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标杆人物宋彬彬1月12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文化评论家朱大可用“姗姗来迟”和“期待已久”来评价此事。

宋彬彬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她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称作“宋要武”。更因为，她身上有一桩被称为“八五事件”的公案。

1966年的 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宋彬彬当时在北师大女附中是“革命师生代表会”的副主席之一，算是领导人，因此长期被视为文革的暴力符号。

对这桩公案，宋彬彬在《我的道歉和感谢》中说出了她四十年来一直想说的话：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我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在徐贲、徐友渔等学者眼里，她的致歉有自我辩解之嫌，尤其那些撇清了自已有直接责任的措辞，太过强调责任仅仅在于“没有想到”和“误以为无事”。

对此，宋彬彬显然已有心理准备，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受此质疑了。两年前，她在《记忆》第80期撰写长文，详细回忆校长之死，就曾经被批评为“假道歉，真反扑”。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宋彬彬正式回应了这一尖锐的质疑，她说：“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正如宋彬彬说的，对“八五事件”的反思促使她逼近真相。2002年，她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以不露面的姿态，反驳了对自己的污名化。从美国回国后，她参与了刘进、叶维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她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赵克义老师等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还内部出版了关于“八五事件”真相的小册子。然而，文革的伤疤并未因她与老师们的和解而告终，反而会随时被撕裂开来。2007年，她被母校评为荣誉校友，此事在海内外又迅速被热炒。

宋彬彬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大的波澜”。她可以不说话，但还是一次次站出来道歉，用她自己在《记忆》杂志中的自白来说，“在寻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中我最终明白，再继续沉默，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那些因说了真话而直面社会质询和责难的校友们的伤害。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我相信，这已不是四十年前。”

的确，现在已经不是四十年前了，但残害卞仲耘的真凶仍未曝光。宋彬彬等人的十年调查，只能告诉世人“高一三班”“军队大院”等几个关于直接凶手的语焉不详的关键词。所幸的事，这次道歉终于让人们再次正视卞仲耘之死，再次掀起了对文革真相的讨论。

不仅宋彬彬，文革是一代人集体的心灵疤痕，敢于站出来道歉的，毕竟勇气可嘉。但道歉，只是一种社会伦理层面的自我修复。防止文革卷土重来，需要对具体事件的剖析和反思。对宋彬彬而言，再不道歉，就晚了；对于真相来说，再不澄清，就会湮灭于历史当中。

正如尼采所说，真相的反面不是谎言，而是信念。四十年后，宋彬彬们一次次的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当年信念，一次次在痛苦中回忆，终于得出“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中国人必须始终强调一个基本信念，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必须重视各种制度的完善，以防止这种暴行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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