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她是九十年代末。”这是1986年出生的作家李晁，在小说《姐姐》中写下的第一句话，它设置的是小说发生的年代和社会背景，用的是回忆的语态。九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已二十年左右。1997年夏天，香港回归；1998年夏天，世界杯足球赛法国夺冠；1999年迎接澳门回归。《姐姐》中故事发生的起始时间“夏日”，应该就在这样的某个时段。

小说中的“我”叫李准，踢足球，打电子游戏，看香港三级片，用蚊香度夏夜，用香波洗头发，住在纸糊玻璃窗、安装白炽灯的房间，生活在红砖墙大院中一栋老楼的第二层，他正处在刚开始梦遗的年纪。当人们依旧在回味苏童“香椿树街”少年系列小说以记忆方式呈现“60后”童年少年的成长历程时，发现“80后”作家已经开始活灵活现地回忆九十年代末的少年生活。

小说中的姐姐是个高中生，看《红楼梦》，戴黑色乳罩，穿粉白三角裤，这也基本对应九十年代的女高中生。80年代初，乳罩开始在成年时尚女性中使用，90年代已经普及至封闭小城的在校女生。

但同时，九十年代末乃至现在，内陆省份的许多小城依旧保留着乡土气质，是熟人社会。姐姐从千里外的老家被接来“我”家时，李晁写道：“他路过二毛家的商店时，我被一个声音叫住，是院里的大嘴薛老太婆，她眼尖地发现了我，喊起来，李准李准，你姐姐来啦。”当年就是这样，某家的事情，所有邻居都知道。姐姐已经到“我”家，可我跑回家“拉开纱门，屋里很热闹，来了好些人，都是妈妈的那帮老太婆朋友。”这就是九十年代末的某种特有景观，现在很难在城市再现——谁家来个亲戚邻居老太们会上谁家去。这是温情的一面。

正因有这种时代特征，所以，作为羞怯少女的姐姐怀孕后更不敢面对大家，她死在了小诊所的手术台上。小说中写道：“你走后，薛老太婆已把你和他的故事大事渲染，他现在成了货真价实的杀人犯，被人唾弃；而你，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少女，被人扼腕。江枫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败在老人们的嘴里，成为众矢之的。”原本可以作为隐私的，在一个熟人社会马上会演变成为公共事件。姐姐死于青春懵懂，死于堕胎手术，更确切地说是：死于舆论。

这就是李晁笔下九十年代末的小城故事，文明与保守，温情与惨痛并在的记忆。如果是在更早的乡土社会，这对表姐弟结婚也未尝不可能，这样表姐就不用为怀孕胆战心惊，因为她怀上的是表弟的孩子——然而，他们所处的年代是九十年代末，加上表姐的监护人是“我”的母亲，这样的行为就构成乱伦。虽然当年的“我”认为是江枫害死了表姐，但“我”这一代人对于事件的处理是：“我”和江枫在足球场上解决。这种代替野蛮举动的文明，虽依旧是古老中国暴力行为惯性下产生的变种，但也能反映出时代在少年身上打下的烙印。

姐姐，是这篇小说虚拟的唯一受诉者，所以，小说中的姐姐被大量的“你”所替代，构成倾述状态。相对“我”而言，姐姐最初的意义是“女人”。小说中“我”初见姐姐，是把她当女人在看。在那个“夏日黄昏”之前，“我”没有见过姐姐，所谓的姐弟概念，实质是空壳，缺乏姐弟情感作为支撑。

于是，对于青春期的男孩而言，那是一个刚刚洗完澡的女人：“我是等了二十分钟才把姐姐盼来的，一个身影从纱门外飘进来，亭亭玉立，头发湿着，拖到腰部，还在滴一些晶莹的细水。姐姐手里挽着脸盆，穿着一套轻薄的棉短衣，看得出是手工做的，绲了蕾丝边，姐姐腿很长，短裤以下还有可观的一截，匀称的，同样挂着水珠。”“我”第一眼就是以两性立场在打量女人，而不是在家庭伦理的概念中接受姐姐。这预示了小说中即将发生的故事。

显然，李晁知道怎样把姐姐当姐姐来写。在此之前，李晁曾写过这样一笔：“人群就要散了，一些人还指着我的鼻子说，李准啊李准，你姐姐来了，看治不住你。”姐姐在“我”生活中，可能的另一个位置很明显：“看治不住你”！然而，“我”极其肯定地把她和母亲划在了“女人”这个概念下：“我不以为然，这个家，我最怕的是我爸（所幸他常年在外），谁还怕女人啊。人走后，我问妈，她呢？”

疏忽的母亲没有在意“我”那些看似平常的话，还在一味强调这是姐姐：“妈妈说，没大没小，那是你姐姐，以后不准她啊她的”。接着，母亲毫无顾忌地说：“你姐姐洗澡去了。”小说中的母亲过于信任这对少男少女应该也有心理根由，她把眼前的儿子和正在洗澡的“女儿”当作了——她自己和自己的姐妹——他们是她们血脉的延续。母亲和姨妈的姐妹感情，不可能也像血缘，直接延续到这对少男少女身上。“80后”的“我”是中国独生子女群体内的一员，从小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相应的这类情感体验。母亲这代人的情感判断，终成某些草率决定的依据：安排卧房等。

在“我”的隐秘成长史中，姐姐不仅是女人，也扮演情人、老师等角色。姐姐从千里之外来到了一个少年躁动、干渴、“骨头发痒”的成长岁月。他们之间的交流，关系的建立，居然是从性开始。在过去一代代作家关于童年少年时期记忆的小说中，时常出现性苦闷者、手淫者，有的甚至把性解放者当作某种意义的“革命者”书写，然而，在“80后”作家李晁的小说《姐姐》中，少年在欢畅地享受性爱，他们因性爱的副产品受害。巨大的自由和解放空间，没有给他们带了幸福，留下的回忆中有惨痛和人伦扭曲的阴翳。姐姐怀孕后利用江枫，自私而伟大地保护自己的兄弟免受伤害，自己则在花季的罪恶感中沉默，最后凋零。一个少女，无论往哪里走，遇见的人都是男人，而这男人中竟也有自己的兄弟，这难道不是一代人少年时期的吊诡之处吗？当一切无法挽回，她用沉默和死亡对简单的性别世界作出了抗拒，为亲情的到来、伦理的复位赢得时间。

她离去多年后，“姐姐”这个身份重新获得“我”的承认。在叙事者“我”的回忆中，浓烈的抒情色彩赋予了姐姐绚丽的色彩。这种抒情，主要是弟弟对死去的姐姐的情感，是对亡灵的倾诉。里面同时混含的还有：“我”对姐姐迟到的感谢，对姐姐伤逝责任的追认和承担。当“我”作为叙事者，面向亡灵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没有丝毫隐讳，没有为自己辩解，当然也不会考虑其他读者的感受，听众只有一个，那就是姐姐，所以，述说的不少内容是循着情感发展和故事发展作内心独白。

本栏责任编辑 段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