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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藏文文献价值与研究综述

2014-03-03多布旦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1期
关键词:民族出版社格萨尔藏文

多布旦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从文献资料的性质来看,有关印度史诗《罗摩衍那》[1]的资料可以分为传统文献记载和现代研究成果两大类。从传统文献记载来看,《罗摩衍那》从吐蕃时代翻译成藏文后,在将近一千两百年间,该题材被西藏文人阐释、再创作或加工等,显示了在本土化演进的过程中形成西藏文学史上“罗摩衍那”的现象。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罗摩衍那》这一命题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与藏族文学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关系。

一、藏族传统文献中的《罗摩衍那》

在藏族传统文献中有关《罗摩衍那》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翻译类、典故类、再创作类和记述故事类。其中翻译类的有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和《新译<罗摩衍那>》(gsar_bsgyur_rva_ma_yva_nvi_rtogs_brjod)[2],其中敦煌本于1907-1908年间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先后盗运至国外,敦煌石窟的藏文手卷被运送至英法两国,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这一译文共有五部文卷,其中编号I.O.73A、I.O.737B、I.O.737C、I.O.737D(I.O为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敦煌本藏文文献的缩名)等四种文卷藏于英国伦敦,编号P.T.983(P.T为法藏敦煌本藏文文献缩名)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于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首次公开出版。据古藏文专家考证,属于《罗摩衍那》最早译文类。吐蕃译师嘎瓦巴泽翻译的《khyd_par_vphags_bshtod_dang_lha_las_phul_byung_gi_rtsa_vgrel》[3],即该两本书的部分注解中均有印度两大史诗的内容。《新译<罗摩衍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藏族学者更顿群培和热拉·智通合译,2005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此书正文部分共275页,据前言记载,前80页由更顿群培翻译,后续部分81页至274页由其弟子热拉·智通翻译。此书结尾处热拉表示是依据蚁垤梵文本之第四十八章至一百零八章的故事翻译而成。因此该版本故事情节相对完整。

罗摩故事在藏族传统文献中作为典故应用,与印度修辞理论《诗镜》(me_long_ma)[4]的传入有着极大的关联。13世纪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在《智者入门》(mkhas_pa_vjug_pvu_sgo)[5]中对《诗镜》的内容作了大概的介绍和解释。他在《萨迦格言》中引用罗摩故事书写了四句格律诗,同时代学者尊巴仁青白在《萨迦格言注释》(legs_par_bshad_pa_rin_po_chevi_gter_dang_vgrel_ba_bzhugs_so)[6]中对此进行了较详细的注释,该注释成为藏族学者书写的较为完整的罗摩故事。13世纪,藏族译师雄顿·多吉坚参在八思巴的支持和赞助下,将《诗镜》全部翻译成藏文。其后,他的弟子邦译师罗卓丹巴首先以此书讲学授徒,始开学习《诗镜》之风。依照印度研习修辞之传统,凡研习修辞之人多数例举罗摩衍那的故事,成为当时典型的修辞题材之一。此后,藏族历代文人学者撰写的《诗镜》修辞注解和诗文基本引用了罗摩题材。主要有16世纪学者仁邦巴写的《诗疏无畏狮子吼》(snynan_vgrel_mi_vjig_seng_ge_nga_ro)[7],五世达赖喇嘛撰写的《诗镜妙音乐歌》(Snyna_ngga_me-long_gi_dkav_vgrel_dbyangs_cna_dgyes_bvi_glu_dbyangs_zhes_bya_ba_bzhugs_so)[8],同时期学者米旁·格勒南杰写的《诗镜注》(又译《诗疏檀丁意饰》)(snyan_ngag_gi_bstan_bcos_chen_po_me_long_la_vjug_pvi_bsha d_sbyr_dntuvu_dgongs_rgyn_zhes_bay_ba_bzhu gs_so)[9],18世纪的康珠·旦增曲吉尼玛写了《诗镜注释妙音戏海》(rgyan_gyi_bstan_bcos_dbyangs_can_ngag_gi_rol_mtsho)[10];19世纪久·米旁南杰嘉措写了《诗疏妙音喜海》(bdyangs_can_dgyes_pvi_rol_mtsho)[11]等。除了通过罗摩故事研习《诗镜》修辞之外,藏族学者对罗摩题材进行了再加工,公元1469年,格鲁派学者象雄·曲旺扎巴根据《诗镜》原理撰写了第一部西藏本土的罗摩故事,即《罗摩衍那之可技乐仙女多弦妙音》(rgyal_bo_rva_ma_nvi_gtam_rgyud_las_brtsams_pvi_snyan_ngag_gi_bstsan_bcos_dzri_zvi_bu_movi_rgyud_mang_gi_sgra_dbyangs_kyi_vgrel_ba_dri_mud_shel_gyi_vbad_stegs_zhes_bya_ba_bzhugs_so),公元20世纪甘肃拉卜楞寺学者阿旺丹贝坚赞著写了该篇注解《罗摩衍那注解》[12],这两本书于1981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合成出版。甘肃拉卜楞寺著名学者岭·格桑列协嘉措依据《罗摩衍那》,书写名为《dgav_byed_rva_ma_nvi_gtam_rgyud_las_brtsa ms_pvi_zlos_gar_tshig_rgyan_dri_zvi_vphang_vgrovi_rgyud_kyi_sgra_dbyangs》[13]剧本,据拉卜楞人回忆,当地传统节庆上演的藏戏剧目有神猴哈奴曼达,并有口头流传的罗摩和哈奴曼达的故事。同时藏族现代文学开创者、著名作家端智嘉写了一部《罗摩衍那故事》(ra_ma_nvi_rtogs_brjod)[14],该文因作者辞世而只留有第一章,内容为罗摩和悉多的婚礼。

有关《罗摩衍那》记述故事类文献,目前收集到的有康珠·旦增曲吉尼玛依照印度教大神湿毗奴十化身故事写下了《lha_chen_po_khyab_vjug_gi_vjug_pa_bcuvi_gtam_rgya_bal_mkyas_pvi_ngga_rgyu-n_gangs_can_rna_bvu_bdud_rtsi_zhes_bya_ba_bzgugs》[15],其中第七个为罗摩故事,该故事是藏文传统文献中较为完整的罗摩故事记载。

二、研究成果综述

20世纪初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流失海外后,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罗摩衍那研究已成为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命题。主要有托玛斯的《中国新疆发现的藏文罗摩衍那故事》(1929)[16],拉露的《藏文中的罗摩衍那的历史》[17],巴尔比尔(J.K.Balbir)的《敦煌藏文本罗摩衍那故事研究》[18],德庸的《一份藏文本的罗摩衍那故事的残卷》[19]和《古藏文本的罗摩衍那写本》[20]等对敦煌吐蕃文献《罗摩衍那》的藏文译本进行了考证和译释。

国内学术界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与藏族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流失海外文献的回归,我国以王尧和陈践为首的学者开启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整理和翻译工作。其中王尧和陈践在《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21]中,首次将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翻译成汉文;任远的《<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22]中对两种文本进行比较;柳存仁的《藏文本罗摩衍那本事私笺》[23],季羡林先生的《<罗摩衍那>在中国》[24]二文中对我国境内各语种的《罗摩衍那》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降边嘉措的《<罗摩衍那>在我国藏族地区的流传及其对藏族文化的影响》[25]中对罗摩故事在我国藏族地区的流传情况和性质特点做了较详细的分析;洛珠加措的《<罗摩衍那>传记在藏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26]中以藏文资料为基础对藏族文学史上的“《罗摩衍那》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学术整理。另外,同样作为英雄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与《罗摩衍那》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古今的《<格萨尔>与<罗摩衍那>比较研究》[27]从两大史诗的结构和内容特点、主题、人物、战争、对读者在美学上的感化作用、史诗的人民性、基调和倾向性、戏剧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古今发表的又一篇论文《<格萨尔>和<摩诃婆罗多>的比较研究》[28],初步完善了印度两大史诗与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比较研究,但是《摩诃婆罗多》没有藏译本,对藏族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始终未能构成太大影响;另外潜明兹的同题论文《<格萨尔>与<罗摩衍那>比较研究》[29]从史诗人物、风格、结构、艺人等角度进行了比较;罗明成的《“争夺英雄妻子”母题的社会文化研究——以几部有代表性的英雄史诗为例》[30]一文,以世界多部英雄史诗为例,对其“争夺英雄妻子”母题的社会文化史意义进行了比较性研究;李郊的《从<格萨尔王传>与<罗摩衍那>的比较看东方史诗的发展》[31]归纳了东方英雄史诗发展的几点普遍规律;王恒来、倪新兵的《<文化背景语域下史诗人物的思维模式即命运解析>——以<格萨尔>与<罗摩衍那>为例》[32]依照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理论”和“先验图式论”,试论史诗作者对史诗人物命运的决定作用。

华则和拉加才让合著的《藏族文学史》[33]中对象雄巴《罗摩衍那》的作者生平、艺术特色、主题思想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介绍;同时在扎布等编撰的《藏族文学史》[34]以及角巴东主等合编的《藏族文学史》[35]等近十年出版的藏族文学史中,对敦煌本或象雄巴《罗摩衍那》均作了简单介绍。

三、文献价值及成果评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藏文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表明,至迟公元8世纪起,藏族就开始知道了《罗摩衍那》,并拥有比较完整的翻译本,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相对是一个熟知的外国文学题材。藏文文献中所保存的《罗摩衍那》的故事及其它有关资料,不仅为研究《罗摩衍那》与藏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字依据,而且对研究《罗摩衍那》这部伟大史诗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这份具有特殊研究价值的文献显示,上自吐蕃时期(公元8世纪),下至更顿群培(1930年),在近一千两百年间,《罗摩衍那》是中印文学因缘的一条纽带,对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民族文化史等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命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敦煌本《罗摩衍那》上,这与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与海外流失有着极大的关联。第一,敦煌本《罗摩衍那》为最早期译本,与当时大兴佛教的历史背景及早期的藏族叙事文学间有着极大关联。到目前其研究成果主要停留在整理、翻译、注解和文本翻译时代的大致推测等层面。对其流传的历史背景、对藏族文学的影响、在藏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在每个历史阶段所构成的文学现象等整体性学术问题,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整理和研究工作。

第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藏族文学史上作为典型的外来题材,展示了藏族文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吸收、融合和演化而形成的多样化特色,同时体现了藏族文化的多元性。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大略重构藏族与印度文化交流史,也能了解罗摩衍那题材的具体流传、再创作以及对西藏民间口头传统的影响和本土化演进过程中的特点等,通过“罗摩”题材在藏族文学史上构成的文学现象的探讨,首次提出藏族文学批判史的基本架构,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为零。

第三,“罗摩”故事作为东亚文学史上典型的题材,在亚洲各民族中基本都有变异性流传。《罗摩衍那》在藏族古代文学中的流传性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文化特色,能充分展示外来题材的本土化过程,从而能深化藏族传统文学理论及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填补传统文学题材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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