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睿

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到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GDP生产国，再到去年中国超过美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经济体量的壮大在彰显中国对世界经济渐次强烈影响能量的同时，也必然驱动着中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发出越来越明确与合理的诉求。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今年“八大工作重点”布局中，增强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表述赫然其中。跟踪发现，这是央行在连续三年的新年工作计划中反复申明的同一内容。

作为一国国际地位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国际金融话语权集中表现为一国政府在国际公共空间或非公开场合自由表达金融思想与政治立场、参与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导国际金融资产的市场定价，在与其它主权国家的动态博弈中施加政治、经济及金融影响，以及获取最大化国际金融利益的综合能力。简言之，国际金融话语权可以被分解为一国对国际金融事务和国际金融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金融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对重大国际金融议题的设置权和审定权以及对国际金融活动中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最终目的是本国能够获得超额的国际金融收益。

远的不论，仅最近5年，在日渐强大的经济能量支撑之下，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确有了大幅度地提升和壮大。如世界前十的大型银行布阵中，中国银行占据了三大席位；金融危机中，中国有效参与危机救助，同时通过G20平台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还成为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的新成员，全面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两大全球性金融组织中，除了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央行副行长朱民先后出任两大机构副行长和副总裁外，中国在IMF和WB的投票权重双双从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

但是，与国家自身经济能量以及在全球所担当的角色相比较，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还十分微弱。在许多国际金融论坛上，中国还只能“被动”发声，很多的金融游戏规则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虽然中国金融业看似规模庞大，但在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报价银行名单中，却没有一家中国银行；尽管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 6万亿美元，但其价格与价值却被美元深深“套牢”；不仅如此，中国自有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力十分式微，金融资源定价与安全程度完全被人摆布等等。

放眼全球，国际金融话语权配置的极不均衡性是中国必须接受的现实。目前，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拥有绝对的霸权话语，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只有非霸权话语；介于其间的日欧等部分发达国家拥有相对的国际金融话语权。不错，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实力有所衰减，美元独霸全球的格局受到不小的质疑，但美国金融体系具有自我纠偏和自我完善功能，而且全球还找不出能与美元抗衡的法定货币，因此，美国国际金融霸权话语在危机中并没有遭遇实质性地破坏。这样，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持自己金融霸权上的强势。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国际金融话语权格局仍然是美国垄断话语权的单极形式。

还需中国面对的是，作为牙买加货币（美元本位）体系之下世界金融格局的既得利益者，美国在获取金融霸权话语的同时，还能获得“天然盟友”欧盟与日本的呼应与支持，由此也决定了中国争取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行动会受到美日欧的联手打压与反制，其过程将会一波三折。因此，未来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只能是增加对话权，而非反霸权，更不是争夺话语霸权；中国不能是简单地充当金融霸权话语抗争者、话语霸权争夺者甚至霸权话语革命者，而应更多地采取耐心迂回和外围突破策略。

人民币国际化理所当然地是提升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核心。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说法，尽管人民币日成交额已经进入全球十大交易最频繁货币的榜单，但从全球外汇交易总量的角度审视，人民币所占的份额却只有2.2%，同时中国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占全球贸易总量比重也仅有0.1%。因此，中国政府应当利用人民币的升值潜力与购买能力，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油门”，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平台，扩大货币互换国的数量和规模，境外发行更多地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金融债和企业债，以及提高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结算比例等等。

抓住牙买加货币体系改革以及调整国际金融游戏规则呼声日盛的时机，中国政府应当从战略上推动自己在IMF和WB中地位的有序提升。从目前来看，美国依然在两大组织中分别把持着16.5%和15.85%的投票权，其对IMF和WB的任何重大事务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结构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仅凭中方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因此，本着不可明确树敌的策略，中国只能以更灵活的方式，更大范围地联合广大的非话语霸权国开展与话语霸权国的对话、沟通以及深藏不露的博弈，在决策机制、治理结构、贷款职能和资源分配等方面求得局部突破，最终收到渐次改变的效果。

除了进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推动“10+3”格局中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之外，中国还拥有更宽阔的区域合作金融契机从而提升金融话语权的微观空间。如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优势，中国可以提议增加“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合作与出资规模，加速推进金砖五国1000亿美元应急基金的进程；在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地区性金融机构合作中，中国可以考虑增加贷款和援助比例；中国政府可以本着市场化原则扩大在亚洲债券基金中的份额占比，而中央银行则可以借助东亚及太平洋央行的合作机制实现更丰富的金融创新等。

内外力量比较而言，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基本能量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内部制度与政策的优化。如果不能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加快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进程，同时未能有效地转换现有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那么，“中国出口和储蓄，美欧进口和借款”的双边经贸模式就难以矫正，中国在全球金融构造中的附属角色就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