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驷

我今天和同学们作一个交流，主题叫“自强不息，修琢人生”。我主要讲自己求学和成长的经历。前四个字“自强不息”是清华校训，校训的后四个字是“厚德载物”，内涵太大了，我讲不了，我讲“修琢人生”。我是以学长的身份和大家交流，不是说教，是和同学们共勉。

我出身贫寒，不是家境贫寒，而是学业贫寒。我的基础比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差。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没有客观的理由，将来做得比我差，这是我的期望。我没上过初中，没上过高中，没上过正经的大学，大家就知道我的基础如何了。我是2003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当时引起媒体的关注，《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电话采访我，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我已经“物超所值”了——我的基础能做到这个程度，应该说“物超所值”了。但这不是说我不再努力进取了，我还是要努力，不断地修琢人生。

我1953年出生在北京，1966年小学毕业。196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的邻居——一位教授贴了一张大字报，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是小学六年级毕业，毕业考试考完应该接着升学考试，但是就再也没有接上，再也没有上中学的机会了。全国都是一片混乱，这段历史不细说了。

然后是上山下乡，中学生里年长一些的，就组成各种“红卫兵”兵团、战斗队。小学生年纪比较小，我们就在家里待了两年，1966年呆到1968年。后来毛主席说要“复课闹革命”，就近入学。我住的离北京十三中近，就入了北京十三中。它没有南开中学这么有名，但也出了几个名人。我说一个人，大家肯定知道——刘心武，他的成名作叫《班主任》，写的就是“复课闹革命”后他的经历。我在十三中混了半年，之后就上山下乡了，那是1969年。

那一年，北京所有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连锅端”，到黑龙江去。我到了黑龙江最偏远的一个地方叫兴凯湖，与苏联交界。兴凯湖过去叫兴凯湖农场，是以前公安局关押劳改犯的地方。农场在兴凯湖中，有一条湖道和外界相连，那条湖道要是断了，里面的人就都出不来了。这是毛主席的一个战略部署，因为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我们沿着中苏边界部署了六个师，“建设钢铁边防”。一个字一个师，我在四师，是“铁”字。我们兵团营以上的干部都是现役军人，我们都是半军事化的劳动工人。

我在兵团呆了五年，1974年离开兵团。这五年有时候很迷茫很消沉，当时常以“天生我材必有用”聊以自慰。在兵团的五年都干什么呢？前三年做了木匠，后两年做了“赤脚医生”。做木匠有的是技术活，有的是功夫，比如拉锯，你再有灵气没三年也出不了徒。当时我请教师傅，问我的木匠活怎样，他就说：“以后干活再泼辣一点。”我就知道自己干活太不给力，就自己告诫自己干活要玩命。我在工程连，全团就这一个工程连负责基础建设，这也是以后我上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基础。

做木匠就是做门窗、桌椅板凳，包括棺材。那边没有火化，死多少人都是用我们做的棺材，所以那边每年死多少人我们都有数。做棺材不简单，棺材分级，最高级的叫五鼓三圆，也就是底是平的，除了底就剩下鼓面，五鼓就是上面和朝面、帮子都是圆的，三圆指上面的盖前边是圆的，两边的朝帮前面也是圆的。所以各位想，这个棺材不是一般人享受的了，只有烈士才行，一般的人都是平的。这个五鼓三圆不好做，当时得八级木工才能做出这样的棺材头。这是空间几何，当时不觉得，后来上了大学琢磨琢磨，当时很多事情都是很有学问的。再比如吊顶，过去要往上钉板条，往上是反抡锤子，手很容易酸的，五寸的钉子三五下就钉进去了。还有伐木，伐木非常苦，因为我们是工程连，那时木料都是自己上山伐。把木头扛上卡车，七八个人扛上去。当时是八个小伙子跟一个女生，女生拿本计量长度直径，小伙子扛木头，12米长的木头。

做了三年木匠。有个老大夫跟着上山了，团里没有医生了，于是就把我想起来了。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随时准备打仗。1968年和苏联打过一仗，珍宝岛战役很惨烈，兵团战士都上去了，特别是卫生员。所以我刚到兵团的时候参加了火线医疗培训班，对一些知识青年进行培训，包括摸爬滚打，战场急救包扎，等等。我经过了三个月的火线培训，后来让我上卫生所做“赤脚医生”，也叫卫生员。这个把我难坏了，我只和老大夫做了一天的交接。这段时间锻炼我的应急能力和自学能力。我当时是这么应付的，有病人来说症状，我假装镇定把病情记下来，说去里面拿药，进去就翻《赤脚医生手册》。也不能老翻啊，翻书外面也听得见，就拿几种药让病人吃着试试，不好再来。病人还挺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以前的老大夫开药直接，一个包写上六天，一个星期以后再说，不让老来。其实我给他的是维生素，吃了也没害处，干力气活的可能回去喝点水睡个觉也就好了，就不来了，没好的再来。我已经记了症状，再翻书，他来了我再给他对症下药。我还不是穷对付，后来治病的技术确实很高了，治好了很多人。那时候扎针灸，在自己身上试，我治好过肺气肿，一个病人，一个老大疑难，治了三个月见效，我大受鼓舞，又治了两三个月他可以干活了。这是我很得意的一个病例。

当时对前途感到迷茫，为自我鼓励，我写过一首打油诗《边疆思念有感》：“四岁踏边疆，田渊苦乐忙。纸鸢高有线，井桶在下长。鸡雀无大羽，扇翅不过房。无为空自叹，有为在志长。”回过头来看，这首诗还是给了自己很大的勉励。我那个年代就是同学们现在这个年龄，上山下乡的时候十六岁。有时候不想混日子，找一点书来看，马上就会挨批，说你不安心，不扎根边疆闹革命。

希望同学们好好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当时上大学的条件是“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当时毛主席也说了，学校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员。所以从1970年开始，有一些同学陆续回来了，我是1974年回来的。“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都没有问题，但是“领导批准”就有问题了，政治上还说我有“海外关系”。后来清华大学到那里招生，有一个北京知识青年的指标，我阴错阳差地还真被选上了，上了大学。

那个时候上大学，叫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老师是“臭老九”。当时的工农兵学员说批评老师就批评老师。其实那个时候的老师也是学业非常荒疏，学术生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上大学以后，我的劳动木匠活干得不错，但做作业就不行了，初中数学都不会，只能恶补，有的不需要基础知识的科目还可以。我的工程制图很好，当时有个老师指导我画图，我不服气，觉得他画得也不比我好。老师当时说了句话，我至今铭记：“你再谦虚点吧，你再努力努力就超过我了。”我就觉得我对老师的境界的理解太肤浅了，我以为老师是要显示自己，其实人家是希望我超过他。虽然那个年代人格、人性都有些扭曲，但是一些老师的高尚境界令人叹服。

当时没人学英语，大家都觉得毕业后做个工长、技术员就不错了，根本没有什么希望，学英语干吗？我坚持学了。有一天下午下大雨，上英语课，没有人去，我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披了一块塑料布就去了。那天下午的课就一个老师和我一个学生。当时老师说了一句：“其实你倒不用来，因为你的英语水平超过了这个课的内容。”现在我在大学里还能遇见这位英语老师，我的心里很坦然。后来毕业了，四年没学什么东西。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就像面包，一捏就扁。毕业时就是1978年了。

当时就要改革开放了。清华要改革，工农兵学员原则上一个不留，我们老师希望我找个好的工作，特别推荐我去北京建工学院。我拿着报到证去，但是建工学院不要我，他们问我初中是哪里毕业的。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初中就没怎么上。他们当时是技校升级为大专院校，市里给了他们权力，报到来的人不满意可以退掉。他们就把我退掉了，要我回去重新换报到证，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当时决心考研究生，为了什么？为了摘帽子，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

我拿了同济大学的一本高等数学的习题集，有2996道题，就算3000道吧，5月份要考试。当时一算时间，每天得解30道题，而且我还没学过。我重新被分配到北京地铁的大修厂筹建处，正好筹建时期也没有太多事，我就看书。当时有两个老师知道我要考，很支持，给我写推荐信，帮我联系老师做指导，我每个星期去一次清华大学，找一位教数学的康秉南老师，请他把我一个星期遇到的问题解答一遍。当时有六个同学相约报名，最后参加考试的就我一个，数学没考好，没及格，我非常沮丧。

我下了决心，不管结果怎样，我要把这个过程走下来。现在想，当时的我就有点自强不息的意思了。后来没想到让我准备面试，去了发现数学还有比我更差的，是一个老大学生，这都是“文化大革命”摧残的。最后说明谁能坚持到底，谁能自强不息，谁就上了。如果当时我放弃了，就没有今天了。到了研究生阶段就不说了，六个研究生他们都是老大学生，只有我一个工农兵学员。所以这阶段我是和高手下棋，然后我在清华读硕士、读博士，最后留在清华大学工作。

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当时考数列函数，很紧张，我们工程学院争分夺秒啊，题都做完了，没有题了。后来我找了本书，拿出一道题说咱们做做吧，做了十分钟谁也做不出来。然后隔壁屋进来一个学生，他当时数学考了88分，是个数学高手，现在是东南大学教授，他就拿去做了。过了20分钟，我做出了这道题，但那个学生也没做出来。第二天考数列函数，最后一题和我们昨天晚上做的题一模一样。清华的传统是最后一题分不高，但是相当难。出来后这几个同学给我鞠躬作揖，后来受到表扬。后来系里找我留下来继续读博士，就留下来了。我们的导师龙先生2008年八十大寿的时候，我们给他祝寿，送他一块匾。大家都想词，最后那十六个字是我想的，给龙先生看，龙先生也很高兴。我是用心来描述做老师的一种境界，一种大师的境界：“心甘于学，业精于勤，行胜于言，功大于名。”后来另一位建筑大师看到这十六个字，祝寿时送匾，他点名就要这十六个字。

还有一个故事我一定要讲，我当时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非常专心致志。当时条件没这么好，用计算机编程序要提前在家里用纸写好，骑车去计算机中心让程序员弄。有一个程序我通了好几个月也没通过去，毛病找不着。那时候也没经验，其实作为程序员0和O他分不清楚，字母和数字的错误有时候找不出来。我早上整资料的时候用茶缸加水煮鸡蛋，资料弄好了，夹着书包就走了，忘了煮鸡蛋的事了，结果宿舍着火了，桌子烧没了，救火车都来了。我写检查全院通告，赔几十块钱，我得给我导师汇报，龙先生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很感动。他说：“你今天晚上有地方睡么？要是没地方就搬我家来住。”这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关爱、理解和信任。我是清华大学土木系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博士，土博士。当时龙先生经常帮我改论文，用我的话说是大学教授帮我改小学的问题。1997年建工系70周年系庆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愿以勤奋报师恩》。说我不见得有什么大的造就和造诣，但我愿以我的勤奋来报答老师对我的恩情。这篇文章被收入《世纪清华》第一辑，同一辑里还有朱镕基总理的文章。

我读完博士，我们的系主任把我“轰”出国去，说：“你尽快出去，出去后多呆几年，不要着急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等你能用英文讲课、用英文写书的时候再回来。”我是1984年拿到博士学位，1985年出国，1989年回来的。两年之后，1991年做了教授，1993年做了博士生导师，接着是后面一连串的成绩。这都不是我事先设计的，所以我说“物超所值”。我在东北兵团修理地球的时候，根本没想过我有一天会去清华大学，还做到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后来还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我是比较习惯面前无路自己找路的人，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别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也别总把自己当回事儿。你们是正金字塔，基础厚实；不像我，倒金字塔，底子薄弱，小学毕业，没上过初中、高中，要自己给自己动力。“自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老子的《道德经》里，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战胜自己才叫强。“自强不息”不是为了追功求名，还要“厚德载物”，承担社会责任，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做出贡献。“自强不息”强调的是自觉的强字，自发的强字，自信的强字。“自强”强调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强调目标。“自强”是一种精神，“厚德”是一种境界。我们要育自强之精神，兴厚德之境界。祝同学们自强、自勉、自尊、自爱，写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以上是袁驷同志于2011年12月12日在南开公能讲坛上所作的报告，本刊登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