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满福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21）

法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

段满福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21）

中国的现代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法国语言学思想在中国语言学 “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涵盖语言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对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三个角度探讨法国的语言学思想是如何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传播开来，以及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学者留学法国，学习法国语言学，回国后将法国语言学思想引进中国并在中国传播；中国学者对法国语言学著作的译介；中国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通过翻译，或引用法国语言学著作的内容和观点，在中国传播法国语言学思想。

法国语言学 引进 传播 中国语言学

一 引言

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国外语言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或多或少与国外语言学有关系。何九盈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的第一本奠基之作，它的第一批大师，就与西方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①何九盈：《中国现代语法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 7页。王力将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为 “西学东渐”时期，认为该时期 “中国语言学始终是

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①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3页。。法国语言学思想是在 “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入中国的，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涵盖普通语言学、语言本体 （语音学、语法、语义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学史，以及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等领域。

法国语言学在中国传播的途径，包括中国留学学者将法国语言学带到国内、法国语言学著作的译介、本土著作中的引介三个方面。

二 中国学者留学法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语教育出现过六次高潮，每次都处于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都起了推动历史的重大作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②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一次高潮是从 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到 19世纪末，全国各地纷纷办外语学府，形成一定规模的外语教育局面；同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想强国就得学习西方。这种政治思想在学术上的反映是把西方学术引入中国。从清末到民国，中国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留学欧美和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寻求救国图强的方法。到 1919年前后出现了中国外语教育的第二次高潮。这次高潮以出国留学为主要特点。

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中国一批新型的、具有现代语言学思想的语言学家。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中国语言学家，都有学习国外语言学的经历，其中包括留学法国的刘复、王力、岑麒祥、高名凯、方光焘等，他们回国后在大学里任教，著书立说，最终成为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学的不同领域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复于1917年秋，经陈独秀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负责国文和文法教学工作，时年 26岁。1920年经教育部指派去欧洲留学，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次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继续学习语音学，并在法兰西公学院听课，还去德国进行了三个月的学术考察。1925年春，他以 《汉语字声实验录》 （Etude expérimentale sur les tons du Chinois）获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同年，刘复回国，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讲授语音学。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从事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并先后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辅仁大学教务长、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以及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主任。除了在语音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之外，刘复在语文运动以及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也有很大成就。

王力于192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从事古文法研究。次年，在业师赵元任鼓励下，王力自费赴法留学，入巴黎大学专攻实验语音学，同时旁听房德里耶斯的普通语言学课程，于1932年以 《博白方音实验录》（Une prononciation Chinoise de Po-pei）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王力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任教，讲授普通语言学和中国音韵学。他继承了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的传统，充分吸收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在语法、语音、汉语史、语言学史、方言研究、音韵学等诸多方面，均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岑麒祥于192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英语系，同年由中法协会资助赴法留学，先后在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师从房德里耶斯学习普通语言学，师从傅舍学习语音学，师从梅耶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师从柯恩学习语言调查。1933年，岑麒祥获得法国国家文科硕士学位和语言学高等研究文凭。回国后，岑麒祥先后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普通语言学、语音学、方言调查等课程，同时从事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方面的研究，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以及历史语言学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

方光焘于 1914年赴日本留学，学习语言学，1924年毕业后回国任教。1929年由浙江省教育厅派至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研究生，专攻普通语言学和语法理论。1931年辍学回国参加抗日活动，先后在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主要讲授普通语言学，在介绍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建立汉语语法体系、建设我国普通语言学理论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方光焘是中国20世纪 30年代末到60年代末语言学界三次大讨论①指 1938—1942年的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20世纪50年代的汉语词类大讨论和 1958—1964年的语言和言语问题大讨论。中 “南派”的主将。

高名凯于 1931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后进入研究院哲学部深造，1937年9月受燕京大学派遣，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部攻读语言学，师从房德里耶斯和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在马伯乐的指导下，高氏于1940年完成毕业论文 《汉语介词之真价值》（Essai sur la valeur réelle des particules prépositionnelle en Chinois），获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他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高名凯在普通语言学和汉语语法理论研究方面都有杰出贡献。此外，他是中国20世纪 30年代末到60年代末语言学界三次大讨论中 “北派”的主将。

有关上述五位中国留法语言学家的情况，参见下表：

中国语言学家留学法国情况表

从上表可见，五位语言学家有两个共同特点：（1）留学时间都是在 20世纪的 20—30年代 （以20年代为主，只有高名凯是在30年代），正好是法国语言学发展的巅峰时期，梅耶、房德里耶斯、科恩等语言学家主导法国语言学研究。（2）在留学期间，大部分主攻语音学，①刘复和王力的博士毕业论文均使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研究汉语语音的；岑麒祥在法国也曾学习语音学。这与当时法国实验语音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当时的语音学是一门世界领先科学。但是，留法中国语言学家带回的不仅是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有法国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三 法国语言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

法国语言学传入中国的另一个途径，是留法中国学者和国内通晓法语的学者，翻译的法国语言学论著。现按时间顺序，梳理法国语言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归纳这些译著的主要内容，以及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产生的影响。

刘复出版 《字声实验录》，又称 《四声实验录》。②刘复：《字声实验录》，群益书店1924年版。该书使用法国实验语音学技术和方言田野调查法，对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等十二种方言的字声加以考察，引入浪纹计 （kymograph）这一实验语音学方法，开启了中国实验语音学研究的大门。不久后，他 又 翻 译了 保 尔· 帕西 （Paul Passy，1859—1940）③原著译为保尔·巴西。的 Petite phonétique comparée des principales langues européennes（1906），译作 《比较语音学概要》④该译著最早 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77年台湾学生书局再版。。该书是一部比较语音学著作，对比了英、德、法三种语言的语音，同时也是一部内容全面的普

通语音学著作。这是中国第一部译自法国的语音学著作，对中国 “国音学”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中国外语学习和教学提供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思路，同时给中国语音研究提供了比较的方法和模式。

董世礼译注了德鲁盎 （Drouin①因无法找到该书原著，原作者的信息及法语原著的书名不明，故从略。）的 《日耳曼语系研究》（1935）②收有关日耳曼语言学论文两篇：《新德语与旧德语之比较》和 《盎格罗萨克森与英吉利语之关系》，后附译诗 《拿破仑二世》6首。。该译著将法国日耳曼语系研究的方法和成果介绍到中国，同时引进法国语言比较研究的思想。目前该书在大陆已难以觅得，在台湾尚有留存。

岑麒祥翻译了梅耶的长文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1925），译作 《历史言语学中之比较底方法》（1935）③这是最初的译名，参见梅耶 《历史言语学中之比较底方法》，岑麒祥译，《语言文学专刊》1935年第1卷第1号。该文于 1957年以单册本于科学出版社再版时，改为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2008年再版沿用此名。，将法国历时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原则引入中国，成为当时中国语言学中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双明翻译了柯恩的Le langage：structure et évolution（1950），译作 《语言：语言的结构和发展》（1959），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前言部分明确指出其写作目的是 “用尽可能少的法语例证阐明按照结构组织起来的语言现象”④法语原 文为：Il s'agit de rendre sensible，en se servant d'un minimum d'exemples，qui pour le détail des mécanismes sont généralement pris su français，que la science rencontre dans le langage des phénomènes organisés suivant des structures.，秉承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égagés par la méthode matérialiste dialectique），同时将语言视为社会事实加以研究，系统地阐述语言的定义及其初期发展概况、语言的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语言的外部进化与内部进化，书末附录 “建议阅读书单”，列出作者及法国语言学家的有关语言学著作。该书全面体现了法国语言学 “历史的”（区分语言内部史和外部史）和 “社会的”（把语言当作社会事实看待）研究视角，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系统地阐述了有关语言结构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1980—20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法国语言学著作 （包括和语言学相关的哲学著作）七部。其中，在中国影响最大，与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关系最密切的当属1992年由岑麒祥和叶蜚声翻译的房德里耶斯的 《语言》（Le langage，1920）⑤其实，早在1964年，岑麒祥和叶蜚声就翻译完了 《语言》一书，但因 “文化大革命”，稿件散失，未能出版。。王力、岑麒祥、高名凯等在20世纪20—30年代留学法国，都曾受业于房德里耶斯，将 《语言》作为重要读物，他们回国后在各自的教学和著述中都贯彻了其中的观点和思想。也就是说，《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房德里耶斯的语言学思想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被引入中国。但是，这些思想的引进略显散乱。《语言》是 “法兰西学派”理论观点的总

结，也是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指定的作为语言理论参考的四部国外语言学名著之一①其余三部为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该译本在中国的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全面了解和评价房德里耶斯的语言学思想，以及 “法兰西学派”语言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另外六部分别是：李幼蒸于1988年翻译出版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1915—1980）《符号学原理》（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1965）；洪洁秋等于1989年翻译出版孔狄亚克 （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5—1780） 《人类知识起源论》 （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1746）；徐志明等于 1994年翻译出版法籍华人语言学家游顺钊 （Yau Shunchiu，1936—） 《视觉语言学论集》 （Essai sur la linguistique visuel）；吴泓渺于1999年翻译格雷马斯 （Algirdas Julius Greimas，1917—1992） 《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e：recherche et méthode，1966）；汪家堂于 1999年译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1930—2004）《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1967）；张建祖于1999年翻译出版海然热 《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 （L'Homme de paroles：contribution linguistique aux sciences humaines，Fayard，1996），均为法国语言学、语言符号学、语言哲学等领域的经典著作。

法国语言符号学派由索绪尔开创，其思想集中体现于 《普通语言学教程》当中。罗兰—巴特 《符号学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的影响，是法国语言符号学派的代表作。罗兰—巴特 《符号学原理》汉译本在中国的出版，有益于中国学界全面了解法国语言符号学派的思想，推动了 20世纪 90年代的符号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如文学符号理论、符号学翻译理论、语言符号学等。孔狄亚克的哲学著作《人类知识起源论》，从理论上阐明理性在认识中的地位，体现法国的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尤其在第二卷详细地考察了语言和文字的起源与发展，对语言学研究影响很大。该书的引进方便了国人认识孔狄亚克有关人类知识起源的思想，特别是关于语言文字起源的思想。游顺钊 《视觉语言学论集》的汉译本在中国影响不是很大，这和国内对视觉语言 （即盲人手语）的研究不发达有关系，但该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语言学家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格雷马斯的 《结构语义学》探讨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方式，该书对中国叙事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很大。德里达的 《论文字学》从哲学的视角探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主张创立 “文字学”学科，提出具有深远影响的“解构”概念。该书推动了德里达的文字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语言学界提供另一个研究语言的视角。海然热的 《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征引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在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探讨语言的社会本质，充分体现了法国语言学历来重

视沟通行为的社会性因素这一学术传统。该书有助于增强中国学者对法国语言学历来重视的 “语言社会性”的理解和认识，也给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发展异常迅速。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的前十年，中国共翻译出版法国语言学相关著作十余部，如张学斌和柳利于2001年翻译安托尼·阿尔诺 （Antoine Arnauld，1612—1694）和克洛德·朗斯洛 （Claude Lancelot，1615—1665）《普遍唯理语法》 （Grammaire générale，1660）；曹德明于 2001年翻译卡尔韦（Louis Jean Calvet，1942—）《社会语言学》（La sociolinguistique，1993）；吴克峰、胡涛于2003年翻译卢梭 （Jean Jacque Rousseau，1712—1778） 《论语言的起源》 （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1781）；汪家堂于 2004年翻译利科 （Paul Ricoeur，1913—2005）《活的隐喻》（La métaphore vive，1975）；褚思真、刘晖于2005年翻译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1930—2002）《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 （Ce que parler veut dire：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1982）；王东亮于2008年翻译本维尼斯特 《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66＆1974）等。

其中，《普遍唯理语法》（2001）①［法］阿尔诺等：《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张学斌、柳利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是最早以理性为出发点来审视语法问题的著作，对法国语言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该著也是1990年以来，中国最具规模的语言学翻译丛书 《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姚小平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第一辑中的第一部，该书的引进有助于中国读者深入了解法国语言学史上的 “波尔·罗瓦雅尔”学派的语言学思想。另外一部重要的译著是 《普通语言学问题》（2008）②［法］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作者本维尼斯特是 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语言学家，其在普通语言学和比较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语言学和相关学科的重要参考文献。该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对于了解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思想很有帮助。 《社会语言学》（2001）③［法］卡尔韦：《社会语言学》（La sociolinguistique），曹德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用简洁的语言，回顾社会语言学的历史发展，用大量令人信服的例证，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社会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提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包括 “语言角度下的社会集团”的概念。该著对中国学界全面了解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历史提供很好的参考材料，同时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活的隐喻》（2004）④［法］利科：《活的隐喻》（La métaphore vive），汪堂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版。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一直讲到当代，从不同角度对隐喻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是对隐喻研究的综述性著作，对中国学者的隐喻研究，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的

几部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著作，但都涉及语言问题，都以语言为切入点来探讨其他领域的问题。

综上所述，法国语言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就数量而言，20世纪60年代前，中国翻译的法国语言学著作较少①姚小平教授做过语言学典籍汉译通史专论，得出过相同的结论。他对此的解释是 “中国现代语言学刚刚起步，研究者、著译者都很少。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语言学的研究重点是在语法上，语法学家如王力、高名凯、吕叔湘、赵元任等都通西语，可以直接读西书，不必假人译著，而他们自己把精力都投入研究，没有余力或兴趣去从事翻译”。这样的解释不无道理。参见姚小平 《语言学典籍汉译史》，《台湾辅仁外语学报》2007年第 4期。（共5部），自 80年代开始逐渐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达20余部），且内容趋向多样化，涉及语言研究的诸多方面；（2）就译介种类而言，60年代以前基本上都是法国语言学家撰写的语言学著作，80年代开始出现由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等撰写的与语言学相关的著作；（3）就译介方式而言，60年代以前的翻译都是由译者单独进行的，80年代开始出现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 “丛书”式译著，如 《符号学原理》（1988）、《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1999）、《结构语义学》（1999）和 《普通语言学问题》（2008）等，均属于三联书店出版的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而 《普通语言学问题》（2008）则是湖南教育出版社 “语言学翻译丛书”中的一部。

相对该时期数量巨大的法国语言学著作而言，学汉本作仍是沧海一粟，译介工作仍有待于进一步开展。

四 本土语言学著作对法国语言学的译述与阐发

法国语言学传入中国的最主要途径是留法的中国学者，在各自著作中引用法语原著的观点，甚至直接翻译原著的内容。现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列出这类语言学著作，在分期基础上归纳中国语言学家翻译和引用状况，考察引进和介绍法国语言学的方式和途径，及其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引导作用等。

岑麒祥从胡迪的 《普通语音学基础》（Éléments de phonétique générale，1910）和格拉蒙的 《语音学概论》（Traité de phonétique，1933）中选取了大量的材料②作者岑麒祥在该书前言 （原书中叫 “弁言”）明确说明了这一点。，编著 《语音学概论》（1939），把法国普通语音学和历史语音学的内容介绍到中国。

吕叔湘的 《中国文法要略 （上、中、下）》（1942＆1944）③195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合订本，分上卷 （词句论）、下卷之上 （表达论：范畴）和下卷之下 （表达论：关系）。，采用的词句论和表达论，主要受布吕诺 （Ferdinand Brunot，1860—1938）的 《语言与思想》（La pensée et la

langue，1922）和丹麦语言学家耶斯伯森的 《英语语法纲要》 （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1933）的影响，开创了中国语法书编写 “从意义到形式”的新体例，丰富了汉语语法著作的撰写模式。

王力的 《中国语法理论 （上、下）》 （1944＆1946）①该书本来是王力 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讲义 《中国现代语法》的一部分，专门讲汉语语法理论。分上、下两册，分别于1944年和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51年时已经印了三次。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到1957年共印四次。频繁地引用房德里耶斯的《语言》，将syntax②刘复在 《比较语音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7页，将syntax译为 “句法”，奠定了今日 “句法学”定名的基础。译为 “造句法”和 “结合法”③王力：《中国语法理论 （上）》，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8、11页。，并引进耶斯伯森的 “三品说”构建汉语造句法理论，对建立汉语语法体系起到重要作用，也在中国传播了房德里耶斯的语言学思想。

高名凯的 《中国语的语义变化》（1947）④高名凯：《中国语的语义变化》，《天文台》1947年第2期。参用法国语义学思想，阐述汉语的语义变化，引进法语语义学术语sémantique，一改之前通用的 “意义学”为 “语义学”。⑤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出 “语义”是傅东华的 《文法稽古篇》（《东方杂志》1939年第30），而后高名凯于1947年和1948年二文中正式提出 “语义学”这一学科术语，为50年代语义学术语的正名奠定了基础，参见贾洪伟 《〈比较语音学概要〉的译介考查》，《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贾洪伟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普通语言学术语的译介与接受》，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编 《语言学研究》（第十一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次年，在 《中国语的语义变化》的基础上，高氏发表 《中国语的语义变化与中国人的心理趋势》⑥高名凯：《中国语的语义变化与中国人的心理趋势》，《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 1期。，促进了术语 “语义学”在中国的流通，同时也在中国传播了法国的语义学思想。

高名凯受到房德里耶斯和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影响⑦对此，苏联语言学家穆德洛夫在 《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著作发表以来的中国语言学》（《新建设》1952年9月号）一文中指出：“（该书）在理论上根据房德里耶斯的作品，在具体研究上则根据马伯乐。”出版 《汉语语法论》（1948），认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从而得出汉语实词不分词类的论断，引发中国长期的关于汉语词类划分的争论。《汉语语法论》是一部纯理论性的著作，书中的汉语语法理论都是在房德里耶斯语言学说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与王力、吕叔湘两家的语法体系大大不同。⑧参见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高名凯的汉语语法体系在中国的推广，也在无形中传播了房德里耶斯的语言学思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对国外语言学著述的引进呈现出向苏联 “一边倒”的倾向，因而法国语言学的引进受到影响，到了近乎停滞的程度。几年间，中国只出版了一部涉及法国语言学思想的专著，即高名凯于1954至1955年在上

海东方出版社出版的 《普通语言学》（上、下）。该书以高氏在北京大学开设的 “语言学引论”讲稿为底稿，旨在为高校提供教材，为各界人士提供语言学知识的参考书。该书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之后苏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作者说：“这部书是就我对斯大林语言学著作的了解而写成的，全书都是拿斯大林的语言学理论来贯彻的，其中许多地方是根据苏联的语言学课本和苏联的语言学著作来写的。”①参见高名凯 《普通语言学 （上）》，上海东方出版社1954年版，第2页。譬如，在谈及 “语言的社会本质”时，高氏用了近三页篇幅批评了法国现代普通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的“心理说”②一部分资产阶级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心理现象或生理现象，因为语言起于心理上的现象 （瑞士语言学家德·苏胥尔——F.de Saussure—— 所谓的 image acoustique或 image verbale），语言符号本质是是心理的。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德·苏胥尔虽然以社会观点语言学相标榜，虽然也会说过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但是他的出发点仍然是心理学的。契科巴瓦批评德·苏胥尔说：“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德·苏胥尔的观念的出发点—— ‘言语’和 ‘语言’的对立。我们能够认为 ‘言语’是一种个人的事情，‘语言’是社会的现象……”参见岑麒祥 《普通语言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9页。此外，《普通语言学》一书，最初于195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后在科学出版社再版发行。。但是，就那个特殊的时代而言，高名凯在该著中对所谓 “资产阶级语言学观点”的批判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该书基本上是一部译著，书中译介了大量法国语言学家的思想，或用以旁证语言研究问题的观点，或是用于专门的批判。

1956年以后，中苏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法中关系出现新局面，并于 1960年建立中法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语言学思想的引进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岑麒祥分别于 1957年和1958年出版 《普通语言学》和 《语言学史概要》。前者在第二章第四节系统扼要地阐述了索绪尔和梅耶的心理社会语言学观点，还不同程度地引述了房德里耶斯等的语言学观点；③参见岑麒祥 《普通语言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1页。后者整理了卢梭、孔狄亚克等的语言起源的观点，④参见岑麒祥 《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9—90页。归纳了索绪尔及梅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作出的贡献，⑤同上书，第126—128页。扼要而系统地归纳了索绪尔、梅耶、房德里耶斯等的心理社会语言学观点，⑥同上书，第217—227页。促进了法国语言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王力 《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涉及苏联语言学思想较多，但仍有近十处提及法国语言学家及其思想，均作佐证观点之用，大多与房德里耶斯的理论相关，其中最后一条主要说明该书第59和第60节题目与房德里耶斯 《语言论》中题目间的关联。

之后不久，科学出版社再版岑麒祥 《语音学概论》（1959），虽在内容上略有修订，但大体变化不大。1960—1963年，中国出版的引进法国语言学思想的著作基本上出自高名凯，如 《语法理论》（1960）、《语言论》（1963）和 《语言学概论》（1963）。在《语法理论》一书中，高名凯介绍了梅耶的 《印欧语比较研究导论》的历史比较语法学

思想构成，①参见高名凯 《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页。引述了索绪尔有关描写语法学的观点②“自从近代语言学存在之日，我们可以说，它就整个地被吸引到纵序语法学 （按：历史语言学）上面去。印欧语的比较语言学运用了手里所有的材料去假设……”参见高名凯 《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60年版，第12—13页。该书引述内容达一页，具体地阐述了索绪尔的历史比较语法学观点。，且在相关理论论述方面，均采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作为依据。此外，该书多次触及房德里耶斯等法国语言学家的观点。《语言论》一书在斯大林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以索绪尔的 “语言”与 “言语”、“结构”与 “系统”等二分法思想为指导，系统地阐述高名凯的语言学观点，属于高名凯语言学思想总结性的著作。《语言学概论》一书虽然与高氏 《普通语言学》（1957）在构架上颇为相似，但 《语言学概论》中的苏联语言学痕迹颇为浓重，法国语言学思想的痕迹不是那么明显，完全是受到中国向苏联 “一边倒”政策影响的结果。

不久 “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受到影响，法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步入了消极的停滞期 （1964—1979年），直到1980年才得以恢复，步入良性的发展期。但是，1964年以后，法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再以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为主要途径，而是以期刊文章为主。岑麒祥的 《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1981）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专著，也是20世纪最后四十多年中最后一部受法国语言学思想影响写成的著作。该书根据作者1960年到南京大学讲授历史比较语言学所编讲义写成，通过汉语、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许多例子，系统地介绍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该书是对作者翻译的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一书内容高度概括的介绍，为我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步入21世纪，王秀丽的 《当代法国语言学研究动态》（2010）③王秀丽：《当代法国语言学研究动态》，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近年唯一一部系统性介绍当代法国语言学各研究领域最新发展的著作，内容涉及当代法国认知语言学研究、语言自动处理研究 （句法、词汇、篇章及机器翻译）、语用学研究、语义学研究、词汇学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教学法研究动态、语言哲学研究、话语分析研究、汉语研究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和研究成果。该书是了解法国语言学界新发展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中国法语学界系统地梳理法国语言学研究新动态的第一部作品，对推进新时期法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整体而言，本土语言学著作对法国语言学的翻译和引用，主要集中在 20世纪 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在构建和阐述个人语言学理论 （主要是汉语语法理论）时，大量参考法国的语言学著作，或直接翻译其中的内容，或引用其中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也把法国的语言学思想引进中国并使之广泛地传播开来。20世纪 60年代后，中国语言学界鲜有介绍法国语言学的

著作问世，但是早期引进并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法国语言学思想，如 “历史主义”的思想和 “比较”的方法，已经融入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法国语言学在中国传播的另一个途径是中国学者撰写的期刊文章。据中国期刊网2013年 1月 23日，以主题 “法国语言学”为搜索条件进行检索的结果，共有专论法国语言学的论文22篇，内容包括对法国语言学家及其语言学理论的介绍和评论，如罗慎仪（1988）和徐丹 （1990）①罗慎仪：《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国外语言学》1986年第1期；徐丹：《法国语言学家贝尔纳·伯狄埃（1924—）》，《国外语言学》1990年第4期。；法国语言学著作主要内容的介绍和述评，如张烈才（1985）和黄绍华 （2009）②张烈才：《特斯尼埃的 〈结构句法基础〉简介》，《国外语言学》1985年第2期；黄绍华：《语言，交流与社会—— 法国 〈社会语言学要素〉一书概述》，《科技信息》2009年第3期。；以及对法国语言学某个领域的最新发展的归纳和评论，如王秀丽 （1996）和张祖建 （1996）③王秀丽：《法兰西语义学派综述》，《现代外语》1996年第3期；张祖建：《生成语法在法国》，《国外语言学》1996年第1期。等。就发表刊物而言，《当代语言学》、《法国研究》、《现代外语》等刊物是登载评介法国语言学思想的主要刊物。

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引进和评介了一些法国新兴语言学理论。但是，就中国现代语言学引进国外语言学的整体状况而言，法国语言学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引进国外语言学的主体，法国语言学仍然处于弱势的地位④在上述有关介绍和评述法国语言学思想的 22篇论文中，发表时间最早的是1965年，最晚的是2012年，其跨度约为 50年，足见中国引进法国语言学思想是何其缓慢。。就引进的内容而言，引进和评述的法国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以及语言学思想多数出于偶然、零散的行为，尚不具备长远的总体规划。

总体而言，上述翻译和引用法国语言学思想的十余部著作，均由留法的中国学者撰写，且大多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著名出版社出版；其中介绍法国语言学思想的文章较少，但大多刊登在影响力比较大的学术期刊上。

五 结语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法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即中国学者留学法国、法国语言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以及本土语言学著作中有关法国语言学内容的引介。刘复、王力、岑麒祥、高名凯、方光焘等中国学者，在中国外语教育第二次高潮中留学法国，追随 “法兰西学派”鼎盛时期的著名法国语言学家，回国后通过教学和著述的方式，引进法国语言学思想。

我们按时间顺序梳理了法国语言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发现相对于浩瀚的法国

语言学著作来说，译介到中国的数量相对较少；国内期刊论文中对法国语言学家和语言学著作的评介缺乏长远的系统规划，多属偶然、零散的行为。留法中国学者在各自的语言学著作中，不同程度地翻译或转述法国语言学的内容，或者引用了其中的观点。这些著作在诸多观点和结构安排上，均体现了法国语言学的影响。纵观法国语言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史，1938年以前引进的法国语言学著述均为翻译作品，而 1938年以后则多为中国语言学家自觉运用法国语言学思想撰文立说。

The Spread of French Linguistics in China

Duan Manfu
English Department，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 010021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develop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French linguistic thinking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 hundred years ago，influencing every aspec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ever since.The paper investigates how French linguistic thinking was transmitted into China and what impact it brought about upon Chinese scholars'language studies.It will focus on three channels of interaction：some Chinese scholars went to France and got into direct contact with French ideas；some translated French linguistic works into Chinese for home consumption；still some scholars，in their own writing，referred to or quoted French works，thus helping spread French way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French linguistics；introduction；transmission；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段满福 （1973—），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语言思想史、社会语言学、英语教学法、澳大利亚研究等。联系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大学西路 235号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010021）。Email：duanmanfu＠126.com。

*本文系2012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西部规划基金项目 “法兰西学派语言学思想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2XJA74003）的阶段性成果。在此，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姚小平教授的悉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