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金礼

文本的细读与思想史的深描
——首届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高峰论坛综述

■ 王金礼

以利维斯等人的“细读”（scrutiny）和格尔兹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两个著名术语为主题词，2013年11月30日由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首届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高峰论坛”内在地具有方向性、方法性探索的意味。利维斯的“实践批评”要求把文本置于广泛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中细读，深描则意味着学术探究的目标不仅是文本、观点、理论，更是观点、理论背后的不同解释框架或意义结构。从经典文本的实存入手，探讨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思想线索与历史逻辑，我国的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起步阶段就表现出清醒的学术自觉。

一、“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域与方法论

问题域相对宽泛地标示特定研究领域有意义的议题，方法论描述该领域专门的知识承诺、所依赖的材料范围及其获取与运用方式。问题域与方法论的基础性使其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形成之际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历史学出身的陈卫星教授首先提出了史料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思想史”研究的生态史学或发展史观等问题，并将其统称为历史框架的定义问题。他认为，“思想史”研究必须认真思考黑格尔所说的合目的性问题，必须超越历史的时空轨迹，“让人的叙事走上前台”。芮必峰也认为，传播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的历史，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通过区分“思想史”“理论史”“学术史”，芮必峰对传播学史的问题域进行了细分。他认为，“举凡人类对传播或交流问题的思考和追问，甚至直接反映或折射这些思考和追问的习俗、制度、器物等，都可以作为传播思想史讲述的对象”，而理论史“是针对传播或交流问题的理性思考和系统归纳”，传播学术史则是指传播学“作为一种学科产生发展的历史”。吴飞援引詹姆斯·凯瑞的观点指出，正统大众传播研究史的产生具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它实际上“是20世纪社会——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缩影”，因此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超越这种正统的传播思想史。这种超越，一方面需要警惕学科话语背后的知识遗忘和遮蔽，另一方面也需要警惕在打破正统传播思想史神话的同时又建构起一个新的神话，从而掉入另一种“将充满着断裂、冲突等复杂因素的学科动态史转化为辉格史式的渐进发展史”的陷阱。

吴飞还提出，近一段时间国内国外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思想史”都是相当活跃而具创造性的研究领域。他指出，这实际上体现了本学科“深切的理论焦虑与深刻的身份困境”。很显然，历史研究，或者说思想史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合法性确认的手段或途径。具体到“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域，这种焦虑与身份困境则表现为，总体上在国外形成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与本土丰富的新闻传播思想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能否、如何打通移植与传统的问题域壁垒，建构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邵培仁、吴予敏、芮必峰等均对传播史书写偏重国外研究表达了一定程度的遗憾。邵培仁主张运用东方传统的整体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媒，甚至军事”等社会实践的整体中发掘传播思想的精髓，建构一种“整体与多元的传播思想研究”。芮必峰列举了四个方面亟待研究的材料，分析了本土传播思想研究史研究的可能性：1.古代典籍的直接论述；2.神话传说及其流变史；3.包括小说等对传播事件、习惯、习俗文献记载；4.中国特有的媒介如陶土、石块、龟甲、丝绸布帛、铜鼎等的转变所蕴含的传播思想。吴予敏则进一步希望传播思想史研究去发掘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构成、运行方式，发掘传统中国社会各类交往的社会表征、伦理观念、沟通策略等。

姜红与朱至刚的两篇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发掘本土思想资源的倡议。姜红用黄帝和孔子以隐喻晚清报刊中关于共同体意识和国族想像的两种代表性的符号系统——种族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并以“发明”（黄帝）和“重构”（孔子）对其生成与运作机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朱至刚则以极其细密的考据发掘了被“遗忘”的民国新闻学者孙怀仁及其以“社会之心的交通机关”所概括的新闻观。朱至刚认为，孙怀仁依据滕尼斯“利益社会”与“共同社会”的划分，把新闻视为使“社会成员历史种族语言宗教道德风俗及习惯”等“一样”的交通机关，远较当前关于新闻“报告”“指导”等功能等的认识更为深刻。这一思想形成及其遗忘的社会、历史必然性，也成为朱至刚细加考察的对象。

二、文本细读与思想史书写

“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是文本。文本细读具有两种方式，或者将文本视为一个相对封闭而自足的话语体系，读解的目标倾向于文本意义的还原与确证；或者将文本置放在一个更大的话语、知识体系与社会语境中，对文本进行阐释性或批判性阐释。两种读解的竞争与对话构成了首届“思想史”论坛的一道风景。

关于卡斯特尔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张咏华明确宣称其知识追求仅限于对文本所具“洞见”——由互联网星系论、象征环境论与时空新维度观等构成的传播新系统理论等——的理解、分析与评价。她认为，卡斯特尔的传播新系统理论以跨文化的视野在经济、文化、社会的新环境中考察新的传媒体系，从而以一种辩证而具批判性的研究，继承并超越了麦克卢汉媒介观察。刘海龙将伯内斯的宣传合法性论证称为“霍布斯式的”，其出发点实际上就是混乱与秩序的关系。民主化社会总是具有意见杂呈与混乱的现象。这种无秩序近似于霍布斯那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社会成员的基本安全和自由都很难实现。宣传的意义则在于，使社会确定方向感，形成秩序。刘海龙认为，这种论证对两个重要问题的回答很难令人信服：秩序是否先于多元意见与意见的秩序标准由谁界定。在他看来，伯内斯的宣传论证意味着进步主义内在逻辑的崩溃和衰落。几乎与伯内斯针锋相对，张军芳解读的文本《公众及其问题》强调人类基于互动的自然联合，意见纷呈不仅不是民主消极后果和秩序的阻碍，它实际上正是共同体得以形成、政治与政府合法性意义的来源。其他诸如布尔迪厄关于电视生产中权力关系的分析（陈佑荣）、梅罗维茨关于媒介情境的论述（施海泉）、费斯克“生产性读者”的观念（贾楠、朱文博）等，均被作为自足的文本和理论进行了读解。

胡翼青等人更倾向于经典文本的解释性或批判性细读，试图突破正统思想史的进化论、本质论窠臼，努力形成传播思想史的多元化叙事。对于近期被热捧的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作品《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胡翼青针对爱森斯坦的简单归因与化约式论断提出质疑：在印刷术的发明、运用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成、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及科学革命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一种绝然的因果关系？抑或这里仅仅是一种先后或共生现象？胡翼青认为，事物、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既有层级之别、主次之分（诱因与动因），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现象，学术研究需要十分警惕爱森斯坦式简单归因的陷阱。黄典林选取霍尔等人的《控制危机》作为细读对象，综合考量了作者的知识承继、方法论取向及知识生产的社会与历史语境等诸多因素，认定该文本在霍尔的文化研究文献中具有某种关键性地位。他认为，这一文本所要处理的根本问题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运作如何围绕特定的公共议题塑造出一套话语。对于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的重要文献——麦克切斯尼的《富媒体与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刘学联系麦氏一代美国学者的精神结构、美国当代传播政治的现实语境及麦氏本人深度参与的媒介改革公民运动，读解麦氏关于媒体超级商业化与民主政治的论述，并将麦氏学术的行动意义视为其最大的贡献。

另外一些研究，如胡冯彬追溯“批判学派”“经验学派”二元对立传播史观的文本起源，王金礼以《投票》为例批评量化舆论研究的行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取向，张放辨析“传播效果研究”与“媒介效果研究”这两个传播研究史重要术语，都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清理了传播学史正统叙事的疏漏或谬误。

三、“思想史”研究与知识社会学方法

作为一种研究取向，“思想史”研究基于文本、史料的细读和诠释，探究理论、知识或学术观念的知识系谱与历史过程，教条化、条理分明的理论、知识体系据此而被还原为有限的、条件制约的因而也是社会建构的偶然性存在。“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完成这种知识还原，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引入与广泛运用是其重要原因。知识社会学是一种深具创造力的研究方法，它主张主体间、主客体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关注知识的生产、建构过程，关心客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社会结构中以何种方式向主体表现，提出问题。这种方法在首届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高峰论坛的多项研究中都或多或少有所运用，其基本特征尤其体现在李红涛的研究中。

李红涛解读塔奇曼的《新闻生产》所关心的第一个真正问题实际上是，类似于《新闻生产》的一批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何以在1970年代的美国集中形成。他的结论是：1960、1970年代正是美国新闻业的一个黄金时代，新闻业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形成了深刻影响，新闻社会学崛起的实质是政治科学、社会学研究呼应这一社会风潮的结果，《新闻生产》则是其中的代表性个案。形成这一结论，李红涛对这些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者尤其是塔奇曼的学术经历进行了细致的微观考察。《新闻生产》高度关注新闻生产“常规化”运作的知识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李红涛的这一判断。白红义解读《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也采取了类似的研究方法，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他对作者吉特林独特的生命体验——参与社会运动与其学术研究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阐释上。

知识社会学研究联通文本、文本生产者与生产语境，另外一些报告则更偏重文本间的纵向、横向联系，探究特定传播议题的历史表征。何镇飚在纵向时间流中梳理了“安全”问题的话语建构与破译；贺碧霄则在时间横断面上阐释“人”的观念在1920年代欧美传播研究中的意义；常江依据微电影的文化症候反思本雅明关于艺术“机械复制”的论断；连水兴则将知识分子之于媒介化传播从审视、批评再到深度参与的态度和行为整体性纳入学术考量的视域，以历史维度考察了表达者与表达工具之间的关系。

首届中外新闻传播史高峰论坛同时举行了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的成立仪式，“思想史”研究会的上级组织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史研究委员会的会长程曼丽教授和郭镇之教授，以及中国传播学学会会长戴元光教授分别就“思想史”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与期待。由5个主题发言和20份圆桌讨论组成的“思想史”研究学术活动涉及“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意义、问题域、方法论及舆论、宣传、媒介、效果等具体议题。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刘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