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在新著《晚明风骨·袁宏道传》“自序”中提到“李钧兄”对他写作此书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而我之所以鼓励他，不仅因为这将是迄今出版的第一部《袁宏道传》，更因为袁宏道等晚明文学家的思想曾对五四新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阐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必将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毫无疑问，《袁宏道传》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写作选题。

近几年，我一直关注着曾纪鑫的写作走向，因为他是当代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我也知道，他之所以与我聊他的写作计划，必定是他处于写作构思的关节点，想找个机会把他的写作计划重述一遍，从而把思路理得更加清晰，同时也想得老朋友的建议和鼓励。他对我谈起重修《袁宏道传》的构想是在2011年，因为他在1993年就曾经受邀为“荆楚十大文化名人丛书”写过一本10万字的《袁中郎传》，可惜那套书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出版。他一直不能忘怀袁中郎，18年来一直想修订出版。

我为他的这个想法叫好，因为我正主持一个山东省社科项目“优秀传统文化与20世纪‘寻根小说研究”，此课题是想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在新文学中的创造性转型和再生。这是一个十分不讨巧的题目，但是我在这个课题上用功多年，钻得越深就越坚信：传统早已成为中国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中国新文学与传统之间从未发生过“断裂”。正如余光中在《幼稚的“现代病”》中所说：“‘现代病是心理变态的‘排他狂（Monomaniac）之一种征象。表现在艺术观上面，便是绝对的反传统，而事实上却不知不觉地追随欧洲刚死的传统。表现在人生观上面，便是绝对的反价值、反道德，绝对的虚无与自渎。……一个作家要是不了解传统，或者，更加危险，不了解传统而要反传统，那他必然会受到传统的惩罚。……我们能够登报和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却无法改变父亲给我们的血型，否则我们一定死亡。”不妨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鲁迅说五四新文学“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周作人和林语堂则称“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也就是说，现代散文的成功主要并非因为西方文学的影响，而是与晚明文学传统以及那时“人的自觉”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京派”的俞平伯、江绍原、废名、沈从文还是“海派”的施蛰存等，都推崇袁宏道的“适世”人生观和“独抒性灵”的文学观。我甚至觉得，中国现代小说也与晚明小说有着内在的精神传承，只不过还少有学人对此加以阐释罢了，而这正是我的研究意图……因此，当我听到纪鑫要研究袁宏道时，似乎找到了“同路人”。现在，曾纪鑫的著作给我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读了《晚明风骨·袁宏道传》而重新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曾纪鑫的《晚明风骨·袁宏道传》在传记文学写作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学者、评论家耿云志在《略论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与实践》一文中认为：“中国传记史学本有自己的渊源和传统，但长期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一是篇幅太短，绝少长篇的详传。二是受‘春秋笔法的局限，重褒贬而不重客观的记述，往往陷入谀颂与诋毁，于历史的研究有不利影响。三是文字刻板，不很讲究结构，以致未能发展出近代式的传记。中国新式的传记史学在民国时期才略有基础，而真正繁荣，实始于近二十年。这是因为第一，材料的发掘有重大的进展；第二，忌讳减少了，史家比较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三，外国史学的借鉴更多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曾纪鑫的《明晚风骨·袁宏道传》，可以说是发扬了中国传记史学的优良传统又弥补了其不足，其拓深性与创新性更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曾纪鑫在相关史料搜求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广度。史传写作与学术研究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注重新材料的发现和旧材料的收集，正如杨义在《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中所言：“应该建立在阅读大量的原始材料和研究资料之上，因为学术研究首先是一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艰苦磨炼，非从读书破万卷的深厚扎实的材料文献功夫开始不可。缺乏材料文献之米的巧妇是难为无米之炊的。”在收集和整理史料方面，中国现代学术大师有着各自的经验，比如冯友兰总结了“全真透精”四字诀，即搜集史料要“全”，审查史料要“真”，了解史料要“透”，选择史料要“精”；胡适更是主张有容乃大，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来要能高；历史学家陈垣则赋予“竭泽而渔”以新义，主张在史料搜集方面见疑不放、穷追不舍；杨义则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到“耳学”（讲授讲演之学）、“眼学”（文献阅读之学）、“手学”（动手搜集材料之学）、“脚学”（走访调查之学）、“心学”（悟识思辨之学）等“五学”并举……曾纪鑫的资料搜集工作可以说汇集了众家之长，“尽可能地将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在一起”。他探寻袁中郎墓的几次经历充满曲折：“第一次‘单枪匹马没有找到，第二次‘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探得墓址，并意外地见到了字迹漫漶得难以辨识的袁中郎墓碑”，由此可见他在田野调查方面所用的功夫。18年间，他努力搜求涉及袁宏道的各种资料，除了跑图书馆、逛老书店、淘旧书摊，还通过网络搜购相关书籍，通过学术期刊网下载研究论文和著作，可以说他将袁宏道存世的作品都“一网打尽”了：其中包括《西方合论》的两种全文版本，以及长期以来被认为已失传的袁宏道的两部禅学著作《金屑编》和《珊瑚林》……

正因为占有了大量资料，所以曾纪鑫发现既有“大量研究论著或论文中的舛误与硬伤，可谓比比皆是”。即使钱伯城编校的《袁宏道集笺校》这样的权威典籍也存在一百多条舛误与疑问。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出袁宏道研究的薄弱。于是，读者在阅读《晚明风骨·袁宏道传》时，会不时看到曾纪鑫跳出来纠正既有研究中的谬误。也因为占有了大量资料，他才敢于作出如此大胆的论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袁宏道是中国古代文学家中受佛教影响最深、研究佛教最精、禅悟把握最透、佛学创作最丰的一位，无人能出其右。即使从纯粹佛学角度而言，也足以称得上是一位禅学大师。严格说来，袁宏道的研究与创作，佛学超过了文学，就其个人比较而言，佛学成就应居第一，文学第二；而文学理论超过创作实践，作品尤以散文为佳，诗歌次之。”这是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后的发现，令人惊艳，更令人信服。

其次，曾纪鑫以“跨文体”的写作打破了传记文学的固定模式。胡适曾在1930年代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写作，他在《四十自述·自序》中指出，传记文学容许“用小说式的文字”，容许“用假的人名地名”，容许“用想象补充”史料。胡适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将史传与文学结合起来。其实曾纪鑫在文化历史散文写作中已娴熟地运用了这些手法。而在构思如何写作《晚明风骨·袁宏道传》时，也颇费思量，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经过一番三易其稿的折腾与踌躇，我决定在不失严谨学风、严密考证、冷静思索、客观叙述的前提下，打破某一固定体裁的限制，尽情抒写，就像黄遵宪所说的那样‘吾手写吾口。只要能够很好地厘清事实、阐明原委、塑造人物、反映时代、表达思想，即使人物传记、论著、纪实文学、文化散文等体裁元素兼而有之，哪怕弄成一个‘四不像，我也在所不惜。”

事实上，我从早晨开始捧读《晚明风骨·袁宏道传》，一口气读到第二天凌晨，都保持着阅读的兴奋；掩卷之余，仍觉意犹未尽，全部沉浸在作者的文采与思想之中，从未察觉其打破传统传记形式的“四不像”写作有何不妥，相反，我认为这种写法深得袁宏道“以心摄境，以腕运心”、“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精髓真谛，让人觉得曾纪鑫是一位具有大才情、大智慧和高度的主体意识、创造意识的作者。

第三，曾纪鑫注重在典型环境中，在人物的比较与烘托中塑造“立体的人”。曾纪鑫塑造的袁宏道，不仅与大修、小修兄弟的人生道路不同，而且与他敬仰的前贤徐渭、李贽以及同道汤显祖、董其昌、江进之等人性格相异，从而确立了袁中郎独特的“这一个”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举止潇洒的“真正的性情中人”、一个在乱世中保持品味品行的“适世之人”。曾纪鑫说：“我最为推崇的，是中郎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适度与适意。比如修禅，他追求禅净结合，没有当时流行的狂禅之风；受晚明时代士风影响，他娶小妾，挟妓女，好娈童，并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有‘青娥之癖，但不任情，不放纵，节制有度，不像同时代的屠隆那样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性格，既无李贽的偏执孤傲，更无徐渭的怪诞狂放，为人既豁达又严谨，既非道貌岸然、迂腐酸朽，也非放浪形迹、狂荡不羁，而是疏密有致、放逸有度；他认为人生天地之间，不外乎入世、出世、玩世、适世四种，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是两种极端，而道家的玩世又有点不恭，遂取一种适世而称心的姿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将道、佛、儒三者结合在一起；他独善其身，追求个性，彰显自我，却表现得自然而随意，散淡而通达……”当然，也正是在比较中，曾纪鑫也发现了袁宏道的“软肋”：“他的诗文，因追求‘性灵说的文学革新主张，矫枉过正，有时灵动到了飘逸的程度，没有往内里深掘，免不了直白浅露，不够深刻深远。中郎为文之不足，与他不急不躁、不温不火、适意豁达的个性特征及生活态度多少有些关联，人生没有大起大落，文字缺少大气度、大气象。”

但是，指出袁宏道的不足，反而让人觉得中郎可亲可爱，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而不是供在神龛里的泥胎偶像。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说：“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为达到纪实传真的效果，他要求“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曾纪鑫笔下的袁宏道，传真传神，让人如见其人，让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我甚至想到，曾纪鑫之所以穷18年之功去刻画他心仪的袁宏道，必是因为他们有许多相似的情怀和性格，其中必有夫子自道的成份。若这种假设成立，那么曾纪鑫也像袁宏道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一个不仅可以立言而且可以立德、立功的人物。

第四，曾纪鑫的写作具有新的历史观与参照系。他具有强烈的“观今鉴古、重建历史”的新历史主义精神，其传记文学不仅具有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念，而且做到了“人性、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诗学特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英文题目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在这样一个常人看来“没有意义的年份”里，黄仁宇却独辟蹊径，得出了“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的规律性结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封建历史至明代已腐朽毁败、停滞不前了，万历十五年就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黄仁宇的“大历史”改写了被遮蔽的历史，显示出独到的功力与史识，更给后学者以学术启示。曾纪鑫同样写晚明，则通过袁宏道的生平际遇串起了从李贽、公安派、竟陵派直到张岱、王夫之和袁枚等的几代文人，从而让人看到了在那昏聩的年代里什么叫做斯文扫地，让人明了为什么在诸如魏晋、晚明和清末等时代会有那么多文人逃禅论道、闲话风月、装傻佯狂，因为他们“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信条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每个时代的历史真相。我觉得，曾纪鑫是在通过一个人物来剖析一种现象，从而阐述一种特殊的历史规律——这可以说是曾纪鑫新历史主义写作的重要贡献和主要目标。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