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丽丽 达尔问环境研究所理事

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然之友

窦丽丽 达尔问环境研究所理事

自然之友是中国无车日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每年都组织多次骑行活动，倡导低碳出行。

提到中国环保民间事业的发展，甚至是整个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自然之友是必然会被“点名”的。作为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环保民间组织之一，自然之友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每一次重大的环境事件中。从早期的滇金丝猴、藏羚羊等物种保护行动，到圆明园防渗工程行动、呼吁首钢搬迁，再到云南铬渣污染公益诉讼，这些行动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从1994年正式注册成立至今，自然之友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这20年里，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国人的环保意识从零开始不断提升，各地公众自发的环境保护行动不断涌现。这20年里，自然之友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呢？

自然之友新任总干事张伯驹把自然之友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1994年 ～1999年、2000年 ～2004年、2005年至今。在每一个阶段，自然之友在环保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产生的影响力都有所不同。

在第一阶段，自然之友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启蒙，这种启蒙作用既包括意识层面，也包括行动层面。自然之友成立以后，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包括演讲、接受采访等；同时通过保护滇金丝猴、藏羚羊等行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1994年～1999年2000年～2004年2005年至今环保不仅仅要有意识，也需要有行动。这些行动也让环境保护走进了更多公众和决策者的视野。

从第二阶段开始，自然之友在环境教育方面的投入明显增多，并逐渐成为环境教育的引领者。1997年~1999年期间，自然之友组织教师团队赴德国考察，学习德国的环境教育理念，了解德国中小学的环境教育情况。这一批赴德国考察的教师在回国以后成为第一批环境教育的骨干力量，至今仍活跃在环境教育领域。自然之友也研发和引进了一系列的环境教育课程和活动，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在那段时间，自然之友还启动了羚羊车流动教学、绿色希望行动、美境行动等环境教育项目，很多在校教师因此而接触到环境教育理念并在学校进行推广。环境教育也成为众多民间环保组织开展工作的一项重要手段。

2004年以后，自然之友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时，也开始了机构自身的变革。2004年6月，自然之友面向全国公开招募总干事，这意味着这个机构想要摆脱领袖的个人影响力，开始寻求制度化、专业化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机构过于依赖个人的影响力，是很多民间环保组织共同面临的问题，自然之友的变革也是民间环保组织的第一次尝试，希望能给整个民间环保行业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推动行业的长远发展。

致力于推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推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不断改进。

自然之友的机构变革并非一帆风顺，总干事的频繁更迭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第一任总干事薛野在自然之友待了22个月，随后由代理总干事李君晖和副总干事刘勇主持日常工作。2008年初，在副总干事刘勇辞职后，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梁晓燕暂时出任总干事一职，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同时，梁晓燕带领自然之友进一步深化变革，用半年的时间开展了自然之友的第一次战略规划，调整并确立了自然之友的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让自然之友明确了发展方向。2009年初，李波出任自然之友总干事，任期3年。2012年初，李波期满离职，梁晓燕再次暂时接任总干事，直到2013年8月新任总干事张伯驹走马上任。

从2004年自然之友的机构变革启动，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在进行制度化建设的同时，机构业务也在不断调整，以便能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

2005年，自然之友成立调研部，并启动了《中国环境绿皮书》项目，以民间的视角来记录和思考中国的环保行动。自然之友也致力于推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推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不断改进。通过一系列法律方面的行动，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公益诉讼等，探索民间环保组织通过法律途径推动环境保护的可能性。

同时，自然之友也努力在一些重要的环保议题上起到推动作用，比如垃圾议题、重金属议题等。除了开展自身工作外，还努力推动环保组织的合作进程，2011年底成立的“零废弃联盟”，以及正在成形的重金属污染网络都极大调动了环保组织间的相互协作。

很多人都知道，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和王力雄都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且凭借梁从诫先生的个人影响力，自然之友获得了第一个合法身份——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但是，这一切都改变不了自然之友是个纯草根组织的事实。

1994年自然之友成立之初，就背负着没经验、少资金两大包袱。与生俱来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穷，第二个特点是没经验。该怎么运作一个环保民间组织，大家都得摸着石头过河。梁从诫先生在1999年“自然之友的五年工作回顾”中提到：“自然之友的早期形态更接近于一个俱乐部，管理者主要考虑的只是如何为大家组织一些受欢迎的集体活动，一些项目也是临时‘撞上’的，缺乏长远的项目规划意识。”这其实也是绝大多数环保民间组织在发展初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2007年11月～2008年5月所开展的战略规划中，自然之友意识到，随着《环境影响评价法》、《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实施条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政策性的支持，政府也表达了对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正面态度。同时，随着公民意识的不断普及，更多人开始形成了保护环境权益、健康权益的意识，相关的行动也呈增加之势，这些都是自然之友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在这次战略规划后，自然之友将机构使命确立为：“建设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让环境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成自觉的行动”。

张伯驹说，自然之友做的是“人”的工作，是通过推动公众环境意识、行动意愿的提升，让更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从而带来环境的切实改变。这是自然之友从创立至今贯穿始终的核心，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这条主线来开展。

自然之友在推动公众参与方面相较于其他环保组织有很大优势。自然之友是一个会员制的机构，成立至今累计发展了1万多名会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0个会员小组，在北京地区成立了3个主题小组。京外会员小组大部分已经独立注册，在当地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张伯驹说，会员是自然之友的宝贵财富，他会努力在自然之友的各项工作中搭建平台，让更多的会员和公众能参与进来。这种参与不是简单地联署公开信、呼吁书，不是转发一条微博，而是在当地开展有针对性的行动。张伯驹说，自然之友将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发现、培育和支持绿色公民，推动他们的自组织行动，这是自然之友将来要努力的方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然之友都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近几年才弄清楚，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的成立比自然之友还要早一些。不管怎样，顶着“全国第一”的头衔走过了这么多年，自然之友得到了很多肯定，也遭遇了不少的质疑。比如，在圆明园听证会之后，自然之友的活跃度大幅下降，有公众反映几乎不了解自然之友在做什么。也有公众质疑自然之友不接地气，没有回应社会的期望。

需要融入到社会脉络中，让更多的会员、公众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开展行动，产生影响力，推动变化。

在自然之友成立15周年的时候，自然之友创始人之一的梁晓燕曾表示：“回顾历史，自然之友每隔几年就有一两个标志性事件做出来，正是这些事件让人们记住自然之友是什么。 比如，很多人对自然之友的认识都停留在2005年的“圆明园防渗膜”事件，此后虽然我们也持续做了很多工作，但给外界印象都不深。可见对于一个面对公众的环保组织来说，选择标志性的环境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当年刚刚上任的总干事李波则认为，自然之友要有意识地应对一些重大环境议题，并且根据现实的发展对项目进行修正，以便更好地回应变化中的社会需求。

现在，自然之友的主要工作包括：垃圾减量与善治，低碳家庭和社区建设，环境教育，环境法律及政策倡导，会员支持。不难看出，这些工作内容既包含了环境议题，也包含了推动环境问题解决的方法。自然之友希望在议题上能做得专业、深入、透彻，也希望在推动环境保护的方法上能有更多的尝试和探索，并积累出可以推广的经验。

自然之友现在拥有一支20人左右的工作团队，其中不乏专业人士。但是，这支20人的团队不可能去关注所有的环境问题，不可能去回应所有的社会期待，它必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自然之友成立15周年的时候，第一任总干事薛野曾表示：“‘回应社会期望’的问题，实际上是响应能力的问题。面对种种期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谁，能干什么。要细分需要响应的对象，要理智地去担当一些责任。这样到最后，大家不会期望你做你做不到的事情。这其中，‘有效的传达’很重要，让大家知道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里需要一个平衡，在你回应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做，那件我不能做’的同时，你得有一项必须做的事情让人非常振奋，无论如何一定要做到。如果没有后者，这个气就提不起来。”

张伯驹则认为，在重大的环境事件上发生和采取行动，固然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公众能通过这些事件看到自然之友这个机构，但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融入到社会脉络中，让更多的会员、公众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开展行动，产生影响力，推动变化。“我特别希望看到，‘自然之友’成为一个个人、一个个群体，他们代表自然之友的精神，为自然之友的使命付诸行动，他们就是‘自然之友’。我希望在很多人的价值观里就有自然之友，希望自然之友的使命、愿景能融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坚持和努力。这些工作不会轰轰烈烈，但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张伯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