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4国内原创电视文化节目建构的多元认同

2014-03-03张爱凤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4年8期

■张爱凤

■张爱凤

2013年下半年以来，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为代表的原创电视文化节目建构了政治、文化、市场等多元认同，节目重新阐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体现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和政治要求。在国内卫视过度依赖引进模式的背景下，原创电视文化节目的出现体现了“文化自觉”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节目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文化和娱乐的结合，又形成了对于市场的认同。但节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度依赖，使其很难向海外输出模式，由此，也失去了赢得国际认同的机会。如何塑造原创电视文化节目的品牌，并开发出能在海外进行推广的模式，是当前电视人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

电视文化节目；原创；建构；多元认同

2013年下半年以来，一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原创电视文化节目在国内各大卫视相继播出，并引发荧屏“中国风”的热潮。这股热潮滥觞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于2013年暑期播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2013年10月19日公布的重点节目全国平均收视率中，央视一套和十套并机播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总决赛收视率达2.6%，排名第一，总决赛当晚收看节目的观众人数达1.2亿。①此外，2013年下半年以来，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成语英雄》相继开播，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天津卫视的《国色天香》、贵州卫视的《最爱是中华》等也先后亮相。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内地的电视节目因原创力缺失、娱乐化过度、同质化严重而饱受社会各界诟病。这一系列原创电视文化节目的播出以及因此引发的收视热潮和社会关注，成为2013－2014年度重要的电视文化现象。

一、原创电视文化节目建构的政治认同

在中外文艺理论批评史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学术课题一直备受关注且讨论至今。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诗言志”的理论观念，而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观点更是传播深远。1943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新中国建立后，这一观点进一步演化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从基本的倾向看，在阶级社会中，文艺创作的主流总是要反映一定的阶级和政治生活、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②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多元化的观点，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尽管观点纷纭，但有一点已基本形成共识，即：文艺和政治关系密切。“政治作为一种社会观念，与文艺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们的关系是互相渗透，互为条件的关系。”③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宏观层面看，文艺与政治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为代表的国内原创电视文化节目的诞生，有着一个深刻的政治背景，即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这是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成语英雄》《中华好诗词》《国色天香》《最爱是中华》等原创电视文化节目，其核心都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关注、重温、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为根本宗旨。

“认同”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有着深刻的内涵。“在哲学、心理学领域，认同主要是指自我意识的萌生与成熟，从而形成稳定的身份感，而在社会学与政治学领域，认同主要是指对所属地域、文化、集体的某种体验，由此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④前者是自我认同，后者是集体认同，集体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在集体认同的建构中，文化、教育、媒体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是能够给予我们“根本方向感”的东西，汉字、成语、诗词、古典戏曲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或表现形态，自古以来就在传播推广中建构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2009年，在北京召开的“新中国古汉字学及汉字科技文化成就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提出“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线。就汉字的‘书同文'而论，同一文字的共同的历史记录、共同的文化传承、共同的语言交流、共同的礼仪规制，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⑤如在春节之时，中国人喜欢在门上贴“福”字，预示来年的幸福安康；会在除旧迎新之时吟咏“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而到了中秋佳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是被无数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反复吟诵，诗词凝结成海外游子心底深深的乡愁，并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沉淀为对于母体文化最深情的记忆和怀念。近几年来，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如清明、端午、中秋等，政府、媒体、学校、社区都会举办形式多样的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人们通过集体参与独具特色的传统节庆活动，吟诵与传统节日相关的诗词歌赋，重温关于节日的风俗、神话、传说等，深化对于节日的物质行为、生活情感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记忆符号，加深对民族与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由此可见，以汉字、诗词、成语、戏曲等为表现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建构中国人的多元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当代，随着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等传播载体的普及，媒介与传统文化呈现出复杂交织的关系。一方面，媒介的发展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更多元的平台，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收视率成为决定电视节目生存的标准。在新闻立台、娱乐赢台的大背景下，娱乐节目强势发展，由此挤占了具有人文精神和思想品质的文化节目的传播空间。波兹曼说：“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⑥在波兹曼看来，电视更适合大众娱乐，电视“娱乐业”时代的到来，使严肃的文化远离了电视。

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⑦很显然，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语境下召开的。在非普遍战争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之争。“传统上，胜负取决于哪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更强。然而，在一个全球信息时代，除了军事硬实力以外，我们还需要运用旨在赢取人心的软实力——一种以价值观和文化来吸引他人的能力。”⑧为此，决定进一步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⑨

“文化软实力”“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概念，都体现了文化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作用，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把新闻、广播、图书、电影、电视、戏剧、文学等文化产品，作为向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工具，也成为其全球政治扩张策略的重要内容。文化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强国的核心，是文化领导权。而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则是建构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核心价值体系。“文化领导权的实质，是通过一种非暴力的手段来塑造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赢得大众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积极赞同。”⑩

一直以来，新闻、电视剧、综艺节目一般被认为是电视节目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在新闻生产传播方面，中国的电视媒体与西方国家电视媒体的差距明显。中国国情专家胡鞍刚对当代一些国家的传媒做了深入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美国的传媒实力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实力仅是美国的14%。（11）西方通讯社成为各国媒体的重要信源，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这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占据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近期“马航失联事件”暴露出中国媒体在重大突发新闻事件中整体报道能力的欠缺，该新闻事件的核心信源基本被路透社、BBC、CNN、《纽约时报》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垄断。在信息流通如此频繁密切的时代，建立一个拥有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对于维护国家的政治地位和信息安全是非常必要的。在电视剧生产方面，尽管中国每年制作的电视剧时长已超过一万小时，但其出口数量和国际影响力仍然较弱。我国电视剧的主要销售地局限在亚太地区，且主要以东南亚地区为主，真正打入国际市场的电视剧精品凤毛麟角。我国在电视剧出口方面多年呈现贸易逆差，近几年来，中国电视剧海外销售量下降趋势明显，海外销售总额仅占全部销售总额的5%左右，且售价与美剧、日韩剧比相对低廉。（12）

电视节目中体现出来的电视文化深深地刻上了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烙印，也在传播过程中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电视节目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具有战略意义。近年来，中国的邻国如韩国、日本、越南等，都在有策略地与中国争夺共存文化的阐释权和所有权，如越南把雅乐申遗成功、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的皮影戏申遗成功、韩国电视剧的盛行等，这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权形成强烈的威胁。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都在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并将此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中国人认同的原创电视文化节目的出现，融入了十七届六中全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和政治要求。

二、原创电视文化节目体现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

自近代以来，中国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面对迥异于中华文明的西方文明，中国人曾一度遭遇强烈的文化认同危机。晚清以来，汉语经历了白话文运动，当时不少知识精英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汉字难读难写，甚至认为“方块汉字是反现代、反科学、反民众的怪物”，因此应当予以“废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曾经说过：“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3）必须承认，胡适身上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其言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面对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采用了极端否定的态度，由此影响了大众的认知和情感判断，“言必称西方”，导致了中国人对本土文化的怀疑和自信的缺失。史学家余英时总结20世纪上半叶以各种方式出现的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结到最后只是这一个问题，即：“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呢？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呢？”（14）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GDP总值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但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环境破坏严重、社会阶层分化、各类矛盾突出、传统文化不断流失，重英语、轻汉语成为中国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1997年，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主导话语权的环境中，中国人应该确立“文化自觉”意识，形成对本国文化的热爱和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自觉'应该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如何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认识我们的历史文化，以确立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增强我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另一个方面就是如何更新我们的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并在这里找到自己文化的位置与坐标。”（15）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认为“语言是比帝国更长久的东西。”他说“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写来写去，文体纵有变化，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便是我对中文的赤忱热爱。如果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径，但愿我能将它伸展得更长。”（16）这是余光中在面对强势的英语逐渐侵蚀中文之于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意义之后，所保持的一种文化警醒和文化自觉。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3》的资料显示，2012年，全国电视节目总产量达到343.63万小时，其中制作新闻资讯类电视节目88.69万小时，占25.81%；专题服务类电视节目89.25万小时，占25.97%；综艺类电视节目48.31万小时，占14.06%。（17）但热播的综艺节目如《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都是国外引进模式。2013年下半年湖南卫视播出的《爸爸去哪儿》，节目模式引自韩国MBC电视台，在第一季的播出连续排名收视率第一名。节目模式出口已成为发达国家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文化影响力的有效途径。英国BBC环球公司2012财年报告显示向全球近700个电视台或制作公司销售了10万小时的节目，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全球影响力，拓展海外播出市场。

在电视领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大陆学港台，港台学日韩，日韩学欧美。中国的电视节目在世界的舞台上，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主性。为此，2013年7月25日，新华网刊载文章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要求各电视台应在提升节目的思想内容、价值导向、审美品位和自主创新上下功夫，努力为广大电视观众奉献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总局将加大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创电视节目的鼓励扶持。（18）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宣传语是“书写的文明传递，民族的未雨绸缪”。“文明传递”“未雨绸缪”显示了电视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以及文化之于民族未来的密切关联，这其中也体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河南卫视在2013年相继推出的《汉字英雄》和《成语英雄》这一对原创文化姊妹栏目，旨在激发人们对中国汉字和传统文化的兴趣，在节目收看的过程中重温汉字的音韵雅义以及成语的辞章、意蕴之美。这两个栏目的开播，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夺得了高收视率，还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表扬，要求广电系统学习借鉴《汉字英雄》，积极开办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文化节目。河北卫视推出的《中华好诗词》节目，也是在此大趋势中诞生的，该节目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为宗旨，集知识性和娱乐性于一体。节目制作方希望借由节目的播出，能够掀起全民诵读传统诗词经典的热潮，让广大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浸润在中华民族深厚的人文积淀中，自觉地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的责任。

费孝通曾说过：“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9）费先生还以他在80岁生日所说的一句话，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在中国电视综艺节目极度依赖进口模式的大背景下，在中国电视节目中充斥着欧美、日韩电视模式和同质化的娱乐节目形态时，《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中华好诗词》《最爱是中华》等原创电视文化节目的诞生，对于唤醒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凝聚华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塑造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原创电视文化节目的创新与市场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和转型，中国的媒体也从单一的宣传事业型单位逐步向宣传事业兼具产业经营型单位转变。中国媒体市场化的本质是媒体日益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进入市场，成为整个市场体系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除新闻节目外，媒体的很多节目内容可以像产品一样进行交易。这就要求在中国特殊的传播制度下，各级媒体在保证完成宣传任务的基础上，要像企业那样努力创造更多的财富。

早期中国的电视台各守一方，彼此之间没有激烈的竞争关系，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及各省市级电视台陆续有了上星频道，彼此才形成竞争关系。对于电视台而言，新闻节目、电视剧都是需要花长时间培育制作的节目，而娱乐节目是能相对快捷地拉动收视率、提升知名度的节目类型。1997年，湖南电视台上星，更名为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2003年，湖南卫视举办了频道定位研讨会，提出了“锁定娱乐，兼顾资讯；锁定年轻，兼顾其他；锁定全国，兼顾湖南”的品牌定位策略。2004年，湖南卫视正式确定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的目标。从2004到2011年，《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节目在为湖南卫视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其在全国地方卫视中确立“娱乐霸主”地位立下功劳。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湖南卫视在塑造品牌栏目、拓展收视平台及培育创新团队方面，都已经确立自身的优势。

2007年之后，江苏卫视从早期的情感节目《人间》，到2010年推出后便炙手可热的《非诚勿扰》，开始成为湖南卫视有力的竞争对手。而2012年夏天，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异军突起，使得中国内地卫视进入“江、湖、浙”三台鼎立的时代。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卫视节目竞争中，国内多家卫视似乎并不甘心只做这一场声名与效益同场竞争的旁观者。但创新能力的不足、资金的缺乏以及创新人才队伍储备的不足，使得多家卫视只能亦步亦趋，跟在已有品牌节目之后进行模仿。自《中国达人秀》《非诚勿扰》开播并取得高收视率以来，内地多家卫视便充斥着数量泛滥、节目形态雷同、质量良莠不齐的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游戏竞技类、综艺娱乐类、真人秀等节目。为此，国家广电总局于2011年7月专门召开了“关于防止部分广播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座谈会”（20）。而自2012年，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开播引发收视热潮，歌唱类节目更是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2013年5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新闻客户端、手机搜狐联合发起的一项题为“你喜欢看歌唱类节目吗”的调查显示，有64.7%的受访者认为歌唱类节目数量太多，并且存在“节目形式同质化严重”（44.0%）、“创意以模仿为主，原创节目太少”（38.7%）、“广告植入泛滥”（31.6%）等问题。（21）为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这类节目实施了总量控制、分散播出的调控措施。2013年10月2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明确规定全国卫视歌唱类选拔节目黄金档最多保留4档。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出更严格的“限娱令”后，内地卫视开始转向节目调整和创新，加大了对其它类型节目的开发，以期在一场新的节目竞争中赢得优势。2013年下半年以来，内地卫视相继播出的原创电视文化节目，便是应对限娱令的节目创新之作。除了《国色天香》还较多保留综艺娱乐节目的形态和特点之外，《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中华好诗词》都属于纯文化节目，娱乐性并不强。但是从当下电视节目的市场需求来说，这些节目如果不加上娱乐的元素，将很难获得市场认可。“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不论是历史还是电视的现实情况，都证明反省或精神超脱是不适合电视屏幕的。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22）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将文化与娱乐相结合，显示了节目对于市场的强烈认同。正如早期的电视文化节目《百家讲坛》一样，为了迎合市场和拉动收视率，《百家讲坛》从原先定位的公共电视节目变成了一档商业电视节目，其背后便是电视节目向市场认同的结果，由此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论。为更好地提升节目收视率和社会影响力，河南卫视《汉字英雄》《成语英雄》节目均开发了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上使用的同名游戏程序，用户可以实时与节目现场选手一起答题并有机会进入节目现场参赛，这一互动环节有效地拉动了节目的收视率。以2013年10月河北卫视推出的《中华好诗词》为例，该节目在介绍中提到：节目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为宗旨，集娱乐性和知识性于一体，运用闯关、益智、综艺等电视包装手法，通过寓教于乐的轻松形式，打造出一档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优质节目。从《中华好诗词》闯关的环节设置来看，诗词最具有美学特征的音韵、意境之美，包括诗词的写作背景都未能得以充分的展现，整个节目变成了一场记忆力比拼、幸运闯关的赛事，而第二季大量演艺明星如于文华、赵本山等的加入，使得节目的娱乐元素越来越多。天津卫视《国色天香》力推“歌改戏”的原创之举，让许多从未有戏曲学习和表演经历的明星，在短时间内速成学习后登上舞台，将现代歌曲的声乐节奏与戏曲的古韵之美杂糅在一起，此举虽得到著名京剧艺术家于魁智的赞誉，认为该节目“让传统文化再放光芒”。但事实上，在多场次比赛中，因“歌改戏”不当演员将传统戏曲表演得不伦不类的现象屡屡发生。为迎合市场收视需求，原创电视文化节目不得不加入越来越多的娱乐元素，为此，这些电视文化节目正日益被改造成一场传统文化的形式之“秀”，逐渐偏离了最初意义上的文化品格追求。

四、未尽的命题：原创电视文化节目的品牌输出与国际认同

当前，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电视节目发展，影视产品与服务出口已发生深刻变革，正在从传统的、单一的节目出口向节目出口与原创节目模式国际授权并行转变，并引领全球电视节目潮流。英国是世界创意产业的首倡者和实践先锋，英国Fremantle Media公司是全球经营原创节目模式国际授权业务的著名机构。近年来，国内多家卫视热播的《中国达人秀》《我们约会吧》《唱响中国》等电视节目模式均从该公司引进。2013年，国内多家卫视热播的歌唱类节目，均是国外引进模式，如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是星空卫视旗下灿星制作引进的荷兰塔帕（Talpa）电视制作公司《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国版；湖南卫视推出的《我是歌手》则是引自韩国MBC；安徽卫视开播的《我为歌狂》同样引自荷兰塔帕电视制作公司；上海东方卫视《美国偶像》和北京卫视的《最美和声》均引自美国模式。

发达国家在开发、销售成功的电视模式时通常要遵循的原则是：独特的创意、成熟流畅的节目流程、不过度依赖主持人的节目环节、跨越国族语言障碍的人性共通之处等。把握了这一原则，节目模式便能在全世界得以推广。国外电视模式的输出，一方面显示了原创电视模式的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所具有的创新影响力、媒体知名度和品牌号召力；另一方面，在电视模式的形成和输出过程中，输出国在电视文本中也在建构着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渗透。节目模式的开发商利用版权法对模式节目进行垄断，为其赢得高利润，同时也确立其在全球电视节目领域的文化领导权，并赢得不同国家观众给予的文化认同。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成语英雄》《中华好诗词》等原创电视文化节目，尽管在目前国内市场已经掀起了一股股收视热潮，但显而易见的是，与《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引进模式电视节目相比，其影响力、知名度和观众收视人数都难以相提并论。随着《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中华好诗词》等原创文化节目的热播，另一种意义上的节目同质化现象可能又将出现。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内这些原创电视文化节目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度依赖，这使其很难向海外输出这种模式，更难在语言不通的国家进行模式推广，由此，也失去了赢得国际认同的机会。如何塑造原创电视文化节目的品牌，并开发出能在海外进行推广的模式，是当前电视人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

（本文获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项目资助。）

注释：

① 《语文节目成收视黑马超1亿人收看汉字听写总决赛》，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3－10/24/c＿125590170.htm。

② 罗启业：《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

③ 阎国忠、张艺声：《文艺与政治——一个应重新审视的话题》，《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5期。

④ 姚文放主编：《审美文化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6－227页。

⑤ 李瑞英：《增强对汉字与汉字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光明日报》，2009年8月6日。

⑥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06页。

⑦⑨ 《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改革与发展迎来新契机》http：//www.china.com.cn/policy/zhuanti/17jlzqh/node＿7128674.htm。

⑧ 史安斌主编：《国际传播研究前沿》，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⑩ 陶东风：《文化凝聚力与文化领导权》，《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6期。

（11）胡鞍刚、张晓群：《中国：一个迅速崛起的传媒大国——传媒实力实证分析与国际比较》，中华传媒网，200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