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元

(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美国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在其扛鼎之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出并论述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一重要命题,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应。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贝尔在1996年版长篇后记中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即“马克思主义文化矛盾”。其实,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这个命题更加重要,因为它关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解,进而关涉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选择。我认为,虽然贝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矛盾”存在着诸多矛盾,但它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梳理、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契机和路径。

在贝尔看来,“马克思主义文化矛盾”的第二个表现是:

“当有人问马克思,为什么在科学和产品之新物质形式的时代,我们仍然欣赏希腊绘画和悲剧时,他回答说,那是因为希腊代表了人类的孩童时期,我们被它的丰富艺术性所吸引。”[1]

一、“人的发展能力”是“由历史限定”的

这个问题是针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希腊艺术的著名论述提出来的。贝尔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质疑引发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满。“在这种历史主义观点里,人不是由自然限定,而是由历史限定的,历史是人的发展能力渐进增长的记录。这种观点的困境在于,它无法解释对过去的持久恋慕,也无法解释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的新知。如果有人认为特定历史结构形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