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 董震 秦龙 何佳旭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已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海洋在一国发展过程中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自古以来，海洋为我们提供着额外的食物来源，并为我们带来贸易、交往和财富。在全球化背景下，海洋也构成了“蓝色国土”的战略纵深，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争夺焦点。今天，当我们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并回顾那些传统海洋强国的发家史作为参考和佐证时，我们经常会举出英国作为典型案例。的确，作为偏居西欧一隅的岛国，除了三面临海，英国并不具有特别傲人的先天地理优势，然而在十六到十七世纪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人逐渐孕育和萌发出自己的强国梦，并依靠海洋赚得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为其后“日不落帝国”的格局打下坚实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逐渐形成一种亲海重商、勇于开拓的独特气质，但这种精神传统最早却是由一群海上的不法之徒，即所谓的“私掠海盗”开启的。要理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海洋精神的扩张本性，有必要先对英国私掠海盗的兴衰历史作一考察。私掠海盗们在海上无所畏惧，对财富充满渴望，这种性格是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英国的海上霸业，也为大航海时代后期海盗横行的乱局埋下了种子。

一、私掠海盗：对抗强权的利剑

私掠海盗（Privateer），又称武装民船，是指在获得国家授权许可的前提下，以个人名义从事攻击、追捕、劫掠他国船只活动的海上人员。一国的私掠海盗往往被另一国认定为一般的非法海盗，但其所属国一般对这种“私人”的劫掠活动装聋作哑，甚至达到纵容和怂恿的地步。在大航海时代早期，西欧各国普遍利用私掠海盗来打击竞争对手，顺便充实自己的腰包，但海盗终归是海盗，依然充满了贬义，从本质上来说跟“地痞”、“流氓”、“恶棍”没什么两样。唯独在英国，私掠海盗们可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登堂入室、结交显贵，作为英雄受到民众的景仰。正因于此，英国的私掠海盗有时也被称作“皇家海盗”或是“绅士海盗”。那么，区区海盗为何能获得如此青睐呢？这可能要从当时英国面临的外部挑战说起。

我们在回首大航海时代早期，即十六到十七世纪英国走过的发展历程时，常容易“倒因为果”，将英国的海上称霸视作一种目的性的必然。但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世界近代史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的英国人未必一开始就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因为当时在海上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并非英国，而是西班牙，在经济、政治、宗教、军事等各方面，后者都拥有英国所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首先，是西班牙资助哥伦布向西行进，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哥伦布虽然对地球大小估计错误，却“误打误撞”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班牙基本独占了对于美洲的开发和征服，从对美洲原住民的劫掠到殖民地的建立，再到咖啡、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银矿的开采，西班牙从新大陆获取了大笔财富，并藉此建造船只，扩充军备，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其次，西班牙的建立由联姻而来，在成功驱逐了阿拉伯人之后，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女王结为夫妻，其治下的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联合成为西班牙王国，统治根基较为稳固。再次，从建国那一天开始，西班牙就一直是纯正的天主教国家，且在各种事务上都能得到教皇的大力支持，最后，在美洲大量财富的支持下，西班牙在大航海时代早期维持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对法国、尼德兰、意大利、奥斯曼都挑起过战端，尤其是在勒班陀海战中，西班牙作为基督教联军的主力，大破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其实力可见一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大航海时代早期的西班牙在国际事务上显得强势且活跃，再加上其他国家大多尚未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将这时的西班牙称作“海上霸主”应该是不过分的。

反观此时的英国，经济方面，产业革命尚未发生，英国国内并没有足以支撑其经济的支柱产业，不仅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甚至还常常由于政治联姻而被迫为西班牙的扩军买单，仅在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前一年，英格兰就为西班牙海军的军费投入了超过100万英镑（约合今天的4亿美元）。政治方面，直到今天，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和民族认同，虽然形式上同属一治下，背后却总是存在分歧。宗教方面，英国国内一直存在新教与天主教的分裂。尤其是在1533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以后，英国北部的农民和领主们希望重回教会的怀抱，而南部地区以商人为主要群体的新教徒们要求继续推进宗教改革，拒绝再接受天主教在赋税上的束缚和盘剥，双方理念上的冲突致使英国内耗严重。军事方面，而直到十六世纪中期为止，英格兰都没有形成有足够制海能力的海军。1559年的《海洋事业报告》显示，英格兰当时可资依靠的战舰只有34艘，到了1565年，可航行的大船更是减少到17艘。在这样悬殊的实力对比下，西班牙对英国国内事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甚至毫不掩饰兼并或“接手”英国的野心，而英国人自保尚且存在很大难度，就更不用提成为“海上霸主”了。

改变英国人的弱势格局，并带领英国走向崛起的是“海盗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这位君主深切地认识到，英国要想走出困境，首先必须走向海洋。而在当时一无钱二无人三无船的局面下，英国要想走向海洋而又不触怒西班牙，引发全面战争，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女王选择了支持私掠海盗，将这群亡命之徒打造成自己对抗西班牙强权的利剑。

二、伊丽莎白一世对于私掠海盗的扶植

伊丽莎白一世出生于1533年9月7日，是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她于1558至1603年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信奉新教，终身未婚，因而也被称为“童贞女王”。这位女王甫一登基就面临着内忧外患，不仅要应对强敌西班牙，还要时时提防苏格兰的“板凳女王”玛丽，以及宣布伊丽莎白一世统治非法的罗马教廷。面对这些挑战，女王的首要任务有三：一是稳固统治，二是充实国库，三是削弱西班牙。为了稳固统治，女王必须和她的主要支持者，即信奉新教的工商业人士站在一起，这意味着充实国库不能擅增国内税率。因此，要充实国库，女王必须在勤俭治国的同时努力寻找外来的财源。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崛起最主要就是得益于对美洲的征服、控制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女王很自然地选择了支持私掠海盗对西班牙航船进行劫掠，来达成充实国库和削弱西班牙的双重目的。她通过谈判、搪塞甚至欺骗，竭尽所能与西班牙展开双重斡旋：一方面，在实力提升之前，尽量将海盗的劫掠行为控制在民间层面，避免引发国家冲突；另一方面，秘密参股或是怂恿私掠海盗出海劫掠，从中获利，并积极发展海军。

在女王的默认和纵容下，英国私掠海盗的活动不断升级，逐渐从隐秘走向公开，从零星冲突到常态化劫掠。1562年，奴隶贩子兼海盗威廉.霍金斯出航西非，捕获黑奴后运往美洲种植园作苦力，开启了后来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获利颇丰。获悉此事后，女王的第一反应是将自己的“吕贝克的耶稣号”折价编入霍金斯的船队，入股其奴隶生意以待分红。这个时候，英国并不想挑战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英国人所要求的仅是在美洲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根据《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西班牙人仍然声称他们的海域受到侵犯，但英国人佯装不知，就连女王都声称这种航行“除了表示友好之外并没有恶意”。

真正的转折点在1571年，这一年，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正式开始了“拨弄西班牙国王胡子”的劫掠行动。经过长期的侦察和准备之后，弗朗西斯.德雷克在加勒比地区对西班牙殖民地和商船进行了大规模劫掠，掠夺了6.6万英镑（合今2322万美元）的财富。事后，巴拿马的官员们写信给西班牙国王，称德雷克“完全占据了迪奥斯港、卡塔赫纳、托卢、圣玛尔塔和维拉角的整个海岸线，以至于现在没有船敢从圣多明各那边开过来了，位于上风处的小岛和美洲大陆之间的商业和贸易也在日见萎缩。”这次劫掠意味着西班牙在美洲不再高枕无忧，而一年以后，德雷克再次回到加勒比地区，与法国海盗合作，在巴拿马劫掠了西班牙运送金银的陆上骡队。当1573年8月9日，德雷克率船队顺利返航时，他已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在背后提供资金支持和外交斡旋的，依然是伊丽莎白一世。

德雷克的胜利让英国人意识到，西班牙并非不可战胜，而英国也有资格在海洋事务中分一杯羹。随着英国海上实力的增强，女王对私掠海盗的支持趋于公开，在女王的关照下，霍金斯竟能封爵进入英国国会，并在海军中担任要职。这位“绅士”海盗将海上劫掠的理念融入海军，引入了船舷炮位和一字形船列，将英国皇家海军改造成一支速度更快，射程更远，火力更强的舰队。女王也不再掩饰自己对德雷克的支持，她赞赏地将德雷克称为自己对抗西班牙强权的武器库中“最锋利的一把宝剑”，这位西班牙人眼中的“海上魔王”在其海盗生涯中从西班牙手中劫掠了约合今天三到四亿美元的巨额财富，仅1581年的劫掠所得就超过了当年整个英国一年的开销。当德雷克的“金鹿”号经过环球航行后驶入德特福德码头时，女王亲自走上船舷迎接这位海盗，并用佩剑封他为爵士。七年以后，同样是这位海盗率领海军战舰、武装民船和志愿加入的民用船只混成的“杂牌军”，击败了来犯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终结了西班牙海上不灭的神话。这是西班牙走向衰落的开始，也吹响了英国海上崛起的号角。

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一世溘然长逝，留在她身后的是一个崛起中的英国。在王的支持下，英国对于私掠海盗的重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私掠海盗为英国带来的巨额财富在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当中，成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英国人也因私掠海盗的胜利，萌生了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勇于投身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实践当中。正因于此，人们才会将伊丽莎白一世称为“海盗女王”，没有这位女王，就没有十六到十七世纪私掠海盗的繁荣，英国也就不会拥有亲海重商的海洋精神氛围。

三、双刃剑的另一面

在大航海时代早期，私掠海盗的兴起为英国的海上崛起推波助澜，产生了不可取代的影响，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英国在利用私掠海盗成功削弱西班牙的同时，也在海上种下了骚乱的种子。在英西对峙的前期，英国因为国力较弱，对私掠海盗多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一般是发放或售卖许可证，在其劫掠归来的时候通过股东形式进行利润分成。然而，这些所谓的“私掠者”出海后就再不用受到什么监管，人们声称自己要打击国家的敌人，出海后做了什么却无人知晓。到了十七世纪末，私掠许可证在海上大肆泛滥，随着美洲殖民地的建立，那些没证的私掠者也可以通过殖民地的“熟人”拿到许可，作为必要时的保命金牌。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很多私掠者在利益或业绩的驱使下饥不择食，不吝于劫掠能找到的任何一艘船下手的对象，甚至直接由私掠海盗转化为非法海盗。英国人亲海重商、勇于开拓、不愿安于现状的海洋精神开始异化，其扩张本性的消极影响开始凸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基德船长案。基德本是英国人，他在1695年12月获得一份私掠许可证，并获得当时诸多社会名流的入股投资，希望能走上一条通往名望和财富的冒险之路。然而，私掠活动进行的并不顺利，在其后的一年半中，基德都没能获得足够的财富，他转而到印度洋寻找机会，却在船员的胁迫下掠夺了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并因此被通缉成海盗。当他转而向纽约的名流求助时，却被举报并投入监狱，于1701年5月23日被处绞刑。

进入十八世纪，英西法荷等海上强国不约而同地收紧了私掠许可证的颁布，再加上国际局势渐趋安定，各国不再需要大量的私掠海盗从事海上劫掠。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私掠船的水手乃至船长面临失业，他们所可供糊口的就只有自己的航海和劫掠技能，很多人因此落草，干上了海盗这份刀尖饮血的行当。与此同时，在商船和军舰上，许多不堪忍受恶劣待遇的水手发起群体暴动来夺船当海盗；在北美的殖民地，遭受宗教迫害的“异教徒”和逃离种植园的黑人奴隶也投入到海盗的队伍中来。以上种种因素促使十八世纪前三十年内，加勒比地区的海盗活动呈现出短暂的爆发式繁荣，这个时期也被称作“海盗的黄金时代”。

“海盗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英国接替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掌控新旧大陆间远洋航路的时代，英国人在崛起初期培养出的私掠海盗传统这时已演变成猖獗的非法海盗祸患，开始威胁到英国人自己的海上贸易。英国人耗费了20多年才将非法海盗清理干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归根结底，后期非法海盗猖獗活动的根源还是来自于西方海洋精神外向扩张、以侵略谋发展的本性。今天我们探讨中华民族海洋精神的建构与培育，在借鉴西方发展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应将这种侵略性融入自身的精神内核中。从这一点上讲，英国私掠海盗传统的兴衰也许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提醒。

1. (美) 杜兰特著. 台湾幼狮文化译. 世界文明史: 理性开始的时代[M].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2. (美) 苏珊. 罗纳德著. 张万伟 张文亭译. 海盗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与大英帝国的崛起[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3. (英) 安格斯. 康斯塔姆著. 杨宇杰等译. 世界海盗全史[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