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辉 张小涓

（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054）

唐代礼图之作存世不多，文献可见者仅杨垂《丧服图》（卷数不详）、张镒《三礼图》九卷、杜佑《唐礼图》十五卷。《法藏敦煌文献》P.2967文书载有《丧礼服制度》一卷，该卷是从贞元中淮南节度使杜佑所上新制《唐礼图》十五卷中节选的，此为传世文献中唯一可见的杜佑礼图内容。姜伯勤先生《敦煌社会文书导论》之《P.2967丧礼书对〈开元礼〉的变通》[1]中曾对此件文书有过介绍，吴丽娱先生《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之《丧服制度》（I）[2]对此文书亦有说明，然此残卷依然有不少问题有待考释。笔者不揣浅陋，试结合前人的研究对《丧礼服制度》残卷再行考索。

一、《丧礼服制度》说略

法Pel.chin.2967《丧礼服制度》一卷乃杜佑《唐礼图》之残文。该卷书写体式乃“右图左书”，与传统的“左图右书”式有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命名此卷为“小册子，丧服图”，《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则定其名为《丧礼服制度》。汉魏六朝以来，《丧服图》作大都亡佚，笔者以为杜佑《丧服图》实为唐代大历中杨垂《丧服图》（已亡佚）之后的又一重要礼图文献，对唐代丧服形制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意义。

此件写本为双页对折小册子形式，前后均残。今存七页，但以单页计为十二页，共七十一行文字，每隔数行配有相应插图一到两幅，共有十七个插图。从写卷内容可以知道文字是对丧衣各部所作的制度说明，内容以《大唐开元礼》、《仪礼·丧服》及郑注为主、兼引魏晋六朝礼学家葛洪、崔灵恩、崔凯等作进行说解。这些图文使我们对唐代丧服形制可以进行全面考察。据卷首残存文字，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此卷的来历以及此卷与《唐礼图》的关系：

误为古今服变广狭制，以致差谬。今见淮南节度使杜佑进上新制《唐礼图》十五卷，其有《丧礼服制度》一卷，精麄不差，轻重合宜，当穷本书理，深得其宜。故持此以匡时要。

由残序知此《丧礼服制度》乃《唐礼图》之一卷，据文书行文及残缺的文字内容，其内容非《唐礼图》原文。由“今见”、“故持此”等行文之文辞，文书的撰者当为与杜佑同时代之人。

进上《唐礼图》之人乃淮南节度使杜佑，然考之史志目录及其它文献皆无杜佑撰《唐礼图》说。《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言杜佑出身仕宦，乃中唐政治家，撰成二百卷著作《通典》，其中礼典一百卷，可见杜佑对礼制既精通又颇为重视，实为唐代礼学家。《丧礼服制度》内容所言绖冠裳裙等服制和衣制与《通典》内容接近，故杜佑撰《唐礼图》有理。吴丽娱曾言“《唐礼图》十五卷，顾名思义即知是为礼配图之作，那么，如果是杜佑所作，则与《通典》一书应当是互补和一致的。查杜佑上《通典》在贞元十七年，则《唐礼图》之上也应在此前后，其最晚应不超过贞元十九年。由于《旧唐书·经籍志》乃五代转录开元盛时四部书，不记此书是很自然的。但是宋人欧阳修、宋祁所修之《新唐书·艺文志》也未见记载，说明此书至少五代或宋时已佚。”笔者以为其言有理，宋人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征引六家礼图总图，唯独不引杜佑《唐礼图》，原因亦在于此。《唐礼图》的撰写时间当在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据《杜佑传》、卷一三《德宗纪》言，杜佑任淮南节度使在贞元五年末至贞元十九年之间，即789年到803年之间，《唐礼图》的撰写当在此时。

就礼图性质而言，杜佑新制《唐礼图》十五卷，其卷数和名称显示此礼图当为唐代“三礼”总图，《丧礼服制度》即为唐代《丧服图》别图，此写本《丧服图》与《三礼图集注·丧服图》“倚盧”之“唐大历年中有杨垂撰《丧服图》”并为唐代《丧服图》之重要礼图别图文献。由残序言“持此以匡时要”，可见新制《唐礼图》在当时的地位之高。法藏敦煌文献中的《唐礼图》残卷内容对研治唐代丧服制度及丧服图样有着重要的样本价值，对礼图文献有重要的史料补苴作用，实为礼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礼书。

法藏敦煌文献P.2967《丧礼服制度》言新制《唐礼图》，曰“新制”实相对“旧制”而言，此处的旧制《唐礼图》当为张镒撰《三礼图》九卷。《旧唐书·张镒传》卷七十五言∶“张镒，苏州人，朔方节度使齐丘之子也……交游不杂，与杨绾、崔祐甫相善。大历五年，除濠州刺史，为政清净，州事大理。乃招经术之士，讲训生徒，比去郡，升明经者四十余人。撰《三礼图》九卷。”张镒约在770年左右撰《三礼图》，早于杜佑《唐礼图》的撰作时间，故张镒礼图在前，杜佑礼图在后。《隋志》卷三二载张镒《三礼图》九卷，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屡引张镒《三礼图》，可见唐代礼图的代表作为张镒《三礼图》，其在当时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故杜佑之前的旧礼图即为张镒《三礼图》。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曰“新制”意味着对旧礼图的革新，我们结合此卷具体内容来谈其“新”处。

二、《丧礼服制度》内容考索

丧服制度包括服制和衣制。服制是历来变化最多，亦最为礼家所关注的问题；中古丧服礼之变革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通过服制来反映。衣制则是由丧制和服制所决定，服制轻重和丧制长短以及服丧期间祥、禫变除各节对衣制都有影响。[3]

法藏敦煌《丧服图》写卷中共涉及五服所需的绖、冠、缨武、總、衰衣、负、中、辟领、裳等形制。我们结合相关内容对这些部分择要考索。

（一）绖（首绖、腰绖）

按《开元礼》云：“苴麻首绖大九寸，左本在下，绳缨，十三月小祥，别除之，五分首绖，去一以为腰绖。大七寸二分。绞重两结相去各四寸。”（今人并无制也。）妇人绖如男子，又有绞带。按《仪礼·丧服传》郑注云：“首绖象绳布冠类，以国也。”又云：“苴麻大扼，扼围九寸。谓自中指至大指为扼。”此言中之制，其降杀大小乃通人之形，亦不先九寸为限。如童子当室者亦取小童中指至大指。如之……。

牡麻首绖大七寸二分，半布为绞带（杖周与不杖周绖带与三年同）。大功首绖大五寸七分，长殤及未成人皆九月，绖以绳缨。……葛洪《丧服变除》云：“今之孝子，腰绳即绞带，其来久矣。”郑司农云：“麻在首及在腰皆为之绖。绖，实也。”又《三礼义宗》云：“男子重首，女子重腰。”绖服之法先除重义，具丧礼，此不备载之。

按：据光绪十二年氏公善堂校刊本《大唐开元礼》卷一百三十二，首段“苴麻首绖”为斩衰三年绖带之制，次段“牡麻首绖”为齐衰三年之制。勘之校刊本《开元礼》，“苴麻”后脱“绖带”二字，“绳缨”后脱“五分”二字。“十三月小祥，别除之”为齐衰三年节制，与斩衰之制不符，此乃衍文。“绞重两结相去各四寸”之“重”，《开元礼》作“垂”，据文意，“重”乃“垂”之形讹。“各”字，《仪礼·丧服》郑注、《开元礼》、《通典》皆无，“各四寸”即为“八寸”，与“四寸”相距一倍，文中注言“今人并无制”，“各四寸”说或为唐代丧服制度之例。然唐代《贞观礼》、《开元礼》及张镒《三礼图》辑佚本皆无此说，笔者以为“各四寸”与“垂两结”相砥砺，故“各四寸”说阙疑存之。《仪礼·丧服》“苴绖杖绞带”郑注：“首绖，象缁布冠之缺项。”胡培翚正义：“郑以吉时缁布冠，别有缺项以固冠。”[4]“绳布冠”当为“缁布冠”，“绳”乃“缁”字形误，此乃传抄所致讹误。“以国也”，据《丧服传》胡培翚正义言，当为“以固也”。“苴麻大扼”，十三经注疏本《仪礼·丧服传》“苴绖大搹”郑注：“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围九寸。”“扼”、“搹”乃古今字之别。“此言中之制”当为“此言中人之制”，“中”后脱一“人”字。

“牡麻首绖”乃齐衰绖带之制，“大七寸二分”后，“半布为绞带”前，《开元礼》有“左本在上”语，此与苴麻之制“左本在下”所言相异，“上、下”之异乃“苴麻”、“牡麻”绖之形制相异之处，即：苴绖乃从额前绕项后，复至左耳上，麻尾加在麻根之上；牡麻绖乃从额前向左围向头后，麻尾藏在麻根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然《开元礼》“左本在上”与十三经注疏本《仪礼·丧服传》“齐衰三年”之“牡麻绖，右本在上”完全不同，据郑注及胡培翚正义言“左下为父，右上为母”为男女内外尊卑之别。据古礼言丧服之制先男后女，故齐衰之“牡麻绖”亦当男在先，为“左本在下”，《丧礼服制度》不言“左本在下”实为承前省略。故《仪礼·丧服传》、《开元礼》言失当。“未成人”，开元礼、通典、丧服图、五服图解皆不言“未”；据文辞及文意，“长殇”即17-19岁，其后当为“成人”方符合上下文意，“未成人”实则衍一“未”字。“大功首绖大五寸七分，长殤及未成人皆九月，绖以绳缨”，据《仪礼·丧服》，“绳缨”仅为“斩衰”之制，“齐衰”、“大功”、“小功”等皆为“布缨”。“腰绳即绞带”，“绞带”古代丧制斩衰服所系之带，绞麻为绳而成。《仪礼·丧服》：“丧服，斩衰裳，苴絰杖、绞带。”郑玄注：“绞带者，绳带也。”贾公彦疏：“绳带也者，以绞麻为绳作带，故云绞带。”《礼记·奔丧》：“袭绖于序东，绞带反位，拜宾成踊。”孙希旦集解：“绞带，绞苴麻为之。吉时有大带，有革带，凶时有要绖，象大带，又有绞带，以象革带也。”《晋书·舆服志》：“革带，古之鞶带也，谓之鞶革，文武众官牧守丞令下及驺寺皆服之。共有囊绶，则以缀於革带。”“腰绳即绞带”，文献无说，然与文意相符，腰绳即腰带。“腰绳”乃俗语，此说或与唐代传统的礼学庶民化倾向有关。“腰”，十三经注疏本《仪礼》皆作“要”，“要”、“腰”古今字。残卷征引东晋葛洪《丧服变除》、梁人崔灵恩《三礼义宗》内容各一条，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王谟《汉魏遗书钞》等引二书内容皆无此二条，故《丧礼服制度》所载葛洪、崔灵恩言实为重要辑佚之材料，可补苴清代学者所未备。由上，《丧礼服制度》内容虽较为简略，然在辑佚、校勘方面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武、總

按《开元礼》云：“斩衰之冠，正服、义服冠同六升。右缝通屈之二条绳为武。垂下为缨。所为条属於绖上。”今都无无此绳缕，武之制於义乖。全童子已下当室者则免而仗之也。用妇人以六升布为總。總用束发，今无此制。今幉头或得其义耳。

按：《仪礼·丧服》：“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齐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无爵而杖者何……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故“全童子已下当室者则免而仗之也”之“仗”当为“杖”。《丧服》：“其长殇皆九月，缨绖；其中殇七月，不缨绖。”郑玄注：“绖有缨者，为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绖有缨。以一条绳屈之。小功以下绖无缨也。”《丧服》：“丧服，斩衰裳，苴经、杖、绞带，冠绳缨，营屦者。”贾公彦疏：“云冠绳缨者，以六升布为冠，又屈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缨。”胡培翚正义：“武，谓冠卷……冠以梁得名，冠圈谓之武……非若后世之帽，尽举头而蒙之也。吉冠之梁，两头皆在武上，从外向内，反屈而缝之，不见其毕。丧冠外毕，前后两头，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缝之，见其毕。”《通典·礼六十五》“丧礼杂制”条曰：“丧冠条属以别吉凶，三年之练冠亦条属，皆右缝。”杜佑注：“别吉凶者，吉冠不条属也。条属者，通屈一条绳若布为武，垂下为缨，属三冠，像太古丧事略也。”《丧礼服制度》言“二条绳”与《丧服》郑注、贾疏，《通典》杜佑注所言有异，胡培翚《仪礼正义》据前人说言武乃一条绳，其两头下垂据丧礼言。武乃二条绳说，当为唐代具体丧服制度内容，此乃古礼“一条绳”说之演变。宋人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十六“冠绳缨”云“冠绳缨条属注云属犹著也。通屈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缨，著之于冠也”，[5]可见，“两条绳”说当为唐礼图所专有，宋时一仍古礼“武乃一条绳”说。据文意，“今都无无此绳缕”当衍一“无”字。

“總”，《仪礼·丧服》“传曰：總，六升，长六寸”，郑注：“總六升者，首饰象冠数。长六寸，谓出紒后所垂为饰也。”又《礼记·内则》郑注云：“總，束发也。垂后为饰。”《释名·释首饰》：“總，束发也，总而束之也”。《说文·纟部》：“總，聚束也。”段注：“聚束也，谓聚而缚之也。悤有散意，纟以束之。礼经之總，束发也。禹贡之總，禾束也。引申之为凡兼综之偁。”可知，“總”乃女子束发之头饰，其形乃后垂状。《丧礼服制度》“總”之形乃圆形，礼图文献无，唐制“總”图有存图之功。《丧礼服制度》言“總用束发，今无此制”表明唐代“總”制已然消失，与古礼有异。《仪礼·丧服》“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布總”，胡培翚正义：“布總，兼子与妇言之……今案：《檀弓》：南宫縚之妻，为姑總八寸。郑注云：齐衰之總八寸余。”古礼，男、女皆著布總；唐代，该制消亡，以类似于“總”之“幉头”取而代之。据《唐会要》言，唐时幉头为男子的主要首服，明人刘绩《三礼图》卷二之“總”言“幧头也。自关以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南楚江湘之间曰帞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幧头……覆结谓之帻巾，或谓之承露”，[6]其图类似今之头巾，与《丧礼服制度》“總”之“圆形”完全相异。可见，“總”制在唐代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也是唐代丧礼制度的革新之一，明代礼图“總”之形制或承《丧礼服制度》“幉头”说。

（三）负

负在背上，谓负板也。广一尺，下至胫，适领一寸。又云辟领一尺六寸，谓辟领一边开四寸，量之有八，别一尺六寸也。

按：《仪礼·丧服》“负，广出于适寸。适，博四寸，出于衰。”郑玄注：“负，在背上者也。适，辟领也。负出于辟领外旁一寸。”贾疏：“以一方布置于背上，上畔缝著领，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负名。”胡培翚正义：“负出于辟领外旁一寸者，据下辟领并阔中，總尺六寸，负之，两旁各出辟领一寸，则尺八寸也，此言其广也。”《大唐开元礼》卷一百三十二言“负在背者，适，辟领也。负出于辟领外旁一寸”。由上，负乃丧服背上的一块方布。上端缝在领上，下端垂放，因在背上，所以称为负。然《丧礼服制度》言“负”乃“在背上”、“下至胫”，则“负”之形制由背上至胫部，并非固定在背上。此说与古礼所言有异，当为“负”之形制之延伸。《武威汉简》之“丙本《丧服》”言“负广出于适，寸适，博四寸，出于（衰），衰长四寸，博六寸，衣带下尺衽二（尺有五寸）”，[7]《仪礼·丧服》“衽二尺有五寸”郑注：“衽所以掩裳际。”故“负”之下限亦在“裳”之两旁，非“下至胫”。可见，唐代《丧服图》之“负”图与汉制有异。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第十六《仪礼丧服图式》言“负，亦名负板。用布方一尺囗囗囗六寸，缀於背上，领下垂之”。朱氏所言“缀於背上”与唐代图式大致无二，可见汉、唐、宋三个时期的礼图样式的些微差异体现了礼图的变化。

“适领一寸”后，“又云辟领一尺六寸”前，《开元礼》作“辟领广四寸，则与辟中八寸两之为尺有六寸”，此可补苴“辟领”之广制。据郑注《丧服》“适，辟领也”，故“适领一寸”当有脱文，无“适领”一说。

三、结语

法藏《丧礼服制度》是敦煌卷子中所见关于唐代丧衣制相对规范和完整的著作。此卷与《通典》和《开元礼》相比，图文并茂，解说更加直观形象，较之杨垂《丧服图》，该卷相对完整。就某种意义来说，此《丧礼服制度》为唐中期以后丧衣服制礼式的代表。尽管《丧礼服制度》因传抄乃致文字有部分讹误，其作为目前仅存的唐代《丧服图》的样本价值凸显无疑，宋代、明代《丧服图》或因袭其说，或变更其说。

《丧服图》内容出自杜佑《唐礼图》，就其中的革新内容来看，《唐礼图》当有不少与前代礼图之作相异之处。这种创新，首先体现在其礼图的命名上：《唐礼图》的命名是以朝代取名，言外之意这是唐代专有的礼图，这也是不同于以往礼图的一大创新，是礼书的一大创造。其次体现在礼图的内容方面：《丧礼服制度》残卷中的“绖”、“中”、“武”、“總”、“负”等制与古礼有异，宋明礼图图式与此残卷图式亦有不同，这足以说明其礼图内容、图式均是有唐一代所特有的。吴丽娱先生以为《丧礼服制度》残卷是以唐朝朝廷礼制为核心，辅以吉、宾、军、嘉、凶五礼，给予了本朝特有礼制的一部著作。我们以为其说有大而化之之嫌，《唐礼图》当是一部依托于公礼而又寄情于私礼的一部“庶民化”、“社会化”、“人情交际化”的礼图专著。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就在于唐代重视礼学发展以及“礼学下移”的“全民化”倾向所呈现出的不盲从守旧、勇于革新、与时俱进的精神。随着《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开元后礼》、《曲台新礼》、《元和新定书仪》等的修订，丧服制度作为五礼之“凶礼”的核心内容亦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形成了丧服制度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然相关的礼图著作却是不多，特别是存世的丧礼服图的著作更是罕见，这一现象颇让人费解。日本学者副岛一郎在《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趋向》中曾言“虽说唐初承续着六朝礼学的传统，但它也随即急速地衰废。那么，六朝以来的丧服学如此急剧衰退，其原因何在？我想其原因之一是唐朝制定贞观礼等而改变了古礼，尤其是增改了丧服。”[8]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需进一步考察。

[1]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22-24.

[2]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17-433,443-449.

[3]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19.

[4]（清）胡培翚.仪礼正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3.

[5]（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19.

[6]（明）刘绩.三礼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32.

[7]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135.

[8]（日）副岛一郎.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趋向[J].学术月刊,1999（2）:6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