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亭

（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

一、引言

孟学向来是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对此展开研究的也不乏其人。可以说从两汉一直到民国对孟学都有学者涉足，如丁原明《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将两汉的孟学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论述，并概括出汉代孟学的特点及价值。兰翠《唐代孟学探赜》也是从初唐、盛唐、中晚唐三个阶段对唐代孟学概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意识到此期孟学地位同前期的差别，对于《孟子》一书的“升经”过程以及宋代大儒对孟学的研究都论述得十分清楚。还有赵庆伟的《清代孟学研究》及李锐的《民国孟学研究》也分别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孟学展开深入的研究。此外李峻岫《汉唐孟子学术论》和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对于唐代孟学也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等。然而从目录学角度来看待唐代孟学的地位变迁，还少有学者提及，这也是本文所要叙述的重点，即由历代公私目录对于《孟子》的著录情况来论述唐代是《孟子》由子升经的这一重要转变的酝酿期。

孟子名轲，邹国人。生当战国中期，正值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之时。孟子周游诸国，宣扬其政治学说，但因其学迂阔而不见用，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1]2343，《孟子》一书由孟子及其门人编订而成，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学说。

《孟子》一书由汉至唐一直位列子部。《汉书·艺文志·子部》著录：“《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2]1725《隋书·经籍志·子部》记载：“《孟子》十四卷，齐卿孟轲撰，赵岐注。《孟子》七卷，郑玄注。《孟子》七卷，刘熙注。”[3]997

两《唐书》同样将《孟子》一书列于子部儒家类。《旧唐书·艺文志·子部》著录：“《孟子》十四卷，孟轲撰，赵岐注。”[4]2024同时还记录刘熙、郑玄、綦毋邃三人所注《孟子》七卷。《新唐书·艺文志·子部》著录：“赵岐注《孟子》十四卷，刘熙注《孟子》七卷，郑玄注《孟子》七卷，綦毋邃注《孟子》七卷。”[5]1510“陆善经注《孟子》七卷。”[5]1512以上著录情况说明了汉至唐《孟子》一直被视为子书，并且对于《孟子》一书的研究仅限于音义注释方面。

但是从《宋史》开始，学者对《孟子》一书的地位开始有所思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就将《孟子》列入经部“语孟类”，并有学者认为《孟子》等同经言。在宋代，关于《孟子》研究的书在《宋史·艺文志》中有记载的就有二十多部之多，不再局限于音义注释，开始对《孟子》进行章句义理的阐释。如朱熹《孟子集注》、程颐《孟子解》等。后世将《孟子》视为经书始于宋代也成为学界定论。

虽说自宋以后，《孟》学才开始大兴，但唐代却可视为《孟子》由子升经的酝酿时期，尤其是中晚唐，孟学进入一个活跃时期。早于1933 年，周予同在《群经概论》 一书中指出唐宋间的经学更新有一“孟子的升格运动”[6]289，即孟子本人成为圣人、其书《孟子》被奉为经书的过程，肇于唐而成于宋。虽然孟学在唐代未被列为经学，但从初唐一直到晚唐，仍不乏重视研究《孟子》者，并且对其关注的程度有一个细微的变化。

二、初盛唐儒学的兴盛和此期孟学的地位

唐初统治者积极提倡经学，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是太宗时期，颁布《五经正义》作为经学教科书，还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但对于《孟子》一书，却不是很重视，只当其为一部子书。初盛唐人对孟子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引述孟子的言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以及就孟子个人的遭遇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如魏征在贞观十四年（643）上《论治道疏》引用孟子之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草莽，则臣之视君如寇仇”[7]1414说明君臣之间的相对关系。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对孟子的地位和遭遇表示感慨说：“孔宣父之英达，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杰秀，名仅终於郡属。有时无主， 贾生献流涕之书；有志无时，孟子养浩然之气，则说亦有焉。岂非妙造无端，盛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 动静牵乎所遇。”[7]1824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驸马都尉乔君集序》称道：“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7]卷一六六，1691，《南阳公集序》云“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7]卷一六六，1692。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称“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7]卷一百八十，1829等等都多处提及孟子。

此外，太宗相当重视谏臣，他认为君主会有过失，有不尽合于治道之处，臣下可以以义正君，依据道义“格君心之非”[8]164。唐初这种开明的统治政策使孟子的君臣理论得以发掘阐扬，但其仅局限于统治之术的层面，而且只在太宗贞观时期实行，所以并没有引起学术领域《孟子》地位及影响的太大变化。

要之，初唐儒学虽然对孟子有所肯定和研究，然而这些并未带来孟学的兴盛，孟子地位仍等同于诸子。

三、中唐孟学之地位变迁及思想影响

中唐人开始对孟子学说进行专题讨论，显示出对孟子的重视。如杨绾奏请《孟子》为经。宝应二年（763），身为礼部侍郎的杨绾在其《上贡举条目疏》中提出“可使《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为举选科目”[7]3357。虽然这个奏请未被统治者采纳，但却颇能代表当时一些士大夫对《孟子》的认识。贾至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7]3735里就肯定了杨绾增《孟子》为经。与杨绾意见相呼应的还有赵匡，他在《举人条例》中也建议将精通经学以及《孟子》作为取士标准，认为“达观之士，既知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则于理道，无不该矣”[7]3631。

中唐兴起了以韩柳为代表的针对骈文展开的一场文体、文风革新运动，即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运动，它力图通过转变人们的写作方式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古文家提倡文道合一，认为文章应该宗经明道，承担教化之功。其中许多重要人物都十分称颂孟子其人其文。如柳冕在其文中一再称颂《荀》《孟》等文是真正明道的“君子之文”[7]5356。他在《与徐给事论文书》中指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行之者惟荀、孟、贾生、董仲舒而已”[7]5356。柳冕之所以一再推崇荀孟，正是因为其文章宗经明道，文教合一。他以尧、舜、周、孔、荀、孟为文道正统的观点对其后韩愈的道统说及其古文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此外，权德舆也认识到《孟子》的经学地位：“故阙里之四教，门人之四科，未有遗之者。荀况，孟轲，修道著书，本于仁义，经术之枝派也。”[7]4998

在权德舆看来，孟子的仁义学说事实上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因此《孟子》实乃经术的一个分支。另有裴度《寄李翱书》称：“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国，理天下，一日失之，败乱至矣。”

[7]5461也将孟子与孔子相提并论。柳宗元则直接将《孟子》视同于经：“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9]880

在古文家的推崇阐述之下，孟子的地位也逐渐从诸子中凸显出来。此时虽然仍是荀孟并称，但以《孟子》为直承周孔的佐证之作，实已开《孟子》升经之先声。

中唐《孟子》被重视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它集中讨论了心性问题、道德修养以及圣人出处之道等论题，满足了中唐儒学革新的需要。中唐以禅宗为主流的佛教盛行，在禅宗精致的心性理论冲击下，一些学者开始展开心性方面的讨论，作为本土“心性论”起源的《孟子》自然成为学者讨论和研究的焦点。

韩愈作《原性》篇，在吸收孟子等先儒的“心性论”基础上，提出“性三品说”[10]，对同时的门生故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张籍在《上韩昌黎书》中称颂孟子辟杨墨之功：“宣尼没后，杨朱、墨翟，诙诡异说，干惑人听，孟子作书正之，圣人之道，复存于世。”[7]7007还有皇甫湜作《孟子荀子言性论》扬孟抑荀，认为孟子不再同荀子并列，而是高于荀子的圣人。[7]7032

李翱是继韩愈之后中唐儒学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其《复性书》直承孟子的性善说，认为人性皆善，这是人可成为圣人的根据。所谓“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7]6433，这同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8]265之说可谓一脉相承。

中唐孟子的地位开始有了细微的变化，学者及士大夫也逐渐意识到《孟子》的儒学价值及其脱身诸子位列经书的必要。

四、晚唐儒者的孟学思想及其研究

晚唐懿、僖之世，吏治腐败，战乱频繁，世衰政颓，民不聊生。中唐以来的儒学革新至此陷入低潮，但仍有一些成果值得一提。咸通年间，皮日休上《请<孟子>为学科书》，认为“夫《孟子》之文，灿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7]8350。要求立《孟子》为官学并设科举士。陆龟蒙在其作《大儒评》一文中论述荀子虽为大儒，但其贤不如孟子[7]8413。

有唐一代，学者对于《孟子》一书少有关注，有文献记载的关于《孟子》的研究有盛唐陆善经注《孟子》七卷、晚唐刘轲的《翼孟》及林慎思《续孟子》。陆善经注《孟子》在唐以后公私目录皆有记录，但刘轲及林慎思的著作却少有著录。

刘轲在其《与马植书》中称曾著《翼孟》三卷[7]7675，并在《上座主书》中自述其书作于其隐居庐山之时：“贞元中，轲仅能执经从师。元和初方结庐于庐山之阳……农圃余隙，积书窗下，日与古人磨砻前心，岁月悠久，浸成书癖。故有《三传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议》十卷，《翼孟子》三卷。”

[7]7673其书今皆不存。

《崇文总目》和《通志·艺文略》诸子类皆著录林慎思《续孟子》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记载了林慎思的《续孟子》：“续孟子二卷，唐林慎思撰。慎思字虞中，长乐人。崇文总目载慎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书，而其弟子共记其言。不能尽轲意，因传其说演而续之。’”[11]由于政治衰颓，社会动乱，晚唐的孟学甚至整个学术圈的发展都相对滞后，但还是有学者涉足，关键是前期士人在思想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晚唐的儒者们对于《孟子》的经学意识更加强烈。

五、小结

《孟子》在唐代虽然属于子书的范畴， 但却受到众多学者士人的关注。从《全唐文》中关于孟子的评价及对其著作的引述说明来看，唐代士人对孟学的关注明显地呈现出初盛中晚渐次增强的态势，并且从思想上对于孟子其人其书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初盛唐时期，只有魏征、卢照邻、王勃、等人在其诗文中提到孟子。但是到了中晚唐，关注孟子的士人明显增多，如杨绾、贾至、赵匡、柳冕、韩愈、柳宗元、李翱、权德舆、皮日休、陆龟蒙、林慎思等，其中不仅有韩愈、柳宗元、李翱等诗文大家，还有权德舆等在政治上有影响的士人。初盛唐时期，士人只是引用孟子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到中晚唐时期，则开始对孟子进行专题研究并进一步提倡将孟子列为经学，使士人阶层关注孟子逐渐成为一种很普遍的文化现象。总之，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唐以后士人学者对孟学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为后世孟子升经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也为后世孟学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

[1]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四）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唐）魏征，令狐德棻，等．隋书（卷三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周予同，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 （清）董浩，等．全唐文[Z]．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战国）孟轲．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9]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1]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