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轩辞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出版于1766年的《拉奥孔》和不少18世纪的著作一样，有着很长的副标题。①全书的完整标题是:“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它们在题材和摹仿方式上都有区别。’——普鲁塔克/兼论《古代艺术史》的若干观点”。［1］关于莱辛《拉奥孔》书名的解释可参见张辉， “画与诗的界限，两个希腊的界限:莱辛《拉奥孔》题解”，《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二期，第156-166页。莱辛把自己的论题、对古人的征引和与时人的商榷同时放在了这个长长的标题里。作为第一副标题的“论画与诗的界限”看起来比“拉奥孔”更像一个美学著作的题目。画与诗之间的对比是一个古老的话题。②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中提到绘画与诗歌在功能上的区别是老生常谈，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2］(P35)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常把用颜色和图像来摹仿的画与用声音 (包括语言和音乐)来摹仿的诗放在一起比较。③参见柏拉图《理想国》373b、377e、596c及以下;亚里士多德《诗学》1447a18。在古代，作画与作诗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同时受到人们的重视。［1］(前言P2)

莱辛时期的艺术批评家们却似乎只记住了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的名言:“画为无声之诗，诗乃有声之画”，只从诗与画的一致性出发评判作品的优劣。［1］(P2-3)《古代艺术史》的作者温克尔曼认为，希腊绘画和雕塑具有“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1］(P1)④温克尔曼的这一观点见于他的《论希腊绘画和雕刻作品的摹仿》(1755)。莱辛对画与诗的界限的讨论集中在第一章至二十五章，所引的温克尔曼的观点和论述主要依据《论希腊绘画和雕刻作品的摹仿》一书。温克尔曼的《古代造型艺术史》(简称为《古代艺术史》)出版后 (1764年)，莱辛中断了对诗画界限的阐述，转而讨论拉奥孔雕像群的年代问题。他把造型艺术的规律应用到对诗作的评价中，表现出对诗人的不满。莱辛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温克尔曼的古典艺术理想适用于描绘空间中并列事物的画，而不适用于描绘持续动作的诗。莱辛写作《拉奥孔》的目的便是要批评那种把诗塞进画的狭窄范围里的做法。［1］(前言P3)

生活在德国启蒙时代的莱辛自幼受到很好的古典语文教育，①莱辛在拉丁学校毕业之后，进入迈森的圣阿芙拉公爵学校，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宗教、哲学等学科。“迈森优秀的公爵学校把当时几乎还是孩子的他培养成一个能独立精读古人著作、对诗歌产生同感的语文学者。”［3］(P25)熟读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在与同代人的论争中，莱辛往往站在古人的一边，偏爱使用古典资源作为自己的论据。他的这一特点在《拉奥孔》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不仅在前言里指出，古人在讨论画与诗的问题时，表现出近代人所缺乏的节制和严谨，而且，把这种对古代的推崇直接通过标题的形式传达给读者。在《拉奥孔》的多行标题里，以希腊原文的方式引用的普鲁塔克话语作为对“画与诗的界限”的进一步解释，放在了现代作者 (温克尔曼)的书名之前。这样的引述蕴含了什么样的问题意识?我们不妨联系普鲁塔克的著述，对这个多行标题中所征引的普鲁塔克引文作一个解读。

一、古今交汇中的莱辛与普鲁塔克

《拉奥孔》的副标题由三个部分组成。引文部分，即“它们在题材和摹仿方式上都有区别。——普鲁塔克”被安排在了中间位置。处于德语标题包围中的希腊语引文，在这里显得特别醒目。“普鲁塔克”这一人名更是标题中唯一出现的作者名字。虽然，现在罕见的多行标题在当时较为普遍，但标题中以这样的方式加入引文还是耐人寻味的。考察莱辛对普鲁塔克的引用，对于理解《拉奥孔》中关于画与诗的界限的讨论无疑会有帮助。不过，莱辛使用引文的目的似乎不仅仅是为了解释画与诗之间的差别这么简单，或者说，他对画与诗的差别的讨论不单纯是出于探究艺术作品之自身规律的兴趣。

作为启蒙时代的哲人，莱辛对古代资源的引用往往与更为深切的现实关怀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考察标题中的引文用意的时候，古代智慧的现代意义问题虽然不直接成为我们讨论的主题，却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个重要背景。对于古今关系问题的思考要求我们经历从现代出发向古代追溯，然后立足古代反观现代的一个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世界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背景和问题指向。如果缺乏当代关怀，对古代的研究容易变为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没有生命力。同时，对古代世界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是这个过程中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部分。没有对古代的正确认识，就不仅会使人们对现代的考察缺乏根基，而且也会丧失可以用来反思现代的宝贵资源。站在古今交汇点上的莱辛为我们处理古今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典范。他对古代和现代同样重视，是一位“以古代为镜反思启蒙的启蒙者”。［4］(P165)莱辛通过自己的戏剧创作参与到启蒙运动中，同时又从古代出发去反思和批评启蒙运动的领袖所宣扬的古典理想。当我们随着莱辛的指示，把目光投向他所热爱的古代世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温克尔曼的静穆的希腊不同的另一个希腊。

在这里，普鲁塔克是莱辛所要向我们描绘的古代的代表。虽然在正文的写作中，莱辛几乎没有再提到过这位古代作者，②莱辛在“关于《拉奥孔》的笔记”的“杂记”部分提到过普鲁塔克。用他所讲的钥匙和斧头的比喻来解释各门艺术都有自己的特殊用途。［1］(P207)但在如此重要的标题位置直接引用普鲁塔克，足见其对莱辛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那么，为什么会选取普鲁塔克而不是在哲学史上或诗学研究上更著名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 (Horace)或昆体良 (Quintilian)呢?当这些哲学家、修辞家们讨论诗术或修辞术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绘画，把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放在一起来考量。［1］(前言P2)更何况，莱辛美学的基础是亚里士多德。［3］(P36)那么，为什么不从这些人的著作中，而单从普鲁塔克的著作中选取一句话来放在标题里呢?从字面表达的意思来看，普鲁塔克的话确实与莱辛这里的议题直接相关，把它放在“论画与诗的界限”之后显得非常贴切。但是，仅依据这点来理解莱辛对普鲁塔克的引用似乎有些过于简单。要理解莱辛的用意，需要我们进一步从普鲁塔克其人、引文本身和普鲁塔克对诗画问题的理解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普鲁塔克是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人。他以《希腊罗马名人对比列传》闻名于世，被认为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朱光潜先生在翻译《拉奥孔》时，给标题中的“普鲁塔克”加了注释。他便是以历史学家来介绍普鲁塔克的。虽然普鲁塔克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他的《对比列传》，但他的著述远不止于此。我们现在可见的、归于他名下的著作除了《对比列传》之外，还有由78篇短文组成的《道德论集》(Moralia)。论集中的文章汇集了普鲁塔克思想的方方面面，涉及伦理、政治、教育、宗教、神话、音乐、数学、天文等内容。①洛布 (loeb)本的《道德论集》(Moralia)依据Stephanus(1572)编订的篇目顺序将78篇文章加上残篇和索引编为16卷。见 Plutarch，Moralia I-XVI，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这位古代晚期的博学之士在当时的罗马就颇具影响，到了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的欧洲更是受到空前的欢迎。他的著作不仅滋养了蒙田、莎士比亚、伏尔泰、卢梭、康德、莱辛等文坛豪杰、思想巨擘，也吸引了众多学术圈外的古典爱好者。②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说:“从14至18世纪，普鲁塔克比任何一位古典作者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因而成为学术圈外最具影响力的人物。”［5］(P2)当时的很多人不是通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是通过普鲁塔克接触到古典文化。既然莱辛的写作对象是现代读者，而他又试图通过古代思想来批评现代的一些错误观念，那么，选取大家所熟悉的普鲁塔克来做引证便是容易理解的了。普鲁塔克虽然不是古希腊时期的哲人，但他继承了古典时期，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为当时人们所喜爱的古代作者，普鲁塔克架起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桥梁。对普鲁塔克的重视，体现的是对古代与现代的双重重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莱辛的指引下来阅读普鲁塔克，也正是为了能像莱辛那样，把对古代的研究和对现实的关怀结合起来。

二、诗与行动:普鲁塔克和莱辛对行动的重视

在第一副标题“论画与诗的界限”下面，莱辛通过普鲁塔克的话指出，画与诗的界限源自它们在题材和摹仿方式上的不同。莱辛引用的这句话出自普鲁塔克的《希腊人是因为战争还是智慧而更有名?》。此文被后来的编辑者收录在《道德论集》中。③在洛布本中，这篇文章是第四卷的最后一篇。见Plutarch，Moralia IV，trans.by Frank Cole Babbit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pp.492-527.中译文参见《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包利民、俞建青、曹瑞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76页。从文章的标题来看，普鲁塔克这篇文章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诗与画。绘画和诗作在这里作为智慧的代表体现了希腊人在艺术上的成就。而与以画和诗为代表的智慧相对的，则是战争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功绩。后者是行动、事件、情状，而前者是对后者的摹仿。画家和诗人描绘远古的英雄、凯旋的将军以及战争的场面。人们虽然会折服于艺术家的技艺，但不会把他们与将军和英雄相提并论。［6］(346f)摹仿的作品让人铭记英雄的功绩，受到人们的喜爱，但行动本身才更有意义。在普鲁塔克看来，用十二年时间写作《颂歌》的伊索克拉底不及征服萨摩岛人、修建卫城的伯里克利。［6］(351a)莱辛引用的这句话虽然提到了诗与画在题材和摹仿方式上的不同，但在引文所处的文章中，诗与画的差别并不是讨论的重点。作为用来与军事政治上的实际功绩相比较的文学艺术，诗与画的一致性似乎受到更大的重视。普鲁塔克对诗与画的差别的讨论也是放在两者的一致性中来言说的:

然而，西蒙尼德斯把画称作无言的诗，把诗称作言说的画:因为画家描绘的是当下正在发生的 ( )行为，而作家描述和记录的是已经发生的 ( )事情。即使画家用色彩和图像，作家用文辞和短语来表达相同的主题，他们使用的材料和摹仿的方式是不同的()。不过，两者最终的目的 ( ) 是一致的。［6］(346f-347a)

西蒙尼德斯的这句名言，我们在《拉奥孔》的前言中也曾经看到。莱辛指出，这句话中除了包含显而易见的真理，还含有容易为人忽视的含混错误之处。现代人和古人的区别在于:前者忽视了其中可能蕴含的错误观点，即忽视了画与诗之间的区别，而后者则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古人们在讲诗或者画的时候，常常会引用西蒙尼德斯的这句话，就像普鲁塔克这里所做的那样。但是，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讲的是画与诗在艺术效果上的类似。［1］(前言P2)一旦提到画或者诗，必然会讲到摹仿。画与诗之间的类似正是源于它们都是摹仿的技艺。虽然属于同一类技艺，但摹仿的对象、摹仿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却都不相同。这样一来，适用于画的原则和评价方式便不一定适用于诗，反之亦然。

从诗画相类的说法出发，普鲁塔克马上讲到的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关于这种差别的讨论，在莱辛那里成了《拉奥孔》，而在普鲁塔克这里却只是简单地被提及。在指出画家用颜色和图像描绘正在发生的行为，而作家用言辞和短语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后，普鲁塔克很快把注意力转回到诗与画的一致性上。不过，就像莱辛指出的那样，普鲁塔克所重视的一致性不同于现代艺术批评家们所强调的一致性。当艺术批评家们看到诗与画所处理的主题和方式不同时，他们依据诗画相类的原则，用其中一方的规则来要求和评价另一方。而普鲁塔克所关心的则是在诗画背后支撑两者的目的上的一致。这个唯一 (ε″ν)的目的是什么，普鲁塔克没有在这里给出正面的回答。但是，他随后的讲述以某种方式向我们指示出了答案。

再次强调诗与画的一致性之后，普鲁塔克在关于绘画和诗歌的讨论中插入了历史。他说:“最优秀的历史学家通过描绘情感和性格，使自己的讲述如同画卷一般。”［6］(374a)杰出的历史学家能够使人们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身临其境。这种能力也是出色的画家和诗人所具有的。历史学家讲述真实发生过的事。他们的优美文笔因为与事迹相符才受到人们的称赞。比起绘画和诗歌，历史作品与事迹和行为的关系更为密切。历史讲述的是真实的行为，而诗歌描绘的是看似真实的行为。①“就像荷马所说:‘他说了很多谎言，但讲得却像真的。’(《奥德赛》卷19，203)［6］(P347e)看似真实的行为，或者说像真实那样的行为是行为的影像。因此，摹仿影像的绘画和诗歌与真实和行动之间隔得更远。［6］(348a-b)②类似的讲诉亦见柏拉图的《理想国》卷十597e。普鲁塔克认为，对于城邦生活来说，政治行为本身比绘画和作诗等艺术活动更有意义，为希腊人带来更大的荣耀。《希腊人是因为战争还是智慧而更有名?》一文的落脚点始终都在行动 ( )上。无论是绘画还是诗歌，只有当它与行动相关时才有价值。这个价值不仅在于它把已有的事迹以最美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和听众，还在于它的最终目的是导向未来的行动。

当我们把莱辛引用的这句话放回到它的原初语境，我们发现，普鲁塔克对画与诗之间的差别并不十分关心。这个发现多少让我们感到有些诧异。莱辛一定知道普鲁塔克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句话的。那么，他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除了考虑到这句话本身的含义与《拉奥孔》主题的关系之外，是否也考虑了这句话所处的原文主旨与《拉奥孔》的关系呢?

普鲁塔克在《希腊人是因为战争还是智慧而更有名?》中，把描绘事迹和行为的诗与画归为一类，放在行为本身的对立面来讨论，并认为政治行为比艺术活动更为重要。看起来，普鲁塔克似乎有轻视文人和艺术家的倾向。但这种轻视并不是对文人和艺术家功用的否定，而只是为了突显对政治行动的重视。在《拉奥孔》中，莱辛同样表现出了对行动的重视。这种重视，体现在他分析画与诗的界限这一美学问题时，更多地侧重于诗而不是画。在没有表现哀号的拉奥孔雕像群和对哀号进行描绘的维吉尔诗篇之间，莱辛更偏爱后者。他不仅通过对画与诗的各自局限和要求的分析，为诗人对哀号的描写辩护。更重要的是，他指出，痛苦和哀号与希腊人所理解的伟大灵魂相容，造型艺术家因为自身艺术形式的限制不能表现这种有人气的英雄形象，而诗人却可以。［1］(P7)莱辛认为，诗人有“整个无限广阔的完善的境界供他摹仿”。［1］(P19)在诗人摹仿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更为生动的希腊图景。在这个图景中，行动的人有各种弱点，有痛苦、会哀伤，但他们不会让这些弱点阻碍他们尽职，防止他们走向光荣。［1］(P5)相较而言，依据美的原则，在形象上表现出“静穆的伟大”的绘画中的人物，诗人所描绘的人物更能表现完整的伟大灵魂。“这种人是智慧所能造就的最高产品，也是艺术所能摹仿的最高对象。”［1］(P17)莱辛对诗人摹仿对象的肯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行动本身的肯定。现代艺术批评家用画的规律来限制诗，以粗暴的方式宣扬静穆的高贵。而莱辛则通过划定画与诗的界限，像古代人那样在行动中体现节制和中道。在对行动的重视上，莱辛和普鲁塔克达成了一致。

三、行动与教育:作为教育家的普鲁塔克和莱辛

在《拉奥孔》中，莱辛对行动的重视与对诗的重视联系在一起。而普鲁塔克似乎把诗和行动对立起来。在普鲁塔克那里，诗真的不重要吗?普鲁塔克是如何来讲诗的?他所理解的诗与莱辛所讲的诗是怎样的关系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诗，也关系到如何理解行动。

普鲁塔克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写作关于诗艺的专门论著。但他有不少关于诗的讨论。西蒙尼德斯的那句名言，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文章里。在《论青年人应该如何学诗》(17e-18a)一文中，①在Stephanus编订的篇目顺序中，这篇文章位于第二。Plutarch＇s Moralia I，trans.by Frank Cole Babbit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pp.74-197.最新的评注本见Plutarch，How to Study Poetry(De audiendis poetis)，Edited and Comm.by Richard Hunter and Donald Russell，Cambridge，2011.普鲁塔克这样来讲作为摹仿技艺的诗:

我们应该在给青年人介绍诗的时候给予他更多的指导。为之勾勒大概的图景，即诗艺(

)是一种摹仿的技艺，其功能类似()绘画。让青年人不仅通过常说的“诗是言说的画，画是无言的诗”来熟知这一点，而且要给他更多的教导。［6］(17e-18a)

和前面引用西蒙尼德斯的话时一样，普鲁塔克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诗与画的功能类似，即两者都是摹仿的技艺。不同的是，普鲁塔克这里的言说对象是儿童，他关于诗的讨论放在了教育问题的讨论中。在希腊传统里，诗歌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从荷马开始，诗人就同时具有教师身份。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对诗的讨论也始于关于城邦护卫者的教育问题。［7］(376e以下)诗与哲学之争的背后是诗人和哲学家对城邦教育权的争夺。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批评诗人，因为诗人把神描绘得丑陋不堪，把地狱形容得阴森可怖，把英雄刻画得卑鄙贪婪。［7］(377e-392a)诗人的这些讲述会对刚开始接受教育的儿童产生不良影响，对诸如虔敬、勇敢等美德的培养没有益处。而且，作为对理念影像的摹仿，与真实隔了两层的诗不仅无法给予理智正面的帮助，还由于它所激励、培养和加强的是灵魂中的低贱部分，从而可能对灵魂中的理性部分造成毁坏。［7］(605b)因此，柏拉图虽然肯定了诗歌在儿童教育初期的作用，但最终还是主张把诗人驱逐出城邦，［7］(607b)由哲人代替诗人承担灵魂和城邦的教育任务。不过，诗人在城邦中存在的可能并没有完全被取消。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如果以快乐为目的的诗和摹仿能有任何理由证明，它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中有一席之地，我们会很高兴接纳它。”［7］(607c)普鲁塔克的 《论青年人应该如何学诗》便试图应对柏拉图所提出的这个挑战，给出诗在城邦中应该存在的理由。

从教化的角度出发，普鲁塔克通过对诗歌自身特点的分析，赋予诗引导青年走向哲学的职责，从而化解了诗与哲学之间的矛盾。在普鲁塔克看来，诗就像美食一样，给人带来快乐，为人所喜爱。儿童无法抗拒美食，同样地，儿童也容易被诗吸引，对诗着迷 ( )。［8］(14e)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禁止其接触诗不仅不可能、不现实，而且也不应该。因为令人愉悦的诗歌可以成为引导儿童接近严肃哲学的诱饵，使得他们愿意去接触那些真正需要学习的东西。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对诗歌着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期盼，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对哲学着迷。①“ ”这个词常常用来指对哲学的入迷。柏拉图在《斐勒布》15e1中讲述了青年人首次陷入哲学问题时的快乐时用的就是这个词。

不过，这个由诗出发驶向哲学的旅程并非必然会发生，途中也不是没有险阻。所以，引领和护航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正确的指导，才能保障儿童在学诗的过程中受益而不是受害。与单纯论证诗的存在价值相比，给出具体的指导建议是普鲁塔克更为看重的。《论青年人应该如何学诗》是他所写的一部教导青年人在学诗的过程中如何避恶趋善的实用手册。在诗与哲学之间，普鲁塔克的这个手册好像是一叶扁舟，载着青年人从诗渡向哲学。

在确定了学诗可以作为哲学学习的引导性训练之后，普鲁塔克开始回应柏拉图对诗的那些批评，讨论如何通过正确的教导来避免诗对美德教化的负面影响。对于学诗的青年人来说，知道“诗人多谎”和“诗是摹仿的技艺”是免受伤害的第一步。②柏拉图《理想国》卷二、三中对诗人的批评多集中在“诗人多谎”的方面，卷十中对诗的批评则主要针对“诗是摹仿的技艺”。因为诗人的话不可轻信，所以，在读诗的过程中需要检视和反思，而这是青年人学习运用理性的开始。因为摹仿是诗的根本特点，而依据亚里士多德“人通过摹仿来学习”的说法，③亚里士多德，《诗学》1148b4-19。学诗与求知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当青年人被告知这两条关于诗的本质定义之后，其灵魂所需要的防护也开始建立起来。但是，仅仅知道这两个定义是不够的，青年人还需要“更多的指导”。

更多的指导关涉更多的具体内容，同时也更多地体现出普鲁塔克在诗教中所关心的问题。较之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诗在摹仿运动和持续的行为方面更有优势，而对言辞的摹仿更是诗作所独具。在指出需要给青年更多的指导之后，普鲁塔克从绘画中对丑陋形象的绘制开始谈起，讲到绘画中和诗歌中对低劣行为的摹仿，最后讲到诗中的那些不堪的言辞。［8］(18a-f)在这个过程中，绘画扮演的是引入摹仿技艺这一问题的角色。在普鲁塔克的讲述中，随着绘画的逐渐退场，诗的主角身份越来越显现出来。绘画与诗同为摹仿的艺术，有着相似之处，所以，通过对两者的类比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诗。虽然关于摹仿技艺的讨论从画所描绘的形象的美丑开始，但普鲁塔克最终关心的还是诗中描写的通过言行所表现出的品性的好坏。普鲁塔克对行为和言辞的重视，体现的是他对德性的重视。在结合大量具体诗句讨论学诗细则的陈述中，普鲁塔克的讨论始终围绕美德进行，并且通过对言行的分析来实现。④这一部分构成了《论青年人应该如何学诗》的主体部分。他希望那些由诗进入哲学的青年，能够通过诗教和哲学教育，在言行上体现虔敬、节制、审慎、勇敢、正义等美德，最终过上幸福的生活。普鲁塔克对诗及摹仿技艺的讨论，自始至终都服务于他所关心的灵魂教化工作。

在官员、祭司、教师 (哲人)等诸多身份中，普鲁塔克的教师身份最为令人瞩目。［9］在做地方大员和阿波罗神庙祭司的同时，他一直从事着写作和教学工作，无论是在家乡凯洛内阿(Chaironeia)，还是在罗马。普鲁塔克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哲人，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教化。从他的作品里，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他对人心的教导。这种教导上至帝王、权贵，下至凡夫、儿童。⑤普鲁塔克关于帝王教育的文章有《哲学家尤其应该与当权者交谈》、《致一位无知的统治者》等，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除了这里提到的《论青年人应该如何学诗》，还有《论儿童教育》等。普鲁塔克重视行动。对他自己而言，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教育。

通过教育实践，普鲁塔克在诗与行动之间建立起关联。诗不再只是作为对英雄形象或政治功绩的摹仿而与行动相对。所以，诗不仅具有附属意义上的价值，也不能被轻视。诗自身通过参与到教育实践中而具有了行动的力量。在通过摹仿把行动与诗联系起来的莱辛那里，我们同样看到了他对灵魂教育的关心。莱辛之所以对描写英雄哀号、痛苦的诗表现出偏爱，不仅因为这一描写更符合伟大灵魂，还因为这样的描写较之凭靠心灵的力量忍受苦难的描写更能获得观众的同情，更能对观众产生影响，从而也更可能对观众进行教育。［1］(P6)

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思考莱辛》一文中，这样来讲述莱辛对诗的理解:“对莱辛而言，诗的本质是行动。……莱辛一点也不关心歌德所认为是‘永恒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那种‘艺术作品本身的完美’。相反——在此他与亚里士多德达成一致——他关心的是艺术带给观众的效果。”［10］(P4)阿伦特这里所讲的行动，不是就诗的摹仿对象而言的，而是就诗的效果而言的。诗的效果关乎他人，体现在诗对观众灵魂的作用上。“各种文艺作品都是为了使我们变得更好。”［11］(P396)作为本质是行动的诗，教育观众是它的使命。所以，莱辛告诫艺术批评家“应该注意的不只是艺术所能做到的事，而首先是艺术所应尽的使命”。［1］(P207)

在狄尔泰看来，莱辛不同于席勒和歌德的地方就在于，莱辛感觉自己是个教育家。［3］(P19)当他放弃成为神学家的家庭期许，选择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通过戏剧面向大众的时候，他成了古典意义上不折不扣的教育家。具有古典精神的莱辛，积极面对和投入现代生活，犹如推崇希腊精神的普鲁塔克，在罗马世界实行教化一样。这两个人，一个生活在古代晚期，经历了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的相互融合;一个生活在现代早期的启蒙时代，面临新旧制度和文化的更替。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却处身于相似的情境，思考了相似的问题，采取了相似的行动。

从《拉奥孔》的标题所征引的普鲁塔克的这个毫不显眼的文本细节出发，我们注意到，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莱辛的美学思想与古典思想中的一些问题意识 (如诗、画、德性、教育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关于诗的理解上，莱辛与普鲁塔克结成同盟，站在了以温克尔曼、斯彭司、克路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艺术批评家的对立面。较之作为摹仿技艺的画和诗，普鲁塔克更重视政治行动。这与莱辛在摹仿行动的诗和摹仿静物的画之间更推崇诗的态度相合。普鲁塔克和莱辛关于诗的讨论体现出他们对行动的重视，而诗的行动只有放在德性教化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 《拉奥孔》不仅仅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美学著作，而且在其深层文化背景上也是一部关心灵魂教养的著作。通过《拉奥孔》书名中的普鲁塔克，反观莱辛的这部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我们或许可以隐约看到，通过行动来进行的灵魂教养这个主题，很可能不只是“古典的”传统，而是在西方思想史中古今一贯的传统。而只有贯穿古今的传统，也许才是真正的活的传统，或者说是参与塑造了现代性的古典传统。

［1］莱辛.拉奥孔 ［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钱钟书.七缀集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威廉·狄尔泰.体验与诗 ［M］.胡其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张辉.画与诗的界限，两个希腊的界限:莱辛《拉奥孔》题解 ［J］.外国文学评论，2011(3).

［5］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 ［D］.包利民，俞建青，曹瑞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普鲁塔克.希腊人是因为战争还是智慧而更有名?［D］.

［7］ 柏拉图.理想国 ［D］.

［8］普鲁塔克.论青年人应该如何学诗［M］.

［9］ R.H.Barrow.Plutarch and his times［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9.

［10］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M］.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1］莱辛.汉堡剧评 (第77篇)［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