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

记者：你对女儿的性教育是怎么样完成的？

潘绥铭：没有特别，就是早早把书买到家里，性方面的书。我这个不可复制性就在于我家里书全是性的书，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教育。她从识字开始就看，看懂看不懂反正她看，她想看随时都有。我给所有人的建议就是这条，家里买上一两本书，别专门买什么儿童性教育，没必要。只要跟性有关系的，通俗一点的，你就买一本，爱搁哪儿搁哪儿，小孩好奇心强，他很快就翻来看了。你要说哎呀那个书的质量，你放心好了，中国有个审查制度，偏离主流的出版不了，只要国家卖的书你就买吧，肯定是主流价值观的。

记者：你也没跟她主动谈过吗？

潘绥铭：到了初中时候问过。她早就想过这种问题了，只是不跟你家长谈而已。

记者：为什么不谈？

潘绥铭：代沟，很简单。

记者：你是专家啊。

潘绥铭：做研究和亲自做是两回事，如果你研究性就得做性，那你研究杀人你还得杀人吗？这是两回事。咱只能过日常生活，不可能过别的生活。

记者：她对你研究的这些是什么态度？

潘绥铭：特别小的时候她跟小孩说过，说我爸爸是研究性的，我听见了。但那是因为她不懂，小孩也不懂。初中左右大家能听懂的时候她就不说了，等她上了大学，大家都能理解的时候她就又说了。大学以后就不避讳了，中学的时候有点避讳。

记者：是你避讳还是她避讳？

潘绥铭：她避讳，我没法避讳，我怎么避讳，我做的就是这个。

记者：比如说我想研究一下毛片，我是不是应该当着她的面看这个呢？

潘绥铭：不会的。

记者：避免了这种局面这就是避讳。

潘绥铭：她初三就跟我出去做过社会调查，高三的暑假还跟我们去过红灯区，还帮我们做了几个访谈。但那时她太小了，质量不行所以我没用到。我们有一本书还写了她的名字呢。她比较活跃，会跟人打交道，人家看她小，也不戒备。但中国这种家庭关系之下，子女一定不会继承父业，几乎都这样。她第一不想研究性，第二不想做学问，第三不想当老师，因为外人眼里看到的都是光环，亲人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缺点。

记者：裸聊，算做爱吗？

潘绥铭：没身体接触还叫不叫性？甚至将来的脑电波交换，连生殖器都不涉及了，那可真的是质变。现在不管你怎么解释，离不开身体吧，离不开生殖器吧，如果脱离开呢？这才是真正的危险。那个东西一旦推广，速度会比过去快，过去用100年，以后可能用10年，甚至一年，传统结构不可能变得这么快，婚姻不可能变得这么快，爱情也不可能，那你对大多数人就是冲击。迅速适应的人一定是少数。

记者：我突然想到，对于性我们到底是把它当成一个目的，还是只是手段。

潘绥铭：这个也是80年代就讨论过的，但没那么深入，应该是说你具体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中国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有答案的。

记者：以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在消费性。

潘绥铭：它本身就变成目标了。

记者：消费性的目标是为了快感。那么吸毒获得的快感比性要高出千百倍。

潘绥铭：没错。

记者：如果毒品泛滥，大家可以用很少的成本获得毒品，对做爱这事根本提不起兴趣来。

潘绥铭：乐观派从来都是这么看问题，这就是必要代价。然后人就变了，人就变成另一种不需要性的人了，他们就这么认为。悲观派往往说这不行，就是这么两个基本思想。

记者：所以你是悲观派？

潘绥铭：不，我根本上来说是乐观派，乐观派你才可能宽容。

记者：但你老是用“糟糕”这个词。

潘绥铭：这是社会学的训练，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一说问题就往往是负面的，问题本身就带有负面含义，这也是社会学带来的。历史学可不这么看问题。

记者：人们说现在网上的段子你知道的很多。

潘绥铭：我是专门看黄段子，或者是笑话段子，其实就是为了尽量别落后。

记者：大概是20年代苏联有人提出过杯水主义。你觉得这个东西会实现吗？以后会不会跟某人做爱就跟请吃个饭一样。

潘绥铭：局部的，在欧洲特定情况下特定人都已经实现了。去意义化，这个事已经没那么多意义了。

记者：吃饭也是有意义的呀。

潘绥铭：对，它也可以去意义化。快餐就抓住这点了，你说好吃吗？真说不上。营养？你说什么麦当劳都是垃圾食品，它畅销，就是去意义化。商业成功都是这个，像什么4G、3G，我现在都没明白2G跟4G有什么区别，你甭考虑这个。哪天人都不谈性了，这才是理想状态，它没那么多值得谈的，也没那么多值得去考虑的，它就是很平常的事，最低限度跟吃饭一样，吃饭你也得考虑吧，不是说真的什么都不考虑，但你考虑很有限，什么样的饭馆，什么样的菜价，没什么再伟大的意义、再高的价值。性将来也是，总得挑人吧，合适不合适，也就这么点考虑，什么家庭、社会那都没了。（摘自《南方人物周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