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林田慎之助（撰）

曹 旭1（译）

（ 1．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

一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真正文学史论的出现，是在六朝时代。如果说得再严密一点的话，则是在齐梁之间。那么，这里所说的文学史论到底指什么呢？首先是对文学历史的自觉认识，再在这种自觉认识上，对过去作家群和众多的作品在文学史的流变中加以比较研究，给予他们各种不同的与之相适合的位置，这就是所谓对文学史的考察。昭明太子编纂的《文选》，是梁代编的总集，搜集了从古代迄于齐梁的中国文学的精华，是迄今为止最早流传下来的形式完整的诗文总集。在《文选》里，还保留着编纂这部《文选》的昭明太子的序文，陈述了昭明太子的文学观，在这一文学观中，涉及到“文的时义”这一概念，因为“时义”就是时代背景，是处于时代思想潮流中文学的含义。因此，考察环境和思想给予文学的影响，就是昭明太子文学观的内容。由此出发，昭明太子论述道：由于各个时代都有与这一时代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因此，今天的文学，既是古代文学的继承，又具有与古代文学不同的形式和思想：

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这段话，从物的最初状态开始，论证了这种状态的变化发展过程，由此得出文学不应该例外的结论。他以为，时人的状况与思想，在“时义”的影响中，抓住文学变化的看法，研究文学创造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如果对这些意义重新加以估价的话，那么可以说，里面已明显地存在着文学史观。

支配传统的中国知识人士意识的是儒教中强烈的尚古主义。在那种意识的基础上编纂出来的总集（诗文选集），都是追根溯源，以古代文学为正宗的，顺流而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原先认为正宗文学样态的观念就逐渐淡忘，而这种逐渐淡忘的现象，在根本上，又表现在文学史观里。具体地说，以《文选》与早数百年两晋挚虞编纂的《文章流别集》比较，就是那样的一个例证。尽管《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但只要从显示其编集标准的文学批评著作《文章流别志论》的逸文中就可以看出，其尚古主义的意识是十分浓厚的。其把《诗经》中的四言诗视为正音，把其他诗歌形式包括由后汉迄于魏晋诗歌史中占主流地位的王言诗，视为“非音之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也许可以认为是典型的尚古主义文学史观。写作《文选序》的昭明太子不是那样。昭明太子认为：从汉代中叶开始，除四言、五言外，诸种诗形并用的状况，是历史的必然，在那里，他对各种诗形采取了不加任何褒贬的态度：

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

昭明太子的这种文体史观和文学史观，一如原样地在他的《文选》编集方针中反映出来，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代，只要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他都采择。这就使《文选》摆脱了“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王充《论衡·卷十二·谢短》）弊害的陷阱。意识到王充的《论衡》，写作《抱朴子》的葛洪的文艺思想，对“厚古薄今”的尚古主义文学观提出了异议，大胆地倡导文学进化论，但把那些著作放到时代状况和思想变迁的背景下，集中在文学史论上展开的意识却还没有。昭明太子的《文选》虽然认识到“文的时义”，是具有这样意味的总集，确实是划时代的，但其序文中按照“文的时义”具体的文学史，却仍然没有展开。

齐梁时代构想出这种文学史的，还有其他的人。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和《文心雕龙·时序》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也具有这种怀想。如限定以五言诗为对象的话，锺嵘的《诗品序》，也是包含这种文学史的文艺批评著作：

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

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心雕龙·时序》）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

这里所列举的，都是注意到文学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论述，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篇，更是意识到那一社会现实给文学影响，考察时代的状况或思想的变化与文学关系的纯粹的文学史论。但是，促使这种文学史的自觉，给予刘勰、锺嵘、萧子显文学史观以决定性影响的著述已经存在，这就是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在《谢灵运传论》里，沈约展开了考察自古代迄于刘宋时期文学的变迁，把历代优秀文学家从历史上汰洗出来，并给予评价的具体的文学史的工作。在这个意味上，弄清划时代的文学批评论文《宋书·谢灵运传论》在六朝文学批评史上应占的地位，便是拙论所瞄准的目标。

二

沈约在《宋书》百卷的撰述中倾注心血，应该是在他任著作郎的齐永明四年（486）开始的，其编纂结束，应在永明六年（488）。因此，在《宋书》中所包含的《谢灵运传论》，毫无疑问，也大致应作于这一期间。 对于这一《宋书》的出现，曾寄予很大关心的，是所谓《雕虫论》的著者，历史学家裴子野。《通典》引《宋略总论》：

齐兴后数年，宋之新史《宋书》既行于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长于永明之年，家有旧书，闻见又接，是以不用浮浅，因宋之新史为《宋略》二十卷。翦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简寡，志以为名。夫黜恶章善，臧否与夺，则以先达格言，不有私也。

在这里，裴子野记载了他根据祖父裴松之《元嘉起居注》等旧史书写作《宋略》时的情况。裴子野对沈约撰写新史《宋书》寄予相当大的关心，因为他要等《宋书》问世以后，然后再执笔写作《宋略》。《宋略总论》中所说的“夫黜恶章善，臧否与夺，则以先达格言，不有私也”之语，是间接地有所指的。可能包含了对沈约在《宋书》中为祖父沈璞玩弄曲笔这一事实所加的批判。目前被世人称为文学批评论的《雕虫论》，实是《宋略》中的记事，因此，应作于齐末，这在拙论《裴子野〈雕虫论〉考证》①中，已有详细的考证。对《宋书》寄予很大关心，阅读它，并加以批评的裴子野，理应也读过其中的《谢灵运传论》。于是，从儒教尚古主义立场出发，对刘宋这一时期文学状况加以评论的《雕虫论》的写作，在裴子野的念头里，就是因为一直存在着《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许是十分自然的。

此外，作于齐末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是得到作为当时文坛领袖沈约的推赏后才问世的。其时，为得到推赏，刘勰背负着《文心雕龙》，等待沈约车驾到来的样子，活像个商贩，记载这一故事的，是下列《南史》的《刘勰传》②：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文心雕龙》如果不是沈约过目肯定的话，此书是否能留存后世还是大可怀疑的，门第低下的刘勰，恐怕只能作为一个无名的佛教徒终了其身。把《文心雕龙》命运委托给沈约的刘勰，在写作《明诗》篇和《时序》篇之时，意识到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也是不难推测的。

与刘勰唱反调，等待天监十二年（502）沈约死后写作《诗品》的锺嵘，也是与沈约关系很大的人物。《南史·锺嵘传》亦载：

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

锺嵘求沈约推荐遭沈约拒绝后，在梁朝的文坛上就没有出头之日。他传记中关于他历任地方官的记录，都显示了这一点。在所谓抱宿憾而作的《诗品》的品评中，不仅是沈约，连与沈约有关的诗人群都作为严厉批评的对象，即使这么看，也可以说有充分的根据。正因为如此，当锺嵘在《诗品序》中阐述自己的诗歌史观时，没有留意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已经展开过的诗史观，也是不可能的。假如这么看的话，以下对他们三人的诗歌史观受《宋书·谢灵运传论》影响的痕迹作一番验证工体，也许是有必要的。

三

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我们可以先列举沈约论文学史的部分，以与裴子野、刘勰、锺嵘的论述相比较，从而研究、考察影响的痕迹：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张衡）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

沈约还论述了从东晋至刘宋时期的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今为论述上的方便，暂且先列举论西晋的一段。现要说明的还不止于此，因为在中国文学的题材样式里，知识人士最看重的是韵文。韵文中又是诗。这一文学史，如果说得严密一点的话，应该是始于先秦战国时代至于六朝刘宋时期的韵文史论。在韵文中，作为先声而导清源的是屈原、宋玉，此后接芳尘的有贾谊、司马相如，则是优秀的辞赋名手。此后，后汉的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姻、蔡邕等诗人辞赋家，虽各有其清辞丽曲，然亦多芜音累气的作品，其中，张衡仅仅是个例外，其绝唱高踪，久绝嗣响。到了建安年代，魏武帝、文帝、明帝、陈思王植等人出现，都蓄有丰赡的华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持这一观点的沈约认为：如果说，汉魏四百年间能出现在对象中注入真情，在充实的内容上加以修辞的整饬的韵文，应该说，开始是由魏建安时期的诗人群带来的。然而，沈约一面抓住汉魏四百余年文体所经历司马相如重视形似，班彪、班固父子重视情理，曹植、王粲重视气质的三次变化和文学历史的变迁之迹，一面又得出“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的结论。这表明，沈约具有把汉魏韵文流向作为古代风气传统一脉相承的整体认识。一变这种汉魏古代作风传统的，在沈约看来，是西晋元康时期的诗人潘岳、陆机。“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的”的论述，正是指此。平台逸响，是指活跃于梁孝王台上的司马相如的优秀文学：南皮高韵，则指活跃于魏文帝宴游场合的建安七子的文学。沈约评论说：吸收了这两者文学的陆机、潘岳的韵文，便“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关于其影响力，不惜以“遗风余烈，事极江右”赏赞的沈约，与西晋元康时期潘、陆的文学嗜好是一致的，可以说，沈约把这一时代看成了理想的文学时代。

关于这一魏晋时代，裴子野的文学史见解极为简洁：

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前汉苏武、李陵）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

在所谓的《雕虫论》里，裴子野的文学批评乃是用他与历史学家相一致的笔调，从《诗经》、《楚辞》开始说起，经历汉代，先把自魏晋迄于刘宋时期的韵文史，用他独具的复古的儒教文学观，作了至为简略的概观。在这其中，特别花力气，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是刘宋一代的文风。因为这些属於宋代断代史《宋略》的记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他来说，他所面对的齐代的韵文状况，是受刘宋时代文风很大影响的。基于这种认识，他把《雕虫论》一大半篇幅，都花在对宋代文风的批判上。“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的部分，是对刘宋文学批判的开始部分。总之，在裴子野看来，那种在修辞上竞相添饰，忘却对政治、社会关心的诗风，是从颜延之、谢灵运开始的。

关于魏晋诗风，如果把《雕虫论》与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比较一下的话，几乎看不出什么受影响的痕迹。只有对建安、元康时期诗人的高度评价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则沈约把曹植、王粲作为建安时期的代表诗人，而裴子野则曹、刘并称，把王粲换成了刘桢，这一曹、刘说成了以后锺嵘《诗品序》中“昔曹、刘殆文章之圣”，把刘桢放在王粲之说法的先驱，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②。那么，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刘勰又是如何看待魏晋文学史的呢?他说：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使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刘勰对建安时期的诗风评价极高，以为比以后西晋元康时期的诗风更为优秀。“晋世群才，稍入轻绮”，或“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为妍”等批评性的评语，说的正是这一点。对建安时期的文学，刘勰使用了不少赞语，不仅仅在《明诗》篇，即在《时序》篇中，其优秀的赏赞之语，也凌驾于其他时代之上，比其他时代要多。换句话说，这正说明，刘勰是把建安文学作为自己的文学理念来景慕的，文学必须向那种准则看齐。这一点非常清楚。这与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把陆机、潘岳的时代视为诗歌理想的时代是不同的。下面所说的锺嵘的诗史观，在建安文学中发现真美这一点上，毋宁说是与刘勰相近的：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诗品序》）

在经历了魏末晋初诗风的衰微以后，至西晋太康时期，以潘岳、陆机为核心的诗人们“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锺嵘给西晋太康时期文学的极高评价，在这一点上，与“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的论述，以为西晋太康时期诗人片面追求辞藻雕琢，对流俗之美自我夸耀的倾向给予严厉批判的刘勰的观点是不同的。在对西晋太康时期文学评价这一点上，锺嵘与被自己挖苦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文学史观是接近的。也许，对于锺嵘来说，西晋时期诗人们造型丰润的修辞美，与建安时期雄健的风力美配合而产生的美学，正是他根本上所希望看到的④。

四

能发现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文学史论给刘勰、锺嵘、萧子显以决定性影响痕迹的，是从西晋灭亡以后，在江南地区建立东晋王朝开始，在论述玄风席卷那一时代诗风开始的。且先列举沈约论魏晋诗史后继续论述的一段：

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

这里的“柱下”，指老子之学；博物七篇，指《庄子》的篇目。取志庄子之学，并在诗文中塞满那种内容，语义的玄风，从建武至义熙，风靡东晋一代，遒丽之辞，或具有雄劲美的诗文久绝于耳。这种玄风臭气的作手，即所谓玄言诗的主要领头人是孙绰和许询。接受沈约对东晋诗批判的这一看法，锺嵘在《诗品序》中，也展开了下列与沈约内容大致相同的东晋诗文论：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谈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尽管沈、锺两者之说在表现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在对东晋诗史批判的主旨上却是相同的。“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殊，遒丽之辞，无闻焉尔”，确实与“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完全吻合。在把孙绰、许询看作玄言诗旗手这点上，锺嵘与沈约的看法也无差异。如果要说两者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也许就在对变革玄言诗风诗人的看法上。沈约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列举了殷仲文和谢叔源（益寿）二人；锺嵘则说“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把谢益寿看成是继承东晋异端诗人郭璞、刘琨诗风，进一步作诗变革玄风的诗人。但在抓住谢益寿（叔源），即谢混作为玄言诗变革者的设想上，两者也还是一致的。总而言之，也许可以说，锺嵘的东晋诗史论大体上是对《宋书·谢灵运传论》一如原样的继承。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篇，也抓住了东晋文学的特征，并展开了如下的批判：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这里，刘勰明显地承袭了沈约“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的论旨，不过是置换成刘勰的理论而已。因为在这里，刘勰发现，东晋之世是那么痛苦、动乱，而文学作品却表现得事泰平安，文学与社会时代状况已完全乖离的现象，所以在下文里，刘勰也作了与沈约“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相通的批评。

刘勰在《明诗》篇中，对东晋诗史也作了批评：“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拨而为俊矣。”东晋的士大夫沉溺在老、庄、易的形而上学之中，嘲笑经纶世务之志，以清谈写出的诗，内容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就这一点，《时序》篇的论述也是一致的，只是在对郭璞《游仙诗》挺拨卓异的评价，是沈约没有的，这是刘勰独自的见解。接受这一见解，锺嵘在《诗品序》中说：“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给郭璞以自己的才能变革玄言诗体，并创立自己独特的诗体以高度评价。由此可见，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展开的东晋诗史论，被刘勰、锺嵘继承下来，一部分由刘勰修正补充，以后又由锺嵘继承与发展，这是能确认的诗史论发展的道路和历程。

《宋略》所收裴子野的《雕虫论》，对东晋时期的诗歌不屑一顾，完全无视，而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就东晋诗风，却作了如下的论述：

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不盛。

这又是明显地意识到《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殷仲文始改孙绰、许询玄言诗风气，至谢混大变玄风论述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殷仲文、谢混加以注意，并从这二位诗人尚未完全革除玄言诗风上进行反论，可以说是批判继承的好例。萧子显对沈约之说加以反论，其理由是紧接到来的刘宋时期出现了“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体、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南齐书·文学传论》）的情况，因此，玄言诗才后退了。颜延之、谢灵运、鲍照、汤惠休等，都是宋代的诗人。对刘宋时期的文学，沈约是什么看待的呢?让我们还是回到《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本位来看一看，继东晋诗论后，他对刘宋问题的看法：

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作为刘宋时期的文学旗手，沈约推举了颜延之和谢灵运。而锺嵘却把沈约，看成是属于鲍照、汤惠休等艳美歌谣俚曲系谱的诗人，是与重视内在情志的颜延之系谱所属诗人群对立而存在的。不管怎么说，沈约没有提出鲍、休，仅以颜、谢并称，表明对他们的赞赏，认为谢灵运的诗有很高的兴会精神，颜延年的诗有明晰严密的样式。

刘勰的刘宋文学观是极其一般化的，他仅论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并没有列举个别诗人的名字加以品评：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文心雕龙·明诗》）

涌现的疑问是，为什么刘勰不列举诗人之名，不对刘宋时期的诗史加以评论呢？在《时序》篇中，刘勰曾作了因为宋代属于近世，故只述其大概的解释，这也许与《时序》篇说的理由是一致的。锺嵘的情况，好象正与此相反似的。《诗品序》论及了刘宋时期的诗史，并鲜明地列举了站在这一时代顶峰诗人的名字，这一点与沈约相似：

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沈约以颜、谢并称，作为宋代诗坛杰出的诗人，断定是颜延之与谢灵运，锺嵘的刘宋诗观与此相近。裴子野的《雕虫论》说：“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尽管是否定的意思，但毕竟是以颜、谢并称的。对沈约《宋书》持批判态度的裴子野也好，对沈约抱宿憾的锺嵘也好，在颜延之、谢灵运为这一时期代表诗人这点上，与沈约一致。

如果对以上拙论的考察加以总括的话，这就是，以魏建安时期作为自己文学理念时代的有刘勰与锺嵘；以西晋太康时期为自己诗史理想时代的是沈约，尽管两者之间在诗史观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披沥的东晋以降至刘宋时期的诗史论，却给刘勰、锺嵘、裴子野、萧子显的诗史论以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论旨和论述有关的两个方面，是不会看错的。面且，沈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开始确立文学史的自觉，其意义和功绩是很大的。在西晋太康时期，即潘岳、陆机等文学的辞采和音调中，发现了与至今还保留古风的建安文学不同的特点，揭开了六朝新的一幕，听出新足音的沈约的见解，从今天的文学史的感觉看，可谓得其正鹄，这也许正反映出支撑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文学史家卓拔的识见。

五

此后，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从文学史自觉的视点出发，文中不再提及注目的著者，与其这么说，不如说，在这里，沈约是把声律论的文学主张专门当作积极的课题来提倡的，这篇论文颇为著名。

沈约在齐永明二年（484）任皇太子萧长懋（文惠太子）的太子家令之职，兼著作郎，并准备进行《宋书》百卷的编撰。此后，大约化费了二年的岁月，至永明六年（488），《宋书》完成。其间，即在永明五年（487），文惠太子的弟弟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开西邸，以沈约、王融为首的著名诗人、僧侣出入其间，形成文学沙龙，即世人所称“竟陵八友”的文学集团。以竟陵王为中心的应酬诗流行，即在其时。在笃诚的佛教信徒竟陵王周围，聚集着当时的名僧，宣讲佛法，论因果是非，梵呗新声就被制作出来⑤。

这种梵呗新声的制作，为四声的发现提供了有力的线索，把四声积极地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的也正是竟陵八友。《南史·陆厥传》：

时（永明年间）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其中，沈约曾作有《四声谱》，考察了除平头、鹤膝等以外，另加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的所谓八病说，可谓发现了写作诗歌时应该忌讳避免的法则。

当这种永明体的新诗盛行之时，与其平行，沈约继续着《宋书》的撰述。因此，在《宋书》的什么地方，记载这新发现的四声，提出运用四声写作新诗的文学意义，他感到是必要的。不管怎么说，如果要在《宋书》里论述齐代的新声，只能用传论的形式，既然传论是最适合的场所，而在刘宋时期的文学列传中，地位最高的是谢灵运传，因此，沈约作出这样的考虑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 ，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赠丁仪王粲》诗），仲宣霸岸之篇（《七哀诗》），子荆零雨之章（《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正长朔风之句（《杂诗》），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闇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以上所举的音律论，是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末尾展开的，断定“此言之非谬”的沈约，对自己的这一论述是相当自负的。尽管从屈原以来，诗人辈出，但谁也没有悟出音律调和的秘理。虽说有音律自然协调的情况，但那是偶然的暗合，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音律的法则持这一看法的沈约还进一步指出：以后写诗，如果前面采用了属于浮声（轻、清）的辞句，那么，后面必须措以切响（重、浊）的辞句，要使一行之内的字词音韵悉异，只有妙达音律的秘理，才有资格谈诗。这是提倡把发现的四声应用于诗律，要求诗人人为地进行音韵美创造的训练，这在中国诗史上，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倡言。唐代近体诗的样式，就是根据这种四声八病说确立起来的，即便仅此一端，《宋书·谢灵运传论》所提出音律论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在谢灵运活跃的元嘉二十年（443）间，是刘宋最安定的时期。奇怪的是，这一时期出生的沈约，对元嘉时代和这一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谢灵运，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宿缘。加上出自吴郡的豪族，南方土著武人的门第，毕竟属于寒门的沈约⑥，之所以能任太子家令，著作郎，作为竟陵八友的领袖赢得名声，全部靠他的文运。具有文学之才，使沈约入于时流，为官所重。因此，沈约对谢灵运的尊敬，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清代陈祚明曾经说过：“休文（沈约）诗体，全宗康乐（谢灵运）；以命运为先，以炼气为主；辞随意运，态以气流，故华而不浮，隽而不靡。《诗品》以为‘宪章明远’（鲍照），源流既讹。”（《采薇堂古诗选》卷23）论述了沈约是规范谢灵运诗歌的诗人。沈约写作《谢灵运传论》的本身，就是陈祚明评语正确的证明。换句话说，沈约要想论述古代至刘宋时期的诗史观和他所发现的四声音律论，倾注他确实为之自负的论点，只能选择最合适的场所，因此，考虑到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表现，也就是极为自然的了。

注 释：

①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二十集。

② 译者注：应为《梁书·刘勰传》。

② 高木正一认为，《文心雕龙·才略》、《宋书·谢灵运传论》认为王粲为建安七子冠冕，以曹、王并称，而“锺嵘以为刘桢比王粲地位更高的说法，实在是以一种独特的评判和对当时定评的挑战。”但是，在比《诗品》行世更早的裴子野的《雕虫论》里，已有曹、刘并称的说法。《锺嵘的文学观》，高木正一撰，曹旭译，吉林出版社1990年版。

④ 高本正一《锺嵘的文学观》一文论述了锺嵘对表现美持积极评价的立场，正是在这一批评线上，对曹植、陆机、谢灵运给予了高度评价，可参看。

⑤参见古川忠夫：《沈约的传记及其生活》，《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第11辑。

⑥ 见古川忠夫：《沈约的传记及其生活》，《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第1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