的一位霸王形象。晋文公在周天子衰微、社会剧烈动荡之时，而自己又被迫流亡十九年的情况下发奋图强，最终开创了晋国的繁荣局面，击败楚国，稳定了中原诸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者把他刻画得近乎完美，单从作者对这位霸主纳谏行为的叙写这个小侧面就能看出作者的这种倾向性，不管是用直接叙述表现之，还是用间接叙述突显之。

一、直接叙写——纳与不纳皆出于礼义信

不管是在重耳流亡还是晋文公称霸的过程中，关于谏与纳谏的叙述有很多次，对于谏言，重耳有的接受了，有的拒绝了，但不管是纳还是不纳，作者都交代清楚了前因后果，把晋文公刻画成了一个知错能改、乐于纳谏、爱惜民众 、取信于民 、礼让在先 、重诺诚信的君主形象。

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宴请重耳。重耳教乐工奏《河水》以示对秦穆公的尊敬，秦穆公命人奏了《六月》作为回谢。同去的随从赵衰直接命令：“重耳拜赐。”而公子可能还没搞清楚赵衰的用意，就直接“降，拜，稽首”，简直是“言听计从”。后来赵衰才解释：“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意思是说：君主用辅佐天子的诗来命令重耳，重耳岂有不拜的道理？

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得以重回晋地掌握军队，吕甥、卻芮等人害怕受到重耳惩罚，准备焚烧公宫并杀死重耳。这时候当初在蒲城之战中砍掉重耳一只袖子的寺人披求见，但重耳拒绝。寺人披毫无惧色地反讽：“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意思是：我以为您回国为君，应该懂得为君之道；如果现在还不懂，那离灾难又不远了。接着寺人披就说明了自己当初不遗余力地追杀重耳是自己忠心的表现；又举出了齐桓公不计射钩之仇而重用管仲的例子要重耳学习；同时指出，如果重耳没有齐桓公的度量，那我寺人披还是走远点，并且走远的人何止我寺人披一个呢？一番谏言理直气壮，纳谏之人从善如流。后来寺人披就把吕甥作乱之事告知了重耳，重耳的胸怀拯救了自己的性命。

对于晋文公纳谏最集中的叙述是在“僖公二十七年”。先轸、狐偃谏说解救宋国，理由一为报答，二为在诸侯中取得威望，奠定霸业；赵衰推荐郤穀为中军元帅人选，理由是郤穀熟读《诗》《书》，明晓德与义；后来，子犯、狐偃谏说要让百姓懂得道义、信用、礼义，听从指挥、明辨是非、服从命令而不疑惑，然后才使用他们作战。对于这些，晋文公全部一一听从执行，结果是“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原因只在于“文之教也”，就是说，晋国能够成就霸业，这都是文公的教化所致啊，也就是文公纳谏的好结果。

晋文公善于纳谏，但并不等同于对所有的谏言都接纳，纳与不纳都有他自己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就是礼义信，不礼不义不信之言坚决不纳。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骊姬之乱中，重耳被陷害逃至蒲城，晋献公派人攻城，重耳不听蒲城将士迎战的要求而拒战，在《左传》中有两次提到了这一事件。

（1）及难，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仇也。”逾垣而走。披斩其祛，遂出奔翟。（《左传·僖公五年》）

（2）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在此，作者显然在短短的文字中寄放了对重耳极大的敬意，“蒲城人欲战”显然是用来衬托重耳的深得人心，而重耳选择逃亡而不选择战斗的理由是：一，不做不忠不孝之事，我是靠了国君的命令才有了养生的禄邑；二，不做不信不义之事，我有百姓的拥护才有今天，不能因为我个人而让百姓陷入战争之中；三，百姓的拥戴也是君主的赐予，我用百姓的拥戴对抗君主的命令，罪过就更大了。最后他选择了逃亡而让百姓免于因他而起的战火。

晋文公是如此重情重意重礼重义的一代霸王，但重耳毕竟是血肉之躯，有他的喜怒哀乐，也会有做错的时候，那么作者又是如何来表现这一点的呢？

（3）文公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稽首，受而载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公子怒，欲鞭之”这是极不合乎“礼”的行为，但作者先给重耳铺设了一个大背景，“文公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再设置一个小背景“野人与之块”，在受到“无礼”待遇、饥寒交迫之下，一个乡下人再给他一块泥土让他填饥，公子“怒”完全就是“发乎情”之举了，再在子犯“天赐也”的劝谏之下以“稽首”“止乎礼”告终，重耳就是一个从善如流、知错就改、不违天命、依礼而行的坦荡君子了。

二、间接叙述——在与其他人对比中显优劣

对晋文公纳谏的间接叙写首先表现在与其他霸主的对比之中。在晋文公、齐桓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这春秋五霸中，除了宋襄公实际上没有成为诸侯霸主外，其他人的在位时间都比晋文公长，晋文公即位时已经62岁，而且在位时间也就短短九年，但晋文公却成为作者重点刻画的对象，并且作者不吝褒扬之词，在客观之中总带主观褒扬，几乎不带暇疵，而相比之下，其他人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在这些不足之中，更显晋文公之完美。比如在著名的“烛之武退秦师”故事中，秦穆公纳了烛之武之言，为了一己之利益，单方与郑结盟，私自退出了秦晋联盟，违背了信义。但晋文公却拒绝了子犯“请击之”的建议，并申明大义：“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困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僖公三十年）在这样的对比中，晋文公知恩图报、仁义明智的形象就突显得更为高大。

其次，这种间接叙写也表现在与重耳的兄弟的对比之中。司马迁《史记》说：“献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贤行。”但就是申生、夷吾这两个跟重耳具有可比性的“贤人”，也被作者当成了彰显重耳的“反面教材”。申生是重耳的兄长，本为太子，很有仁孝之义，他在骊姬的陷害之后有人劝谏“子辞，君必辩焉”，而申生说出了那番著名的仁孝之语：“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僖公五年）对方都是陷害他、追杀他的仇人了，他还迂腐地为对方辩护，替对方着想。别人又劝他逃亡，他又说：“国君还没查清我的罪过，背负着弑君的罪名出逃，谁会收留我呢？”本也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形势下，一个只会用死来表明自己清白的太子，多少显得懦弱无能，一个连自卫勇气都没有的人，日后也决不会成就霸业的。相比之下，重耳同样也没有选择抵抗君主，但他明智地选择了保存自己。

夷吾是跟重耳一起被陷害、一起逃亡的公子，后来夷吾成了惠公，但也是作者有意拿来与文公重耳作对比的一个参照。同样逃亡，同样受到各种恩施，晋文公选择知恩图报，但晋惠公往往是过河拆桥。比如惠公对于扶他上台的里克，先是许以好处，加以利用，当上国君后却立即逼里克自尽；他归晋国时曾答应穆姬善待贾姬，并接纳诸公子返晋，可回国后立即与贾姬私通，也不接纳众公子回国，甚至追杀重耳；他背信弃义“朝济而夕设版焉”，成为烛之武退秦师的直接证据。最有名的拒谏例子是，惠公遇灾接受秦国赈救，但秦遇灾时，他却忘恩负义颗粒不借，庆郑指出惠公“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弃信，背邻，患孰恤之？”“背施、幸灾，民所弃也。”，也即惠公失德将失车，有难时别人不会来帮助你，百姓也会抛弃你，如此地竭力劝谏、申明利害，结果是惠公“弗听”。惠公的这些行为无信无义，当然会遭到人民的遗弃。而晋公子重耳重信贵义、受恩必报以及重赏功臣、礼遇谏臣都是有意与夷吾的食言、拒谏行为作对比的。《左传》写晋文公重耳即位前，“天不靖晋国”“晋侯无亲，外内恶之”，这不能不说是有惠公的“功劳”的。而重耳即位后即平定了王子带之乱，扶助周襄王归还王城，四年就迎来了城濮之战大捷，会盟诸侯及周天子，建立了霸业。

作者如此美化晋文公重耳，究其原因，在作者心目中，晋文公是春秋诸霸中最爱惜人民、讲究仁德 、文治武功兼而有之的一位霸主。他深明大义，不违天、不违君臣父子之礼，明智大度，在纳谏过程中更懂得“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直接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及为君之道，治国平天下者必须道德过硬、志向远大，忠于职守、以民为主、讨伐无义无道。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先秦谏言文学研究”[编号：2015SJD38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246.

[2]段爱萍.春秋霸主重耳形象探析[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郭惠芬 江苏无锡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14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