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死亡诗派的特征

◎ 刘登翰

新死亡诗派是闻名已久的一个民间诗歌群体，虽活跃在漳州地区，却在全国发生影响。此前我与新死亡诗派一直没有具体接触，直到去年，在福州见到道辉和阳子时，才有具体的印象。前些年，我每年都收到一本厚厚的新死亡诗派编的大型诗丛《诗》，从长诗到组诗，捧在手上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很震撼，也让我非常感动。新死亡诗派，从它的领军人道辉开始，对诗歌的那份虔诚，而且坚持至今长达二十年，这种精神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有人对中国的诗歌前景表示悲观，甚至担心诗歌会死亡，看看新死亡诗派、看看当下的民间诗坛这么活络，就会知道诗歌是在往前走，诗是不会死的。

“新死亡诗派”这个名字有点吓人，不过名称不是很重要，这可能是刺激眼球和神经的一个命名策略而已，根本在于作品，作品好，作品表达了什么，才是重要的。谈到“新死亡”，我感到这里潜隐着一个“向死而生”的生命态度，也是一种生命哲学。中国人——汉族的死亡观比较消极，死亡带给人的常常是一种哀痛、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生命的无常感。在这一点上我感到藏传佛教的死亡观，要豁达得多。“向死而生”，是对于整个人生的态度。“新死亡诗派”，应该不仅仅是考虑到死亡这个事，以死为生，死而复生，向死而生，这是一种积极的生命哲学。由此进入一种诗的境界，这个问题看似复杂，想开来也不复杂。由“新死亡”想到大量的民间诗人——我在这里看到书架上许多民刊，我感到现在的民间诗坛大量的作品已经广泛进入了人类精神生活的许多幽微之处，触及到了人类心灵许多微妙的地方。和我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所写的和读到的，有很大差异。当然作为今天已经七老八十了的我们这代人，要说完全没有隔阂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知趣地退出了写诗和评诗的行列。我觉得每个时代的诗人，都会有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诗评家。当然每个时代的诗歌也都会面临自己时代的问题。以往我们总是强调诗歌的社命使命感，而相对忽略了诗歌的其它功能。当前民间诗坛存在的有些诗人过度游戏化、个人化，实质上是对以往过度政治化、使命化的一种惩罚性的补偿。诗坛的失衡与重新平衡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我想时间是会像钟摆一样不断修复自己的；在历史面前，诗坛也会面临一种生生死死的自然淘汰的过程。提醒是必要的，谢冕说当下的诗歌缺少担当，当然不是全部，作为一种倾向，是存在，且值得我们重视。今天，年轻诗人面对的是另一个现实的担当，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担当。“新死亡诗派”对死的思考和对生的积极态度，也是一种担当。

对新死亡诗派命名的深刻印象

◎ 周伦佑

我知道新死亡诗派比较早，但恕我直言，一开始，我对这个以“死亡”来命名诗歌流派有些接受不了，觉得这个命名很突兀，很灰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死亡诗派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在对他们每年定期出版、准时寄赠的《诗》的阅读中，我的某些看法有了改变——虽然阅读他们的诗歌作品和理论文章对于我至今仍然是一种涩苦的经验，但“新死亡诗派”作为一个现代诗歌流派，在我心中已经卓然确立。我认为阅读经验是个人的美学趣味问题。虽然我读新死亡诗派的诗歌作品时，确实感觉存在诗性审美方面的障碍，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新死亡诗派”作为一个现代诗歌流派的成就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我阅读新死亡诗派的作品和理论时，感觉有三点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是他们的勇气。从大的方面来看，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也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的前提背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又都刻意回避它。新死亡则不仅面对死亡，书写死亡，并且以“死亡”来命名他们的诗歌流派，这是需要勇气的。二是他们的艺术追求。“新死亡诗派”之所以是一个条件完备的诗歌流派，不仅在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还在于自觉的艺术追求，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理论系统，还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三是文本成就。写作完成了那么多诗歌作品，编印、出版了那么多卷“新死亡诗派”年刊的诗歌作品集和理论集，依靠这些垒成了他们诗歌艺术的金字塔。这是道辉的胜利，是新死亡诗派全体同仁的胜利！也是诗歌的胜利！

再谈新死亡诗派的诗写

◎ 道 辉

“诗写”这个词确实是对新死亡诗派的语言运作而言。一个个体的诗歌创作有时并不是失语而是“无言”，即是：个人发出的声息极其弱小有限，时常处于被另种群体吞噬的可能性。“诗写”的提出是站在这个根基上说出来的，当时我脑中刹那间清醒的意识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在创作中，一是，应站在“诗”的基础上去写；二是，从“诗”的那边写回来。我曾经在多次发言中说过这样的话：“诗写到最后，进入的那种状态就语言本身而言，是诗在写你，而不是你在写诗。诗写到最后，语言会自我调整，达到一种名词状态，进入一种忘我。”这句话印证了“诗写”的含义。

我确实在新死亡诗派创立初期用了两个方法，一个是“想象”在独特情形下的实验。例如：我们用试管插入到一只死去的老鼠头颅里，我们吮吸到来自地下树根的脑髓，随即，我们用右手在白纸上写下这样的句子：老鼠的肚子是伯公的坟墓。另一个是语言术语处于抵制事实遭遇的忧虑和恐惧中的一种常规疗治。例如：诗行的接骨术运动，另称“意象化学”（主要处方：光亮、血滴、飞尘、半只梯子、天象和终极精神），反对“以前”诗歌，反对“反对”，反对“在”，认可“显现”一词，认可“天才”，认可“灵魂”。

诗写问题已经谈了很多了，我为此写过一本30万字的《语词性质论》，专门论述了新死亡诗派的诗写和精神纲领。有时候，个人的精神在刚开始时也许很充沛，写着写着，渐渐察觉出这种精神因素都融入到文本中，但到了最后，往往却是什么都没有的。我提出这些观点，给予积极的诗歌写作意义清醒的另一面：认识世界瞬息万变的规律。“死亡”、“诗歌”这两个毫无沾边的概念，被密切地联结在一起成为“新死亡诗派”新的符号，这个符号在意义上基本也符合我们写作诗歌的想象和语言结构的表现形式。

诗歌和死亡在这里相提并论，我认为这是生命写作的气质释放和灵魂的疑问；抑或是对于自我存在忧虑的思索与意识前提的确立：混沌和美的游离——这是“新死亡诗派”提出的一种新文本批判。对于世界，“新死亡诗派”的诗人们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把和谐曲解，把韵律隐匿，把思想提到头脑外面的空间部位。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新死亡诗派”想象的作用，是“新死亡诗派”诗人们的直接感受经验和现实生命超前的创作欲望。死亡、直接、绝对、残酷，历史以来给予人类的心理恐惧——延续而削弱了作为人生存的信心和价值，人为了成为人却逐渐地迫近死亡。存在到死亡，是这个世界存在的产物。存在到死亡这个过程一开始就使他们疑虑、惶惑、变幻莫测——即是“死亡”这个词对于他们生存思索的困扰。“新死亡诗派”的诗歌在这个意识批评的前提下进行写作就有它独特的实在性和探索性。

从1992年旧镇开始的诗歌命运

◎ 霍俊明

新死亡诗派的诗学意义和前所未有的难度和挑战一同出现了。

其一，将死亡的生命诗学有意识地作为诗歌创作的旨归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创举正是因为其更为复杂和更为疼痛和深迥的哲学和诗学意味成为了中国诗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标系。

其二，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在中国的诗歌精神谱系中抒写死亡意识和生命观照的诗人和诗作足以光耀千古。道辉、阳子等人在有意识地抒写和发现“新死亡”时都必须意识到与前次的这些相关文本的关联和差异是什么？而这些相互交织的互文本结构显然对于新死亡诗派的诗人们都是绕不开的。

尽管道辉等人在不同的时间段不断将新死亡诗派的观念予以更新换代，但是一直未曾更改的就是他们还原了诗歌最初的功能和人最重要也最尴尬的位置。

我对新死亡诗派如下的一句话非常感兴趣——“需要额外予以肯定的是语言。‘新死亡诗派不但展示了‘方言对诗歌中北方语言权力的解构活力，同时也展示了语言重塑的自觉和能力。”我一直以为在建国后，以北京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对“外省”的文化曾构成了长时期的强大的规肃能力。这也使得诸多“外省”诗人有着强大的文化焦虑症。

而谈论诗歌中的“死亡”以及想象上的死亡经验都会直接指向身体或身体修辞。这在新死亡派诗人那里有着不言自明的呈现。身体修辞曾经在早期的新死亡诗派那里呈现为某种尖锐和激进甚至词语狂欢化的情绪，但是随着年龄、经验以及话语方式的某种变更和调整，他们的相关身体修辞更多已经呈现为了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而相应的词语也由早期的某种狂欢性和迷恋性走向了节制和知性的平衡。显然，随着新死亡诗派诸多诗人由早期一定程度上为流派而写作，已经转换为更为主体和自由的个性化的差异性的生命写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提出了语言和感官的双重刺激与挑战。记得曾有论者提到新死亡诗派是拒绝读者的写作，此论可能有些夸张，但是确实我也承认当我接连读完阳子等这些诗人的诗作过程中，我得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气息和身体状态。甚至我会偶尔看看窗外的楼宇和树影，以确证我还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一个拆迁队营造的热闹的时代氛围之中。

道辉诗歌的意义

◎ 曾镇南

我看了道辉的《无简历篇》后，觉得从里面看到了一些令我感到比较亲切的东西。他的诗里有我们闽南生活的元素、闽南民间的一些俗语。他的第一首诗——《重写浪花》里，从浪花的角度对浪花进行描写，就像杨朔，写浪花啃那个岩石、啃一切东西，他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写的。他写“故乡就是最敞开的血肉”，因为我们那边靠海；他还是写这个浪花，他说“似鼠啃梁上风干粽子”。我觉得这些都十分亲切，你们北方人可能不了解，我们老家过五月节要包很多粽子，然后都挂在门环上、挂在屋椽上，这样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也就是说，五月节包一回粽子，能吃一个月，而且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有一种碱粽可以保存得更久。那么，这粽子就会有一个被老鼠啃的问题。像这样的诗句我觉得很好，他的构想，他的诗句里有一些很奇特的句法，比如：“是母螺首领唱的/青翠色任由天堂投掷下来”，他是这样写涨潮的，写那涨潮以后的海浪滔滔地从海那边过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象的，竟能把这情景写成好像是天堂扔下来一大片青翠色，这个写法让我感到写得有气势，而且写得很有特点。后面，写暴风雨来临时浪花不断地啃咬，“啃出岩石之花”，浪花不断地啃咬岩石，把岩石啃出它的花来，就像杨朔散文里写的浪花一样。还有些句子写得很好，“唱是呼唤的嘴在唱/似流水是深水之墙，永不平静之墙”，哎呀，这个句子写得很好，真的是好！那海浪，那浪花，它像一堵流动的、永远不平静的翠绿色的墙，想象再跟前面结合起来——“似流水是深水之墙，永不平静之墙”。我觉得《重写浪花》这首诗还是有特点的，类似这样我就不多举了。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到道辉诗歌里那种生活的质感，非常感性的、有地方风情的那些因素。这些生活的因素就构成了道辉诗歌的意象，它有很形象的特点，我觉得他善于把地方风情和现代敏感元素结合在一块，具备了现代诗人的敏感。这种敏感就是对人生哲学的一种思索，有很理性的成分，我感到他诗歌里这种理性的思索，这种作为哲人的哲学、一种哲人的沉思，在他的诗歌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像他的第二首诗《旗面》，“在写朦胧诗人重访向日葵时，你却一举慌张之手/向油漆未干的暗墙处重举虚无之旗”。这就是道辉创作的一个特点，他不属于朦胧诗人，他跟朦胧诗这一派诗人的崛起其实是同一个时期的，但是他走的不是他们那条路，他走的是自己的另外一条路。像“向油漆未干的暗墙处重举虚无之旗”，他揭示的诗歌主题和诗歌意象让人感到是离奇的，是比较虚空的、虚无的。但是，他有他的很多方面，比如说，他的诗句大家为什么都觉得很难懂？这里有很多问题。例如他在《旗面》里写的：

犹似倒灌水回到天上去

你的旗不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却

任由排列的原上草反着插，排列的秩序之插

当然，这就有点费解了，但是你同时能够感觉到他描写的这个旗面的舒展：它不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样一种瀑布似的、瀑布的布面那种感觉，它在道辉的想象当中是那种草原上密集的野草往上冲、密集地往上插。我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总之，道辉的想象是很奇特的，有点违反常理的，要是能够用他的诗句在你的脑子里面垛上一团泥，塑成能够理解的形象，你确实是要费点思索的。这是我在这方面的感觉。这些短诗，有一部分我还是能像刚才那样读出点意思、读出点滋味来。这个长诗《无简历篇》，我尝试了两个晚上，我确实是非常困难，我不知道他写什么，在这里我非常坦率地说这话。

当然，在我们诗歌的发展史上，确实也有很多人“语不惊人死不休”，坚决要走比较艰涩的、比较怪异的，而且是险僻的那样一种道路，无论用语用韵还是用意象，都是比较险僻的，这种流派诗人一直是有的。道辉可能是受这个影响比较深，他可能是想构筑出一片自己独特的诗的野莽林，你走进去就像走进一片原始森林，到处是藤萝蔓草，到处是怪石嶙峋，里头布满了妖风和迷雾，还有雾障，很难受。第一次接触你可能就想算了，看不懂我就不看它了，但是它不断地在那儿，成长为这片野莽林。就像叶延滨说的，他不断地有很多作品出来，不断地有很多理论诗论出来，那么，如果你不喜欢诗歌了，不研究诗歌了，你不是诗的读者，那就另作罢论，如果你想做诗的读者你又喜欢诗歌，而诗歌里有这么一片地方，你可能就不断地被吸引过来，不断地反过来再仔细地看一看它。对道辉这样的诗人，如果你劝告他说你能不能写得读起来舒服一点、轻松一点的，不要写得就像鲁迅翻译外国哲学家的论文那样，非得让人家坚忍地反复三四回才能够读懂……你哄他骗他也没用，他不可能改变他的那个诗风。但是，我们从一般的读者的角度来说也确实是难懂，他的诗总体上尤其是长诗更明显，长诗的容量比较大，写出他自己的精神立场，但这里头还是没有具体的人，没有简历，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立场、真正的历史，真正的个人生命历史的具体的感性材料他没有放进去多少，或者说是放进去的时候变形得非常厉害，所以我感到看起来不是很懂。

一个远离现实生活的、精神冒险的诗人和这么一个诗歌流派，可以使我们在除了低头觅食之外还能抬起头来想一想人生啊死亡啊哲学啊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这就是道辉诗歌的意义。

责任编辑 郭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