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玲（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海珠分校，广东 广州510320）

主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日益突出的“大城市病”，是广州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成立“维稳办”、“综治办”，设立专项“维稳基金”，强调“领导包案”、“属地管理”，推行干部考核中的“零指标”等措施，从治安和舆论两方面入手严厉控制，实施“抓、压、堵截、监控”等刚性维稳做法，社会效果欠佳，亟需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

一、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中社会矛盾的现状特点

（一）社会矛盾参与主体多元、领域广泛

随着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广州社会矛盾的涉及领域非常广，如农村的土地征收；城市的房屋拆迁；企业的兼并改制；环境污染诉讼；非法传销、非法集资的受害者要求政府解决问题；“医闹”、“房闹”等新形式的矛盾纠纷；等等。社会矛盾所涉及的主体从农民、工人、企业主，到复转军人、教师、社会官员等，参与主体相当广泛。

（二）社会矛盾日趋极端化、暴力化、组织化

新型城市化发展中的社会矛盾，经常以暴力形式或者极端方式表达，如以自焚、自杀、爆炸、扫射等极端方式呈现，令人触目惊心。在社会矛盾表达方式极端化、暴力化背后，还存在组织化的倾向：社会矛盾不仅是个体之间的矛盾，往往会引发群体性矛盾。同时暴力犯罪和侵财犯罪案件呈现多发态势。

（三）“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员管理问题突出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广州1270万人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总数达到713万人，接近实际管理总人口1525万人的一半，广州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兴移民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