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玺

关于胡适，最大悬疑就是老先生的博士学位问题。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无中生有，是1920年左右梅光迪先生挑起的，由此看来，这应是哥大时先生酝酿文学改良和任叔永、梅光迪等先生论争留下的“隐患”。但不管怎么争论，关于他的学位论文却不可能存疑，那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8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印行中文版时译名为《先秦名学史》）。从这个名称，稍加一想，任何人即不难看出，不管我们后来给胡适加多少个头衔，胡适是从中国历史起步的，虽然中国传统文史哲不分，这个“史”还是构成了胡适存在的前提，胡适首先是个“历史学家”。

还是从这本书说起，这也是胡适先生的教导，最早“版本”中最早的论述可能最为符合最为接近作者的本意。通过回顾900年来的中国哲学史，胡适深感不仅哲学的发展受到逻辑方法的影响制约，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发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新中国必须正视的、更大的、更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然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胡适认为“在各方面的研究中充分地发展科学的方法，用历史的或者发展的观点看真理和道德”，“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上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更重要的还是我希望因这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使中国的哲学研究都能够按照更现代的和更完全的发展成果，批判那些前导的理论和方法，并了解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因而获得现代人所获得的伟大成果。例如，为什么古代中国的自然的和社会的进化理论没有获致革命的效果，而达尔文的理论却产生了现代的思想。进一步地说，我希望这样一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使中国避免因不经批判地输入欧洲哲学而带来的许多重大错误”。

从此可以看出，胡适历史观的基点既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也不是学术教条主义食洋不化，更不是研究高蹈主义为研究而研究，而是本着批判的精神，借鉴的态度，充分运用西方现代哲学的新方法与新工具，全面发掘本民族传统哲学精粹与方法演进，深刻思考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且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为什么在近现代却不能产生科学革命，不仅使中国文化与西方先进现代文化实现对接从而起死回生，更在于在两者相一致、协调和内在调和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与哲学，不仅使我们的研究者面对中国文化恢复自信，更在于通过我们的研究避免西方的错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科学与文化的复兴。

什么是胡适历史观中的历史的或发展的观念？胡适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种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因此，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考察一个学说，应该注意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与他所受的学术影响，应该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把握了前两者，就可以知道其时代来历与理论来历，把握住了后者，就能明白其价值与功用。

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这种方法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宗，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胡适认为这种观点，由于回到社会和个人历史情境中去分析，所以最忠厚宽恕，由于处处用他所发生的效果来对其作出评判，所以最严厉公正。正是从这个根本的历史观出发，胡适提出了他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他的白话文主张。

虽然胡适的历史观有很强的杜威色彩，通过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中肯分析与高度评价，无疑也有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吸纳。一切放到历史的情境中来进行具体分析具体研判，一切放到历史的实践中来具体检验具体衡量，这使得胡适的历史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承续性与科学性，透过对文学发展史的分析运用，一切文学发展的动力都起自人民甚至是底层百姓的心声表达，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与永久流传最根本得自于社会各阶层的普及特别是普通人民的喜欢，因此，胡适的历史观中又具有着平凡的视角，平凡的关注，与平凡的人民性。

什么是胡适历史观中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科学精神就是“拿证据来”，这四个字比寻求真理来得实在且通俗且简明，“消极方面的说法，就是‘无证则不信，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充分证据，我们就不信。积极方面的说法，就是要拿出证据来，要跟着证据走，不论他带我们到什么危险可怕的地方，我们也要去”。

具体到历史学的研究中，就是要求我们的历史学家都要本着敬慎的精神，带着如同法官断案一样的责任心，给自己建立两个驳问的标准：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这个证据足够证明那一点么？科学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科学，一类是实验科学……无论对历史科学也好，对实验科学也好，总之，第一步必须要提出问题，第二步把问题的中心和重点指出，第三步去假设，第四步用演绎的方法把假设某种结果推想出来，第五步去找证据或从实验中来证实它，这就是科学的方法。具体到证实的过程，胡适要求我们注意三件事：“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第一件可以“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假问题，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第二件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可以“稍稍限制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想”。这个求证的过程就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只有这样被证实的理论与思想才能算作真理，只有这样的真理才值得我们无畏地去坚守，只有这样的真理才能引领我们向前，只有这样的真理才能使我们充满自信与自豪。

胡适终其一生无论为人为文都在不移地践行着自己确立的这个主张。他曾经这样自我评价和教导别人，“我平生留意方法的问题，方法是可以训练的。这种训练正是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我中年以来，常用勤、谨、和、缓这四字诀教人，常说，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了勤、谨、和、缓等良好的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

胡适的历史观及其提出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为当时的历史研究乃至科学研究建立了规范，指明了路径，凝定了共识，开启了现代学术的先声，推动了中国学术从清学的传统界域向现代科学作出了革命性的转折，无怪当他将《先秦名学史》扩展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蔡元培先生激动地写道：替中国学术开了无数门径；无怪上世纪50年代大陆批判他时，一位著名学者不无无奈地说，这是在用胡适的方法、胡适的事例、胡适的理论来批他，能批倒么？无怪他自己也自豪地说，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思想的一次大普及；无怪现代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当代提出，胡适当年的观点是隐线，同时也是替“胡说”的平反。

而且这些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胡适要再造文明的良苦用心，不仅值得我们景仰，也值得我们深思，它仍然穿越时空激荡在我们的耳边，当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国时，我们的基点何在；当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时，我们的源泉何在；当我们要将中华文化推向全世界时，我们的动力何在。其次，胡适倡导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仍然在警醒着我们，胡适的几个设问，不阅读他的人恐怕很难想起，但如果看到了这几个设问，特别是后面作为例子提出的那个，大家是不是觉得“钱学森之问”同其有着相同的“结构”、“心结”与时代之前提；前几年一项权威的调查，中国人特别是执政者有大比例不知道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调查者不无担忧地说，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探索精神可嘉，但假如我们不能根据河水的流向流速来推断河水的大小，不能根据溅起的浪花来推测何处有石头以及石头的大小，摸到踏实的石头的时间可能推迟尚且不说，这种摸的方式就有着盲目且有可能被河水冲走的危险。正是由于此，所以我们现在才在“发展”这个时代第一要务前加上限制词“科学”，并把“科学发展”作为我们最新的指导思想。

由于胡适史学论著面比较宽，在尽可能不与其他集重复的情况下，在尽可能不选太长文章的前提下，我也编选了能够代表胡适思想能够体现胡适史学方法论的总括性的文章，适当编选了一些可读性强的文史小品；有些文章看似与史学无关，但可能恰恰是这些文章能够让人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胡适史学思想的来源和对历史发展的科学预判。

（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