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愈翔

（西北大学 西北历史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以唐墓壁画为例论唐初服饰的胡化倾向

高愈翔

（西北大学 西北历史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唐朝初年国立强盛，文化发达，广泛接受外来事物。唐墓壁画内容丰富，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明，保存完整，特别是壁画人物的着装真实反映了唐朝民族融合，对外交往频繁的时代特色。这一时期，胡化倾向明显，胡服盛行，对中原服饰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墓壁画；胡化；服饰

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时代因为文化底蕴不同，民族背景各异，统治方式有别，呈现出多姿多彩历史场景。服饰是一个时代最鲜明的特色。其中唐朝服饰因其雍容华贵，样式丰富，色彩艳丽，被世人广泛称道。就唐初的社会状况来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交通便利，生产力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贸易空前发展，唐朝同西域各国和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唐朝统治者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唐都长安多元化的社会状况，因此外来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对唐朝服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唐朝服饰胡化的表现

胡服传入中原，到唐朝初年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至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赵武灵王时期。但在妇女服饰中占重要地位却是唐朝初年及其以后的事情。

唐朝在服饰方面采用两种形式。即重大节日或举行盛大祭祀活动时，着中原的传统服装；日常生活的着装，即常服很多是借鉴了胡服样式。“胡服”在这里指众多的外来民族服饰，不仅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也包括印度、波斯，中亚诸国的服饰。从唐墓壁画中清晰可见：唐代“胡服”，具有衣长及膝、衣袖瘦窄，领式有圆领、翻折领、对襟开领等样式，下身着竖条小口裤。腰间系有革带，头戴毛毡或皮帽，脚着靴等特点。

（一）翻领或圆领的窄袖袍

自北齐以来，乃全国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革靴，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革靴，便于涉草。带衣垂蹀躞善于佩带弓剑，巾分巾兑、算囊、刀砺之类[1]。

李寿（字神通，唐朝宗室。李虎之孙，高祖李渊从弟）墓的东西墙壁上，所绘内容相同，中部都是以较宽的红色条带分为上下两栏，上栏是对称的飞天、狩猎图，下栏是骑马出行图。骑马出行图分为四组，其中位于西侧墙壁的第三组第四列的八骑，有两人骑枣红马，其余的人骑白马，

他们头戴幞头，身穿白色圆领紧袖戎衣，腰缠束带，脚穿黑靴。在李寿墓的第四天井东西两壁下部，各绘有列戟图一副，戟架位于廊房下，戟架左右和后部立有仪丈卫士。右四人和架后三人，均双手持弓。这七人均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战袍，腰缠束带，脚穿黑靴。

新城长公主（为唐太宗嫡出子女中最幼者，同时也是太宗最幼女）墓第四过洞东壁最南端一幅画中绘有两个相对而立的侍女形象，其中一侍女脸侧向南，头梳双刀髻，身穿对襟圆领白色窄袖襦。西壁从南到北绘有形态各异的侍女六人，北边的秉烛侍女身穿左衽圆领紧袖窄袍，腰束黑带，右侧垂承露囊，下穿黑白条纹紧口裤。

大长公主（唐高祖李渊的女儿房陵公主，也称永嘉公主）墓，前墓室东壁南侧的一幅画，画中侍女梳高髻，身穿大翻领黄色长袍，黑色竖道白色条纹裤。

（二）明显的女着男装现象

“女着男装”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不符合礼仪制度的穿着，而在唐代尤其是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服饰现象却大为盛行，成为时尚。唐代女子喜欢穿的男装，主要是男子常服戎装与半臂。戎装即头戴软脚幞头，身穿翻领或圆领胯袍，腰间系蹀躞带，下穿小口裤，脚穿黑、红皮革靴或锦履。半臂，即半袖短身衣。《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2]。《洛阳伽蓝记》载“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由此可见胡服与男士袍服最开始在宫廷中流行，后来逐渐扩散到民间。当时女着男装在宫中、民间都已是常见现象。从表象上说，女子身着男子服装，是受到了胡服的启发。胡服男女服装界限不严格，甚至男女通用，如小袖袍、靴子等，男人穿，妇女也穿。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则是大唐国力强盛，上到统治者，下到百姓都有开放、包容，渴望对外交往的大国心态。

此外，思想文化上魏晋时期继秦汉以后儒家思想发展处于相对低潮时期，诞生了本土宗教——道教，外来宗教的佛教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当时儒、道、佛三种学说呈现鼎足发展的态势，并且相互碰撞、借鉴、融合，三种学说的思想主张是唐代建国及开创恢弘基业的理论架构。

儒家十分重视纲常礼教，汉朝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社会道德规范，“三纲”之一的“夫为妻纲”，即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这是对女性的一大限制。魏晋以来玄学盛行，佛教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佛教宣扬众生平等，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冲击，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有所削弱，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唐代妇女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出现了许多才女，如武则天时期的上官婉儿便是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唐代妇女拥有婚姻决定权，例如唐朝著名奸相李林甫的女儿就能决定自己的婚姻，李林甫甚至还允许另一个女儿李腾空出家当女道士。唐代女性当政成风，出现了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等许多女性政治家，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着男装现象的流行。女着男装是对传统着装观念的巨大冲击，在历史上不多见。

在新城长公主墓第四过洞东壁中间的一幅壁画上女着男装的形象栩栩如生，图中两位侍女，前者回头张望，后者身着男装，头戴黑色软脚幞头，身着白色圆领紧袖长袍，腰束黑革带，上挂如意承路露囊，下穿红白条纹紧口裤，脚穿乌皮六合靴，双手捧一个橘红色包裹驻足站立。第四过洞西壁中部，南面的侍女也穿男装，头戴黑色长角幞头，身穿翻领浅褐色紧袖长袍，腰束黑色燮带，脚登黑色长靴。第五过洞东壁中间一幅画，绘有两个姿态不同，相对站立的侍女，其一捧卷轴者，头戴黑色幞头，粉腮朱唇，身穿红色圆领袍服，腰束黑色革带，脚穿黑靴。虽然这是唐代男子最流行的衣着，但仍能显露出女子的体型。

李爽墓的墓室东壁绘有一幅吹筚篥乐伎图，从面部神态上可以看出是一位女扮男装的乐伎。她头缠黑巾，穿绛色圆领长袍，腰带上悬挂一只小囊，裤脚口扎着，脚穿白色翘头线鞋，这是典型女扮男装的胡服装束。在房陵大长公主墓的前墓室东壁北侧一幅画，所绘侍女，头梳单髻，身穿黄色窄袖襦和带黑竖道的红色长裙，肩上搭一条红色披巾，脚穿云头履。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窄袖和宽袖之别，窄袖是受北方少数民族“胡服”的影响。窄袖襦便于劳动，在长度上仅到腰部，成为当时妇女日常的穿着服装。

二、唐朝胡化盛行的原因

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特定原因，唐代胡服盛行也不例外。它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统治者的血统原因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3]唐高祖李渊的祖先，出自陇西李氏，系凉武昭王李篙七代孙，李渊的祖父李虎，随宇文泰入关立有战功，与李弼、独孤信等为八柱国，赐姓大野氏。其祖曾为北魏武川镇（今内蒙武川镇西）将领。李虎的儿子李昺，妻独孤信女，鲜卑族，李唐皇帝带有鲜卑族的血统，这是众所周知的。“独孤信，云中人也，本名如愿。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信第七女，隋文献后。”[4]李昺子李渊，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5]。而高祖李渊的妻子，唐太宗的生母窦氏，也拥有鲜卑族血统。唐太宗的妻子，高宗的母亲著名的长孙皇后是北魏皇族拓拔氏的后裔，也是鲜卑族。因此，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生母都是鲜卑族。正因为自身的这些特点，唐朝统治者能够视华夷为一家。

（二）唐朝对外政策开明

唐太宗思想开明，推行兼容并包政策，改变了过去王

朝轻视少数民族，轻视外国人的做法。太宗对外的基本政策是“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6]，这个国策为其后几代继任者沿袭，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对外政策。唐初大量中亚人、波斯人、印度人来到我国，甚至在长安定居，回鹘人、吐蕃人、突厥人，来往于唐的各个城市。唐都长安逐渐发展为国际大都市，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怀太子（名贤，字明允，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武则天第二子）墓的墓道东壁“东客使图”第四人，光头，浓眉毛，深目高鼻，阔嘴，方脸，上身内穿衬衣，外套翻领紫袍，腰系白带，脚穿黑靴，双手交叉叠置胸前，表情非常恭敬，据推测是东罗马人。东罗马帝国在中国史籍中，称为拂菻或大秦。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拂获国，一名大秦……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俗皆髡而衣绣”。使者的“光头”似与文献上的“剪发”风俗密切相关。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证明，中国与大秦之间的交往至晚可以追溯到汉朝。《后汉书·西域传》中也能看到“皆髡头而衣文绣”的记载。另有记载：“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虽然这次渡海没有成功，但是，甘英此次西行反映了汉朝开放包容和渴望交往的愿望与决心。直到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南北朝时，大秦仍然一如既往同我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南史·夷貂传》和《梁书·诸夷传》记载：“孙权黄武五年（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诣权。”另据《晋书·四夷传》记载：“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隋朝是一个短暂的王朝，到了唐朝，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罗马帝国频繁遣使朝贡要求与唐交往，这一时期两国的关系发展到全新阶段。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礼。”唐朝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是唐朝对外交往的缩影。

章怀太子墓的墓道东壁“东客使图”第五人，头戴“骨苏冠”，冠的正前方是朱红颜色，两旁为浅绿色，两边有双带系在领的下方。椭圆形的面庞，面容丰满，眉毛、胡须都很清晰，嘴巴较小，嘴唇红色。身穿长白袍，衣领是红色的，衣襟上镶有红边，宽袖，两手置在袖中拱于胸前，腰间系着白带，穿黄靴。学界多认为是新罗使者，这反映了和唐朝交往的国家是东西方双向的。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统治者实施开明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

（三）文教发达，制度先进，国力强盛

唐朝发达的文化教育，先进的社会制度，强盛的国力对外国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唐朝的中央各学，对国内少数民族上层和外国使者实行开放政策。唐初统治者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除以武力反击了北方突厥族的侵扰外，对各族基本上没有采取穷兵黩武的手段来压服他们，而是加强了同各族的往来。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等招收来自西南吐蕃、南诏，西北高昌和东北渤海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贵族青年。同时，日本、新罗等国派遣大量使臣来唐，学习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风俗。他们和唐朝学者官吏长期接触，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结业后回国又进一步传播了唐的文明，同时也将他们的习俗，文化传播到唐朝各地，加深了唐朝的胡化倾向。

三、唐朝胡化盛行是民族融合交流的结果

长期以来，华夏文化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交流，不管是胡化还是汉化都是各个民族在文化和心理上相互吸收的表现。一方面边疆少数民族不断接受中原汉族文化，逐渐向中原文明靠拢；另一方面中原汉族广泛吸收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双向同时进行，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战国时赵武灵王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下令实施胡服骑射。“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吾欲胡服。……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卻冠秫绌，大吴之国也。……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7]

秦汉以来，中原人们喜欢胡族文化已渐成时尚。东汉“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要步、齲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齲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延熹中，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此服妖也。……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8]。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此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些政权带有浓厚的少数民族气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了汉文化，在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下，逐步封建化，使中原地区呈现出民族杂揉的局面。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典型，迁都洛阳“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9]；学说汉语“不得为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君宦”[10]，还改汉姓，改籍贯，穿汉服，施行胡汉通婚，建立门阀制度等措施，大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交流。孝文帝改革使数以百万的鲜卑民族迁移到中原，最终融入

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民族融合波澜壮阔，南北文化相互碰撞。这些都为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

隋唐流入中原的边疆胡族主要有两类：

一是遭受掳掠，被迫降服或者主动归化的部落民众和长期在长安居住的蕃将，王室，贵族，官员等。他们中突厥最为典型。“诏遣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燕然都护所部回纥兵五万骑讨之，前后斩首五千级，虏渠帅六十余人……显庆二年，遣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率师讨击，仍使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安抚大使。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贺鲁率胡禄居阙啜等二万余骑列阵而待。定方率副总管任雅相等与之交战，贼众大败，斩大首领都搭达干等二百余人。贺鲁及阙啜轻骑奔窜，渡伊丽河，兵马溺死者甚众。嗣业至千泉贺鲁下牙之处，弥射进军至伊丽水，处月、处密等部各率众来降。”[11]“是岁，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12]

由此可知，内迁的少数民族人口当在百万以上。此外高昌、龟兹、吐蕃也有大量人口内附。在中国还有波斯人长期居住，“波斯伊嗣候懦弱，为大首领所逐，遂奔吐火罗，未至，亦为大食兵所杀。其子名卑路斯，……卑路斯龙朔元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诏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是后数遣使贡献。咸亨中，卑路斯自来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军。”[13]卑路斯曾长期居留中国。

二是商人，僧侣。在唐朝对外交往中胡商和胡僧是比较活跃的群体。他们可以自由经商或传教，其随意性和流动性非常大，中国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因此在空间层面上影响更大。外来宗教摩尼教、景教、祆教，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四、结语

胡化表现在服饰、食品、娱乐、婚姻制度等方面。中原大量存在着胡人，出现了大量的胡族物品，包括生产原料，生活器具和动植物品种等。胡族的生活习俗也出现在中原汉人的生活里，由于胡家食店遍布全国各地，胡食做法风靡一时，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可以经常喝到葡萄酒，在偏远乡村也能轻易找到胡食。服饰上，上自朱门千金下到小家碧玉，甚至教坊女乐，常会追逐倭堕高髻，赭面乌唇等时髦装饰。胡族的文学艺术，对中原的也影响很大，当时最为流行的是胡旋舞。婚姻制度中收继婚在社会各阶层乃至皇家宗室中都有影响。

服饰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唐朝是鼎盛王朝，其贞观、开元年间，政治统治宽松，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长安是世界的文化，商业中心，辉煌的中国文化，传送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南亚、南亚、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着衣风格，还保留有唐代的服饰特色。辉煌的唐王朝创造了中国服饰史上的又一辉煌，同时也揭示了唐代人民以自信和开放的心态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创新精神，因此唐代服饰才显得丰富多彩和绚丽多姿。

[1]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9.

[2] 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五·舆服[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7.

[3] 陈寅格.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M].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三联书店,2001:267.

[4] 令狐德棻.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3-267.

[5] 刘昫.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祖[M].北京:中华书局, 1975:2.

[6] 吴兢.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 1975:240.

[7]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06-1809.

[8] 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270-3272.

[9] 魏收.魏书·卷十九中·列传第七中·景穆十二王任城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464.

[10] 魏收.魏书·卷二十一·列传第九上·献文六王咸阳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536.

[11]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下·突厥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86-5187.

[12] 刘昫.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

[13]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12-5313.

（责任编辑、校对：郭静）

On Early Tang Dynasty’s Costume Changing Tendency to Hu by Using Tang Tomb Murals as an Example

GAO Yu-xiang
(Institute of Northwestern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a prosperous time with advanced culture and kind acceptance to foreign things. Tang tomb murals which are intact are rich in content with wild colors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s. Especially the fresco characters’dresses reflect the fusion of Tang Dynasty which was also characterized by frequent national exchang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endency to Hu was obvious. Hu dress became popular and it had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Chinese costume.

murals in Tang tomb; the tendency to Hu; costume

K242

A

1009-9115(2014)01-0107-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1.029

2013-06-24

高愈翔（1987-），男，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