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

革命党人蒋翊武自小就与众不同，他经常问：为什么有人富，有人穷？同样是人，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这些问题实在深奥，没人能回答得了。于是他就自己想，越想问题越多，思想也越来越成熟。

蒋翊武的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因为这孩子注定不平凡。可大家说好不算好，必须请权威专家——算命先生鉴定。但蒋翊武不待算命先生开口，就来了段感人肺腑的独自：为什么皇帝可以高高在上，而草民要匍匐在地？算命先生听罢，向蒋翊武的父母拱拱手：“令郎天资卓绝，以后必成大器，但首先要读书。”从此，蒋翊武背起书包，进了学堂。

除了读书，蒋翊武也爱读天下，闲暇时常偕几个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睥睨一切。一些同学参加科举，他面带冷笑，投以轻蔑一瞥。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蒋翊武痛哭流涕，边哭边喊：“祖国啊，快快好起来；清狗啊，我要推翻你！”淚流了，话说了，蒋翊武高姿态地踏上了革命之旅。

革命也要有路线，按当时的惯例，先去日本淘金，淘来革命的战友、计划、军火。但去日本要先到上海。一天，满腔豪情却又无比苦闷的蒋翊武在海边彷徨时，碰到了知己杨卓林——也是一位愤世嫉俗的热血青年。

杨卓林家贫，经常借邻居家的蜡烛读兵书、演义。书读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投笔从戎，驻守在京津一带，曾抵御八国联军，手刃数人，自己也身负重伤。养好伤后，杨卓林遍游大江南北，结交各路豪杰，豪气更为高涨，后来还考入南京将备学堂。当时盛传两江总督周馥要将金陵狮子山租给德国，杨卓林听了，到处嚷嚷要杀了卖国贼。最后卖国贼没杀成，杨卓林却逃到了日本，潜心学习制造炸弹。

1906年，杨卓林潜回上海，等待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可是左等右等都没等到，满腔的豪情化为愤懑。正在这时，他遇见了蒋翊武。两个失意青年一见如故，遂共同创办了一份报纸——《竞业旬报》。不过杨卓林还没忘记炸掉周馥这一伟大理想，于是他带着炸弹上路了。途中遇见两位老乡，几句话聊下来，得知也是革命中人，杨卓林不禁暗自庆幸。可他高兴得太早，这两位是周馥派来的密探，于是杨卓林光荣牺牲。

得知知己丧命，极度悲愤的蒋翊武回到家乡，时而整天待在家里，时而喝酒看兵书，时而仗剑高吟。不久，他做出决定：既然文艺救不了国，那就去当兵。于是他来到武汉，当了兵，还做了班长。

不过，当兵不泯文艺心。辛亥年（1911年）大年初一，黄鹤楼上举行了一场小型春节团拜会，几位青年为一个文学团体的名称争得面红耳赤。经过一天的激烈讨论，他们终于定了个很给力的名字——文学社，社长便是26岁的蒋翊武。从此，蒋翊武终于走上了一条靠谱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