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燕

周一，我忙碌了一整天，为了调整“潮点”的一篇稿子。

从名人大腕儿下乡搞农业，到各大商场兴起“老公寄存处”，一一被否决。

最后，终于敲定了“庆丰包子走进江苏两会”，立足点为“‘庆丰包子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包子，而是官员朴素亲民、厉行节约的代名词”。

做完稿件，我给特邀主编范庆锋发信息：说白了，我就是有时对你感兴趣的点不感兴趣。

他给我回复：悲哀，到现在还不明白怎样做编辑。

我苦恼不已，愤而写下《我怎么不会做编辑了》一文作为当天的工作日志。

周三上午，编辑部内部开会，我们称之为“圆桌会议”。

这个会议上，我的同事们将一个久而未决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我做的东西是不是首先得是我喜欢的，我若不喜欢，或者我不赞同的理念，我如何拿来去传递给我们的读者？

这一次，除一位同事之外，其他人基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主编一直以来在强调的：个人喜好不能凌驾到杂志的价值观之上。那么，我们对主编新闻理念的解构将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后的工作思路。有人认为，在自己还不能与他一试高低的时候，听着他的便是了；有人认为，他的政治敏感度，对新闻事件的把握能力的确能让我们感佩；也有人对他不甚认同，继续表示不愿意跟随。

今天下午，我重新梳理了四个月以来主编给我们的审稿意见以及他自2013年第七期开始写下的卷首语。其中有两期的审稿意见，他都在提一个问题：“单个人和媒体人的关系，个人喜好和媒体价值观的关系”。

快下班的时候，我跟前不久离职的一位同事交流一年来的心得感受。他说自己最大的心得就是领悟到了媒体使命——为国为民。

实际上，在他离职之前，我们不止一次交流过这个问题，他总提到媒体人的悲悯情怀，而我却一直游离其间。我时而觉得自己满怀爱心和信心，时而觉得自己狭隘又短视，时而觉得女汉子我力大无穷志在千里，时而又觉得凄风苦雨失魂落魄。我在无力与有力中胶着难耐。

2013旧历的年底，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我忽然意识到，这位同事所说的“为国为民”这样的媒体使命，不正是主编一直以来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吗？往大处说，就是如何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好，如何为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而努力；往小处说，就是如何与民有利，给予人民力量，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

想起主编曾经写过一篇有关拜谒范仲淹墓的文章，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的情操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支撑。

重新回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如何更深层次地理解主编身上所具有的家国情怀似乎要比纠结于要不要跟随他的指令走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为国为民”这四个字让我醍醐灌顶，它渗透在主编每期写给我们的审稿意见中，流淌在他夜晚伏案写下的卷首语中，与我们每期编前会上他的发言融为一体。他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这么大的口号，说教式地要求我们怎样怎样，而是润物无声地引导我们往这个方向努力。

他是一个有如此情怀的人。

我想他回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如何做编辑”，也是因为我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从“个人喜好和杂志理念”这个矛盾中跳出来。

我想我今天才真正明白，他想要赋予媒体的使命是真正地——为国为民。这才是他想要的媒体形态。

在这两年当中，我们经历了无数次争论，也产生过不少摩擦。不止一次地，我担心他放弃我，去跟他道歉。

可今天，我想我不用再怕他放弃我。他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行者，我在后面跌跌撞撞想赶上他的步伐，甚至，想超越他。我与他，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如今的我，只是离他的背影远与近的问题。我跑得快时，便能看到他；跌倒了，就爬起来，继续赶。

他不需要我的歉意，想看到的只是我跳出狭隘的自我，真正地走出来。我想跟他说，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路上。

这一生，不言弃。有失败，没退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