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功

DONG Gong

B.1972

1989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直向建筑主持建筑师

2012 WA中国建筑奖佳作奖

2012 中国建筑传媒奖青年建筑师奖入围

2011，2010 中国风尚榜风尚建筑师

2010 CA'ASI中国新锐建筑创作展征集大赛一等奖

2009 中国人居典范建筑规划设计方案金奖

1993年夏天的某个周日，清华园大石桥村外的两条水渠交汇处，散坐着来自清华建筑系的几位。周宏智、程远、石宏健3位老师，张轲、兰闽、王辉、孙煊、冈钢还有我这几个学生，就是当年建筑系的“美术小组”。

“大路朝天，开画吧！”记得是老周说的这句话。“有什么可画的啊？”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已经习惯面对美术教室中摆放好的花瓶、石膏像和大褶儿的丝绒，或是眼前一定有沧桑的老房子，旁边还会有一棵婀娜的大树陪衬。这真是“大路朝天”，只有水渠和成排的杨树，从何画起啊……

从那以后，几乎是每周日下午，总是这八九个人，八九辆自行车，出没在清华大院周围……大石桥、水墨村儿，或是从101中学钻进圆明园的林子和水塘。那个时候，这些地儿和现在还完全不同——荒芜，杂草丛生，少有人迹，倒总是有很多不知名的飞虫儿围着颜料里的鸡蛋清嗡嗡打转（加蛋清儿是当时为了尽量避开水彩中的一些关于“水”的既定手法，让颜料走笔时更容易得到控制）。往住下午三四个小时的蹲点儿写生之后，就是更开心地大碗喝酒、大口吃菜、海阔天空神侃的时段。聊所有的事儿，和画儿有关没关的……不曾想，这段日子的记忆，这些神侃和感语，竟是如此刻骨，一直伴随并影响着我之后近20年的建筑征途，于我而言，那是第一个直接的机会，从一个相对正统模式化的技法训练中摆脱出来，体会从“描摹”到“表达”的转换，接触绘画和艺术的真正的含义。

这些人，也就都成了一生的朋友。

1 合肥东大街售楼处

2 昆山有机农场采摘亭

3 天津西青区张家窝镇小学

WA：您认为我国城市大型公共建筑建筑应向什么方向转变，还是应继续纪念性与形象取向？

董功：大型公共建筑分很多类型，在这里由于提到了“纪念性”，所以我觉得更可能指的是文化类建筑。对这点我们有一些切身体会，最近我们4家设计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共同设计了位于深圳坪山的一个地上8万m2的文化综合体，其中包括了剧院、美术馆、展览馆、图书馆等。这是一个竞赛的中标项目，所以我们在准备参选时针对中国大型公共建筑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些调研，发现当今中国的这类建筑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它们的选址通常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比如，新城的市政府轴线广场或其他具有纪念和宣传意义的地点；其次，这些建筑的尺度和规模也存在着为了标志性而一味求大求怪的现象，它们因此往往忽略了后期与城市、民众以及市场运营之间的关系。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美术馆或博物馆因为没有好的展览，无法吸引足够多的人参观而慢慢变成空置状态，但每年城市依然要花费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费用对其进行维护。这都是因为做这些房子的出发点是和城市脱离的，没有切中一个城市文化建筑应具备的要点，而往往只是为了满足政治或宣传的需要。在国外，大多数文化建筑都散落在城市里，那些美术馆、博物馆或画廊的尺度与城市非常契合，并且非常易达，行人很容易在路过一个街区或一个小广场的时候看到它们。虽然西方也存在国家型的在地区范围内规模相当可观的大型博物馆或美术馆，但它们的实现都建立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中国需不需要建设这么大规模以及应该建多大规模的文化公共建筑，这是一个关于出发点的问题。

我觉得改变这种弊病有几个层次：第一，政府对这种投资建设的看法要有所转变，要经过更科学理性的分析——一定级别的城市才应允许建设这种所谓的大型公共文化建筑，而它的建设规模也应该是在科学分析的前提下被控制的，需要研究数据的支持。其次，这类建筑的出发点应该是激活城市公共能量。在欧美很多城市，这类建筑的建设可能会使整个城市受益。比如，盖里在西班牙做的毕尔巴鄂古根汉姆美术馆——全世界爱好艺术与建筑的人都会慕名而来，从而为城市带来积极能量。这些建筑的出发点考虑了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建筑的开放状态、后期专业团队的运营支持等等，如此才能共同塑造出一个成功的大型文化建筑。最后，从建筑师的角度讲，我非常希望中国的这些大型文化公建能够碎化成中小型公共建筑，渗入到街区里。把一个坐落在不见人烟的新城广场的3万m2的美术馆变成10个3000m2的美术馆，散落到小区、商场、学校的旁边，这种方式既可以使文化传播与城市真正编织在一起，让人能够在散步时一拐弯就看到一个美术馆——这种感觉对于现在的中国人而言是奢侈的——又由于尺度小而便于管理，使建筑能够与民间资本更好地结合。这是一个立体的问题。

WA：您能否归纳一下自己的设计过程与方法？

董功：我想将这个问题转化为现阶段我在设计中较为关注的几个问题，包括“场地和体验”、“生活关系”、“公共空间”等等，希望能从一个方面体现我在近期建筑实践中的一些思考。

场地和体验越来越成为我在面对设计时的一个切入点。相对于“创造”，我更倾向于把建筑对于场地的介入描述为一种“发现”和“转化”——我们坚信每块场地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特质，而建筑所要做的是将这种特质挖掘出来，并通过建筑使人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它，从而建立起人与既定环境间一种更为积极且不可替代的关系。我认为每一个项目都应当是唯一场地语境下的产物，一旦脱离专属的场地环境，建筑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公共空间面积和品质不成正比的现状下，如何有效地塑造建筑中空间的公共性也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个良好的公共空间应该能够为建筑使用者和城市中的人提供不期而遇的机会和交流沟通的可能，并促进两种能量之间的互换和交融。作为建筑师，我们努力尝试在每一个项目中或多或少地注入带有公共性的城市空间，尽管这会在短期带来直接的现实利益折损，但建筑因此所具备的亲切感和与城市能量间的互动能力则意味着更为丰厚的长期社会和经济价值。

生活功能单元通常是指每个功能建筑中相对明确而限定的组成部分，然而单元之间的关系则是我们一直感兴趣的课题，这就是我所指的“生活关系”。生活关系的搭建令人与人之间的生活轨迹有更多交叉重叠的可能，包含了更多的模糊性、偶然性。建筑作为承载生活的容器，这种生活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形态、空间、架构的建立。我们希望通过发掘生活关系中的可能性而创造使用者更丰富的生活体验，使建筑能够在满足固定功能的需求之外从更立体的层面对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