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一个崇尚技术的时代已经到来。从机械制造、电子设备、食品加工到金融领域，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赢得了空前的器重。技术专家负责细化设计方案，精确地实现目标，他们是这个时代造就奇迹的中坚力量。如果说，哲学家为首的人文知识分子因为曲高和寡而逐渐成为传说，那么，如今令人信赖的是实干型的技术专家。

工科学院是技术专家的摇篮。从就业岗位的占领到市场价格竞争，工科学院的屡屡胜出一次又一次地巩固了技术至上的观念。古语说，“家有钱财万贯，不如一技随身”。人生无常，世事难料，一技随身是衣食无虞的底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是这种观念的延伸版。相对于种种社会科学探索包含的政治风险，“数理化”为代表的技术体系性质稳定，操作简明。一所大学对于相当数量工科学生的普遍追求进行了调查。他们之间流行的几句话可以视为这种观念的最新表述：“学好英语，学好计算机，努力工作，好好挣钱。”如果说，英语和计算机是“走遍天下”所必备的公共语言，那么，现在的学生开始无畏地坦言“挣钱”。技术与市场对接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许多人心目中，市场价格是评价技术的唯一标准。

因此，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专家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的制作到利用电话、互联网精心设计的钱财欺诈，舆论同声谴责无良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技术专家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专家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不少人觉得，技术必定是社会历史之中的“正能量”，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大多数技术专家似乎未曾意识到公德对于专业工作的规约。

相当长一段时间，技术游离于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之外。可以完成卫星上天的难题而没有兴趣解决抽水马桶漏水，这种状况生动地表明了技术的远大志向。当大部分技术专家簇拥在核潜艇研制、国家电网设计或者石油勘探等各种国家重大项目周围的时候，道德已经提前做出了首肯。从电视机、电冰箱的更新换代到白木耳加工或者橙子保鲜，技术与各种民生问题的结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突破，技术与利润之间的联系立竿见影地显现；然而，技术与道德之间的思考并未及时跟上。

技术免遭道德问责的另一个原因是依傍于“科学”。作为跨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地标，“赛先生”——即“科学”，一直拥有超常的威望。迄今为止，“科学”几乎都是作为褒义词出现。许多语境之中，“技术”与“科学”相提并论，享有同等的尊荣，并且，“技术”常常由于显著的实效而远为引人瞩目。尽管如此，“技术”与“科学”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科学”更多地从理论意义上考察自然界规律，“技术”注重解决某一个领域的具体目标。正是因此，“技术”必须比“科学”更多地考虑具体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许多时候，这即是“技术”道德自律的重要内容。人们没有理由忽视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罪恶的技术含量正在与日俱增。

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谈论技术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时候了。公共利益通常指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如果说，经济学、政治学或者法学无不包含了艰深的社会科学课题，那么，公共利益的理解并不困难。重要的是，技术专家必须在专业工作之中意识到公共利益的存在。他们不能因为某一个具体目标带来的利润而放肆地损害公共利益。如果个人或者某个利益共同体的局部收益可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损失为代价，这种项目必须毫不犹豫地否决。由于前景、适用范围以及后果尚未确定，某些技术项目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仍在争议阶段，例如，生物技术克隆人类器官，转基因农产品充当人类的主要食物，互联网等通讯设施的监控是否违法，3D打印机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生产各种武器的帮凶；相对来说，另一些技术项目带来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用福尔马林浸泡肉类食品，将过量的抗菌素掺入动物饲料，借助特殊的化工知识制造毒品，或者研制消费者无法识别的假鸡蛋、假大米、假古董、假钞票，如此等等。作为技术专家，他们当然深知后果的严重。可是，为什么他们的良知默许了这一切？

不要将公共利益仅仅想象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公共利益事关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那些技术专家。如果电器工程师吃到的是地沟油烹煮的食品，制作假药者买到了冒牌的山寨手机，他们的愤怒决不亚于身边的大众。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践踏公德的后果迟早也会落到自己头上——即使那些腰缠万贯的技术专家也不会例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