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丽英

春诵夏弦
——中国古代诵读略谈

■ 邵丽英

诵读，是“诵”与“读”的合称。《说文解字》释：“诵，讽也”，“读，籀书也”。根据段玉裁注，“诵”是一种以声传情的表达方式，“读”不仅包括“诵”，还特别侧重于对内容的理解。先秦典籍中“诵”与“读”多分开用，秦汉之后两者即合称“诵读”，成为一种有效的读书方法。《东观汉记》有“诵读昼夜不绝声”之说，而《晋纪》则说：“石勒手不能书、目不识字，每於军中令人诵读，听之皆解其意”。由“诵读昼夜不绝声”“每於军中令人诵读，听之皆解其意”可知，诵读指发出声音读书，“发出声音”是各种诵读方法的共同特点。翻阅历史，诵读活动贯穿了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也是一部诵读史，“诵”与“学”相伴而生、如影随行、代代相沿，形成了中华民族具有独特内涵的诵读文化。

古代学校里读诗，只口诵的叫“诵”，用乐器配合的叫“弦”，所以《礼记·文王世子》有“春诵夏弦”的记载，原指应根据季节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后泛指诵读、学习。由此，华夏数千年的诵读史，当可以“春诵夏弦”而代之。

一、普天之下，无人不诵

小说《平山冷燕》中有句话，读来颇有意味：

话说周公梦众官，因考较输了，欲入朝认罪，窦国一拦住道：“才情还有天生，学问必由诵读。”

“学问必由诵读”，一语道出了古人对于诵读乃学问之基础与必由途径的见解。纵观古今，数千年来，诵读活动细密地渗透在士人、普通百姓乃至妇女的日常生活中。

春秋战国时的士人已早有“诵”的习惯，《韩诗外传》卷九有“孟子少时诵。”子夏曾对曾子说过这样一句话：“谨身事一言，愈於终身之诵”，由“终身之诵”的说法，可见“诵”早在春秋战国时已被士人习以为常。

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描述自己早年诵读之苦：

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读书竟至于“口舌成疮”，可见白居易的刻苦，更可知他日后名满天下非一朝一夕之功。清代陆以《冷庐杂识》卷四《王佥事》中有“九日诵读，一日讲贯”之说，就是指十天中九天用来诵读，一天用来通讲，后面又说“移日分夜，如诸生时”，可见当王佥事尚未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流社会时，正是如此这般诵读的。由王佥事推及整个士人阶层，至少在尚未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前，诵读占据了士人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正因如此，诵读成了士人读书的代名词，读书即诵。如《明史》载：“陈继，字嗣初，吴人。幼孤，母吴氏，躬织以资诵读。”“按部常止宿学宫，夜巡两庑，察诸生诵读。”这两处都直接以“诵读”二字指代读书学习，可见整个社会已达成共识：士人的诵读就是读书学习，读书学习就是诵读。

不仅士人，即连普通百姓也会用诵的方式来创作和传述韵文，闺阁内的妇女也善于诵读。如：

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春秋左氏传·僖公》）

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於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於邾。（《春秋左氏传·襄公》）

“舆人”指工匠，这里所说的“舆人”“国人”即指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

成诗于汉末的《孔雀东南飞》中这样写道：“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此诗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并非出身大富大贵之家，由此可以得知，我国妇女并非从古时就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至少在汉代，普通妇女还是象男子一样可以通过诵读来掌握知识的。

当成年人为了博取功名而日夜诵读时，做为日后大规模诵读的预热，儿童也书声琅琅，诵书不辍。如“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三国志卷一九，魏书一九）“黄中幼聪悟，方五岁，玭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宋史卷二六五，列传第二四）

古时的诵读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与元九书》记载这样一趣事：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

就连地位低下、仅充为士大夫及富人玩物的倡妓都能诵诗，并因此而增加了身价，古代诵读活动的参与人数之众由此可见一斑。

二、宫廷乡村，无处不诵

我国是一个职官发达的国度，在名目繁富的官职中，有一种独特的官职“侍读”，“侍读”指经多方选拔、慎重比较后选出的学识渊博的人，专门负责陪皇帝、太子及诸王读书。

据《新清史》载：“乙丑，帝回銮，泊舟燕子矶，读书至夜半。侍臣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养。”帝曰：“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

皇帝自五岁开蒙，即每日诵读“恒至夜分”，而且乐此不疲，皇帝尚且如此勤奋，皇室成员焉敢懈怠？据史载，历朝历代，凡皇家子孙，上自皇太子，下至各宗室子，诵读皆为每日必修。仅以明朝为例，《明史》载，太子每天读书先由侍读官伴读十数遍，然后再由侍讲官进行讲解，“凡读书，三日后一温，背诵成熟。”皇家子孙读书是一项不能改变的制度被严格执行，通常还要派大臣时时监督，大臣随时可提出意见与建议。明孝宗时，宦官为了不让大臣亲近太子，经常找出一些借口使太子缺席诵读，侍读学士吴宽愤而上书孝宗，直言谴责道：“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是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日多，岂容复以他事妨诵读！”（明史卷一八四，列传第七二。）明孝宗立刻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训诫太子，使其从此专心诵读。“岂容复以他事妨诵读”由此可充分看出古代诵读之制不容更改的事实。

诵读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使士人诵读的场所历来讲究，即使普通士人家中也会辟出净室做为书房，而地方政府、达官贵人为推动子弟诵读，往往大兴书院，以至出现了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千余年来无数士人在其中诵读并人才辈出，从而使书院天下扬名。据《梦粱录》“府治”篇记载：“正厅后有堂者三。堂后曰听雨亭。左首诵读书院。”由此可知，临安府衙内部也设有诵读书院。不仅官府及达官贵人争相建立书院，即使民间普通人，办学也蔚然成风。穷乡僻壤无力办学之处，便由朝廷倡办“义学”，所有贫穷人家的子弟都可入学诵读。到了清朝，甚至出现了武训行乞办义学之事，据《清史稿》记载：

武训，山东堂邑人。乞者也，初无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贫，从母乞于市，得钱必市甘旨奉母。自恨不识字，誓积资设义学，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积三十年，得田二百三十亩有奇，乞如故。……复积金千余，建义塾临清，皆以其姓名名焉。……遇孤寒，辄假以钱，终身不娶，亦不以告人。光绪二十二年，殁临清义塾庑下，年五十九。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

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述：

妇人妊娠，……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听诵诗书讽咏之音，不听淫声，不视邪色。以此产子，必贤明端正寿考。所谓父母胎教之法。

即连妇人生产的内室都可闻诵读之声，古代诵读活动的覆盖范围之广，着实令人惊叹。

三、诵而优则仕

如果要探究古人诵读之热的原因，“诵而优则仕”首当其冲。

当然，绝不能排除有些士人只爱诵读，不为出仕，如汉朝屡次辞官不赴的高凤：

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后汉书》卷八三，“列传”第七三）

但对于绝大多数士人来说，“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将“禄”与“大夫”作为“学”的目标直接提出来，无异于高悬在士人求学路上的明灯，令绝大多数士人为之奋斗终生而无怨无悔。

诵读与晋身显达之间一直有着必然的联系，自隋朝推行科举制后更是如此。科举制前，士人晋身的途径主要为“推荐”，由显贵之人向朝廷推荐，获得推荐的人必须是饱学之士，而“学问必由诵读”，由此导致士人诵读不辍，以待一朝富贵。中国科举制度作为一种考试和选官制度，是封建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录用功能主要体现在精英人物的录用上，它能够将精英人物经过考试选拔直接输送到社会上层。自隋炀帝时开始建立进士科，用“试策”取士，此后一直延续不绝，历经唐、宋、元、明、清，前后实行了1300多年之久，直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被废弃。唐代以来，科举出身者逐渐成为文官队伍的主体。他们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思想文化、科技、军事甚至外交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科举出身者在官僚系统中所占比例比较大，唐朝所任用的360位宰相中，进士出身者达143名；宋朝一代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明代内阁大学士总计170余人，科举出身者占90%以上；清代，科举出身的尚书、都御史占50%左右，监察院御史一般都是科举出身。①

尽管历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有所变化，但主要的部分都包括诗赋杂文、策论经义。前者测试文艺、应用文的知识及其应用能力，后者考察理论水平。科举制推行后，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人在官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多，而诵读学习是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无可替代的前提与基础。正因此，除极少数隐士外，古人绝非为诵而诵，纵贯千年的诵在古人心目中有着无可置疑的功利性，怀揣着一朝登科的梦想，历朝历代士人在科举制的大旗下朝夕砥砺，寒窗苦读，在“诵而优则仕”的路上无悔前行，古人也正是在“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中实现了各自的人生目标。

“以书史为园林，以歌咏为鼓吹，以理义为膏梁，以著述为文绣，以诵读为菑畲，以记问为居积，以前言为师友，以忠信笃敬为修持，以作善降祥为因果，以乐天知命为西方。”②菑畲”（zīyú），垦种一年之田称菑，垦种二年之田称新，垦种三年之田称畲，引申为垦荒、耕耘的意思。古人将诵读视为耕耘，有耕耘即有收获，士人以诵读为工具，在经典中辛勤耕耘，科场一鸣惊人并从此进入仕途，实现“诵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诵而优则仕”成为古代全民性的社会价值取向，几乎是古代文人的共同期盼，也因之成为苦读寒窗的真正动力所在。

注释：

① 转引自郑从金：《从精英循环的角度看科举制度的历史功用》，《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 （明）陈继儒撰：《岩栖幽事》，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卧游录”及其他四种，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第33页。

（作者单位：青岛农业大学动漫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张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