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

惠江有多长，船就走了多久。阳光烫热，船如蒸笼。整个上午，父亲都没说一句话。我们和那些陌生人挤在黑色的船蓬里，父亲像他们那样赤裸着上身，局促地坐在一个哺乳的女人身边。汗臭比奶味更浓，船比流水更慢。船客靠轮流抽着水烟和说些不痛不痒的荤话打发时光。那个女人低着头，并不说话，像父亲一样，只是她的样子出奇的安静和从容，仿佛身边的男人并不存在，甚至这条船也并不存在。船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码头，乘客离开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只剩下我们父子和那个女人，我这才仔细地端详起她来。

女人矮小丰满，面容姣好，短发，花格薄衬衣，怀里的孩子看上去约摸只有一岁多点，胎毛还没有脱干净，瘦瘦的，脸色有点蜡黄，好像永远也吃不饱，小嘴一直要吮着母亲的乳房，一会左边，一会右边，始终有一只洁白的乳房半裸在我们面前。孩子睡着了，女人也在打盹，粉红的奶头挣脱了孩子的嘴，涓细的乳汁顺着他的脸流下来，白色的，除了招致几只苍蝇，还加剧了我的饥饿，我从袋子里掏出一只南瓜饼，独自啃起来。船老大焦虑地立在船头远远地看着江面，他似乎比我更希望早点到达终点。

可是，终点在哪里？父亲没有告诉过我。昨晚他只跟我说，明天我们出门一趟。我很久没有出过门了，甚至从没离开过村子。我们离开村子，在黄石码头上了船。离开码头的时候，浓雾封锁了江面，看不到两岸的芦苇、野花，甚至看不到坐在对面的父亲的脸，我们仿佛是在漫长的黑夜里航行。

惠江那么长，它肯定是通往世界的尽头。

“爸爸，我们去哪里？”我终于鼓起勇气再次问父亲，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我甚至担心因离家太远而回不去。

父亲阴着脸，不说话。他依然坐在女人旁边，尽管船蓬已经宽敞得可以让他像在家里一样躺下来。但他一动不动，也从没有正眼看一下女人，仿佛她并不存在，但我看得出来，他早就想跟女人搭讪。我的母亲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人世，我一直在想象她的形象，那样子，应该跟眼前这个女人差不多，抱着我，把湿润的奶头送到我的嘴里。女人察觉到了我对她乳房的凝神，抬头看了我一眼，还笑了笑。我赶紧低头啃南瓜饼，可是南瓜饼早已经吃完。我吮了吮手指上的南瓜味。

“你们去哪里？”女人问我，并瞧了一眼父亲。

这个问题本该由父亲回答，但他依然一言不发。

“不知道。”我摇摇头。

我记得女人是从一个叫旧津的码头上船的，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一只饱满的布包，慌乱得像逃亡，从码头的台阶上匆匆跑下来，不顾一切地跳到船上，如果不是父亲本能地拉了一把，她也许掉到江水里去。她也没有对父亲说一句多余的话，径直坐到船蓬里大口地喘气，然后把衣服掀起，准确而及时地把奶头送到一个哭泣的嘴里。

“你们是白沙镇的吧？”女人问。

“不是，青梅镇的。”我胆怯地纠正。

“你们走了很长的路了。惠江被你们走了一半。”女人轻轻地笑了笑。那时候我还不懂惠江的上游以上就不叫惠江而叫湛水了。

“我们很快要到了。”父亲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们是走亲戚吗？”女人说。

“不是，出了青梅镇，我们就没有亲戚了。”父亲说。

“孩子从没见过他爸，我带着他去看看他爸。”女人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平静地说，“他还不知道爸爸到底长得怎么样。”

“现在我也有一个兄长在城里，他当过官的。在我们青梅镇，他的官职最大，我们要去看看他，每次看他，他总会送给我很多粮票和糖。”这是父亲唯一可以在女人面前炫耀的东西了。我是有这样的一个伯父，但早已经被抓起来了，在青梅镇，父亲羞于提起他，早已经与他划清界线。

“我丈夫没当过官，他是读书人，写过很多文章。我没认得几个字，可是他从不嫌弃我。”女人说到她丈夫的时候，脸上的幸福喷薄而出，“我也是第一次乘船去看他。平时他不让我乘船的，江风大，我会晕船，幸好，这一次我没有晕船，孩子也没有晕船。这船开得真稳。”

女人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光彩，好像整个世界都属于她似的，她直了直身子，怀里的孩子醒了。她本来已经把乳房藏了起来，孩子哭了几声，只好又把一只乳头塞进孩子的嘴里。我的肚子更饿了，可是袋子里没有了南瓜饼。女人大概也饿了，脸上露出疲惫和菜色。

“我送你几斤粮票吧。”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粮票，这是我们此行的口粮，父亲却要将它送人了。

“你为什么要送我粮票？”女人警惕地说，“我不需要粮票。”

父亲嘴拙，要化解误会：“粮票……我兄长那里还有，等我见到他，他还会送给我的。他用不完。”

父亲撒谎了。伯父很久没给我们粮票了，因为没有人给他发放粮票了。这几斤粮票被父亲压在箱底，一直舍不得拿出来。幸好，女人婉拒了父亲的慷慨：“我家里还有口粮——我丈夫从不允许我拿别人的东西，你不明白的，他是一个读书人。”父亲拿着粮票的手停在空中，像一只收不回来的翅膀。这是父亲一生中遇到的少有的尴尬时刻。

船老大回头对我们说，船要靠岸了。

船到了终点站，城南码头。偌大的码头也没有几条船，却有几个男人慵懒地坐在扁担上犯困。女人也跟着我们下了船，依然是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拎着布包，布包不时从手臂上滑下来。女人却走得很匆忙，像刚刚上船时的样子，但比上船的时候从容得多，好像到家了一样。

“她真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你妈妈跟她不一样，你妈妈从不在别的男人面前喂奶——只有母狗才让自己的乳房露出来让所有的人看！”父亲低声地诋毁女人，“她，那样子，一阵风能把她吹过几个山头，她能干什么活？一个女人干不了活像什么女人？你妈妈比她高大，比她有力气，比她懂事，什么活都能干，关键是你妈妈从不稀罕什么读书人……”

父亲悻悻地穿上了上衣，敞开着黝黑的胸脯，领着我亦步亦趋地跟随在女人的身后，爬上高高的洒满落叶的台阶。从背后看去，女人显得越加瘦小，像一只青蛙爬天梯，更醒目的是，她的左腿竟是瘸的，比右腿更长一些，因此她得拖着左腿走路。我瞬间觉得她的左腿是多余的，没有它也许能走得更快更稳一些。父亲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几次靠近她，但不知道应该为她做点什么。

终于走到了码头台阶的尽头。抬眼四望，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低矮的楼房和破旧的街道，还有三条通往不同方向的路，每条路都铺满了金黄的银杏叶，踏上去沙沙地响。女人选择了向东，走上了这条杏树荫下的便道。父亲犹豫不决，看了看我，似乎要听我的建议。但我对此地一无所知。如果他不告诉我，我还不知道这是镜县县城。

“爸爸，我们去哪里？”

父亲想了想，往东。我跟在父亲身后，把树叶踩踏得沙沙地响。父亲加快了脚步，因为女人已经走出很远，还往北拐弯，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女人走呢？我心里想。父亲没有给我解释。街道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县城萧条得像假期中的学校。我们随着女人穿过了好几条便道和街道，父亲突然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肯定是有目的地的，但迷茫了。在电影院门前，父亲放缓了脚步，并终于放下架子走到一间杂货店问路。但他被指点迷津的人弄糊涂了，似懂非懂地往前走。

我们在机械厂附近跟丢了女人。她也许从自行车零件厂的侧边小路走了，也许穿过了农贸市场，还可能径直走进了锯木场，反正我们看不见她了。父亲一下子迷了路似的，苍茫四顾，最后往西，越过铁路，穿过一条黑暗而肮脏的涵洞，然后走过一片油菜地，我们终于看到了一堵长长的爬满青藤的围墙。围墙内，高大的梧桐树和银杏树遮掩了那些低矮的楼房。

父亲领着我绕着围墙走了很长的一圈，才找到入口。

这是镜县氮肥厂。虽然是午休时间，但还有很多人走动，令人惊惧的是停满了军车和警车。氮肥厂的大门对任何人开放，但里面的气氛让人窒息。

我害怕。看得出来，父亲也害怕，他刻意躲闪着，像一只害怕被逮住的兔子。

“爸爸，我们去哪里？”这是由恐惧带来的本能的提问，并没有实质性意义。

父亲瞪了我一眼，小心地绕过军警，来到一座大屋子旁边。

这是一所工人食堂。砖瓦平房，高高的烟囱，四周长满了杂草，地沟里散发着恶臭。食堂被锈迹斑斑铁门关得死死的，看不见里面。门口站着两个穷凶极恶的军警，握着长枪，枪上了刺刀，没有人敢靠近他们。但除了门口，周边的戒备就没那么森严，只有几个军警在闲巡。食堂的背后只有一个窗户，窗台很高，离地面差不多有两个人那么高。窗户下面围着很多要往食堂里偷看的人，里面肯定有值得一看的东西，他们拼命地踮起脚，把脖子伸得老长也够不着，但有一个强壮的男人甘当人梯，半蹲着，让别人踩在自己肩膀上透过狭窄的窗户往里面看个究竟。军警对此熟视无睹，懒得去驱散，也许是，军警就是故意让他们偷看的。父亲狡猾地藏匿在那些人中间，羡慕地看着那些从别人肩膀上下来的人，听他们描述所看到的一切。

“他们吃得太丰盛了，我一辈子也没吃过那么好的东西！”那些人由衷地赞叹道，“红烧肉、牛肉、鸡腿、排骨汤，木耳炒猪肚，好几大盘，还有高粱烧酒，他们敞开肚皮吃，狼吞虎咽，这样吃法，不用枪毙，自己也得撑死——话说回来，换了我，我也要往死里吃。”说话的人口水横飞，溅到了父亲的脸上，那人对父亲说，“我看你的肚皮瘪成那样，就知道你这辈子肯定没吃过那么好的东西，不信你上去瞧瞧。”

父亲谦让着，并不急于爬到别人的肩膀上，因为需要排队，排队的人手里抓着五毛钱的纸币，像去戏院看戏一样，得向借你肩膀用的人缴纳费用。父亲似乎还没有想清楚到底要不要花掉五毛钱。

借人肩膀的那个男人确实健壮，赤裸着上身，肌肉一块一块地横着，肩膀结实得像码头的水泥台阶，但经过那么多人的踩踏，两只肩膀红肿了，皮也破了，浑身是汗珠，两只抓着钞票的手颤抖地撑着膝盖，咬着牙根，顽强地支撑着肥瘦不等的看客，嘴里还一二三四五地数着时间，数到二十，肩头上的人便得下来，换第二个上去。

我在人丛中看到了那个女人。一只手拎着布包，一只手抱着孩子。孩子的哭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父亲也看到了女人在队伍的后面。她试图从衣袋里摸出五毛钱，但努力了很久，摸出来的依然只是粗纸和一条花白色手帕。

“我明明还有五毛钱的，那是我留给自己乘船回家的费用。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了。”女人又慌又急地说。

有些人浅薄地哄笑。父亲从队伍里走出来，对女人说，不用着急，你再找找。

女人把布包里的东西全翻出来，除了孩子的尿布，什么也没有。

“他们快不得吃了！墙上的钟已经快到下午一点了，没吃够的，就等到了阎王那里再讨吃个饱。”又一个从肩膀上下来的人向排着长队的人通报情况，引起一阵骚动，队伍一下子就乱了，他们争先恐后地拥到了窗口下，要抢先踩到壮汉的肩膀上。

“别乱，一个一个来，这次看不上，还有下次，反正每年总会有死刑犯在这里吃最后的午餐。”壮汉先是劝慰，然后一声断喝，“如果要乱，我一个也不给你们看了——乱什么！那些被枪毙的也得排队，想死也得有先后！”

人群安静下来，又恢复了秩序。父亲悄悄地塞给女人五毛钱。女人要推辞，父亲瞪了瞪眼，女人只好作罢。

壮汉承受不了那么多的人对他的踩踏，但他不容忍别人来抢他的生意，喝退了几个试图取代他的人。他累得鼻子流血了，也不愿意让出岗位。

轮到父亲了。父亲迟疑了一会，向排在后面的女人招招手，示意她过来。

“我不看了，我把我的位置让给她。”父亲对那些排队排得不耐烦的人说，“她是女人，让女人先看。”

女人走过来了，递给壮汉五毛钱。

但壮汉并没有收女人的钱：“我从不让女人跨在我的头上，我不想倒霉一辈子的。”

女人哀求说，你行行好，就一次……

身后的男人笑问她，你一个女人也敢看这些马上就要上刑场上的人？

女人平静地回答说，我丈夫在里面，我看他吃得好不好，是不是瘦了，我的孩子也要看看爸爸……

女人抱着孩子。孩子没有哭，只是看上去像他母亲一样挺焦急的。他们愕然，不再说话。壮汉犹豫不决，父亲往他的手里塞了几张粮票，壮汉才说服了自己，突然变得温顺敦厚，将身子俯得更低，几乎是爬在地上，嘴巴要嗑着泥巴了，目的是让女人更容易一点踩到他的肩膀上去。

女人依然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布包，布包本来可以让父亲代劳拎一会的，但她不愿意。她拎包的手扶着墙壁，另一只手顾着孩子，吃力而小心谨慎地试探着，先是左脚踩上去，可是她的左脚是瘸的，一点力也没有，只好换右脚，一换右脚，身体便失去了平衡，整个人要倒下来，因此她的右脚根本就不敢离开地面。壮汉催促她，大伙鼓励、催促她，可是她的右脚还是不敢踏上去，急得满头是汗。僵持了好一会，大伙觉得没有办法了，嚷着让她靠边站去。

“你们没看见她是个瘸子！”父亲厉声喝道。喧闹的人顿时安静下来。我不知道向来怯懦的父亲哪里来的勇气，竟敢在陌生人面前横刀立马。

女人哭了。没有哭的声音，只是黯然流泪。

此时父亲果敢地站到壮汉的身边，一下子蹲在女人的面前，对女人说：你爬到我的背上！女人迟疑了一下，终于明白了，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搂着父亲的脖子，她爬到父亲的背上去了，双腿紧紧地夹着父亲，父亲的脖子被她的手勒得死死的，青筋突出，右臂和脖子间那条深藏多年的刀疤突然变得明亮耀眼。父亲双手扶墙，踩着壮汉的双肩，缓缓地往窗口上送。

众人屏气凝神，盯着女人，生怕女人或她的孩子从父亲的背上掉下来，有几个男人围到了壮汉的身边，随时做好不测的准备，而我，紧紧地抓住女人给我保管的布包。

女人终于到达了窗口。应该说是父亲首先到达窗口，但他没有往里面看，而是继续向上，让女人的头正对着窗口，他的脸扣在墙壁上。女人往食堂里眺望了一下，赶紧把孩子举起来，让他的眼睛对着食堂里面，然后兴奋而迫不及待地告诉他：“第三张桌子，坐在左边第二个，瘦瘦的，戴着眼镜、围着围巾、碗里堆满了红烧肉的那个就是爸爸——你看，爸爸吃饭的时候也像个读书人……”她反复地指点给孩子，可是孩子根本就没往里面看，他显然是受了惊吓，只顾着哭，挣扎着要回到母亲的怀里。

孩子根本就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女人大失所望，对我父亲说，算了，下来吧。父亲缓缓地下来的时候往窗口里看了一眼，怔了怔，然后怏怏地从壮汉的肩膀上下来。

女人从父亲的身上下来，整理了衣容，忙给孩子喂奶。就在她喂奶的时候，她从孩子的衣服里找到了五毛钱，交给我父亲：“这是还给你。”父亲坚拒不受，女人就给了壮汉：“我们母子两个人借用了你的肩膀，理应给你两份钱——我丈夫也会这样做，他从不占别人的便宜——他是一个读书人。”壮汉犹豫了一下，收下了。父亲有些不满，让我顺势爬到了壮汉的肩膀上：“你让他也看看吧，他也是一个孩子。”壮汉知道自己多收了钱理亏，只好满足父亲的要求。我踩到了壮汉的肩头上。此时警笛骤然响起，我反而镇静了。我也抵达了窗口，极力往食堂里眺望，可是里面什么人也没有了，我只看到杯盘狼藉。

“看到了吗？站着吃饭的那个就是你伯父。他的胡子比头发还长，脸上满是伤痕，他饭吃得最慢，慢吞吞的—— 一辈子都改不掉的坏习惯。”父亲在下面大声地说。父亲只有一个兄弟，我只有一个大伯，可是我从没见过他。我想了想，告诉父亲：我看见他了，但他吃得像别人一样快，夹到自己碗里的肉跟别人一样多……警笛往外响去，窗底下的长队突然明白了什么，一哄而散：“他们被押赴刑场了！”壮汉猛地将我放下来，跟随着众人飞快地绕到食堂门口，他们来不及看囚车上的犯人，鱼贯而入，抢夺食堂里的剩饭剩菜，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往袋子里塞，场面混乱，争执四起。父亲拖着我，机敏地争抢着红烧肉，一边大把大把地往嘴里送，一边低吼地责怪我吃得太慢，痛斥我馋吃那些不值得钱的豆腐……当戴着红袖章的人拿着木棍来驱逐我们的时候，我已经吃撑了，不停地打着饱嗝。父亲的手抓着肉，在红袖章的斥责中拉着我逃出食堂，往警车那边跑。

可是警车已经走远了。警车的身后也没有几个人跟着。但有一个人不舍不弃地追着警车，尽管她已经离远去的警车有一里之遥。她的孩子凄凛地哭着，她的头发被风吹乱了，她的身影被淹没在飞扬的尘土中。

警车将我们抛弃了，它们奔赴另一个世界去了。

离开氮肥厂，我们迷路了似的，不知道往哪里去。父亲带着我穿过锯木厂后，向工人文化宫方向走去，我们在百货大楼前小坐了一会，父亲也开始夸张地打着饱嗝，满脸油光的脸沾满了尘埃，张开嘴巴时牙缝里满是肉屑。镜县县城肯定不是我们呆的地方，父亲又要出发了，但他没有带我离开的意思，只是漫无目标地闲逛，东张西望。他迷惘了。

“爸爸，我们去哪里？”我依然不知道父亲要将我带向何处。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下一步应该要做什么。他就像一个没有预见的皇帝。

父亲依然没有回答我的提问。也许他也不知道答案。已经是黄昏了，我们应该呆在城里，还是回家去，总得有个决定。可是父亲一直在东张西望，我才突然明白，他在寻找那个女人。

“我们和她素不相识，为什么要找她啊？”我对父亲的不可理喻第一次流露出不满。

“她是你妈妈！”父亲不耐烦地吼叫着说。

父亲吃得太多了，兴许他还喝了酒，神经错乱，语无伦次了。

现在，我和疯子父亲流落在镜县的街头，需要一个好心的人将我们收留或带我们回家。但我们身无分文，连粮票也没有了。

估计那个瘦弱的女人也像我们一样，身上没有了回家的钱，尽管一张回家的船票只需要五毛。可是，她怎么会是我的妈妈？但父亲的神态凶狠得容不得我辩驳。我只能呆头呆脑地跟随着他，并且决定从此以后不再问他我们要去哪里。

“你没看见她一整天没吃饭了？你没看见她的孩子病了？”父亲回头大声地斥责我，“你没看见她的左腿瘸成那样……”

我全看到了，一辈子也忘记不了。可是她不是我妈妈。

父亲说：“我们得把她带回家去……”

我感到震惊。原来父亲心里想得那么多那么繁杂。

我开始试图理解父亲，跟随着他到处寻找那个不辞而别的女人，好像她真的是我死去多年的妈妈一样。我们在镜县的街头旁若无人地迎着晚风狂奔，落叶在我们的脚下飞舞，它们有时绊住了我们的脚，有时遮挡了我们的眼睛，但无法阻挡我们狂乱的脚步。我们争相展示着各自健壮、随时准备承担责任的双腿。我们父子从没如此亲密，从没如此像一对父子，我们互相鼓励着，狠狠地使劲，跑得铿锵有力，要让整个县城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在城南码头看到了那个女人。是我首先看到的，我告诉父亲，我们猜得没错，她在镜县城里也没有亲戚，她得赶回家去。父亲眼前一亮，透过如烟的暮色，看到女人抱着孩子，挎着布包，正急匆匆地走下码头的台阶，一瘸一拐的，踩着厚厚的黄叶，跌跌撞撞地走上了船。隔着那么高的台阶，父亲碍着面子，不敢追喊女人。他装作从容、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紧不慢地走下台阶。可是，令他暴跳如雷的是，船竟然在我们离它还有十八级台阶的时候离开了岸，驶入了江中。

从码头那块并不显眼的告示牌上得知，这是今天最后一趟离岸的船了。码头上已经没有船，世界孤寂得像死了一样。

父亲终于忍受不住，望着江水，大声地呼喊。然而，船没再回头，且离我们越来越远。父亲转而恶毒地谩骂船家，但他的谩骂声被轻易地吹散在风中。

最后，父亲累了，泄气了，安静了。偌大的码头，静悄悄的，只有我们父子孤零零地站在暮色里，像两只无家可归的江鸟。

“儿子，我们去哪里？”父亲忽然问我。

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我无从回答，茫然四顾。沉重的江面开始缓缓下沉，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奔腾而至的夜色很快便要把我和父亲一并淹没，谁也将看不到我们，我和父亲也将看不到对方。

选自《上海文学》2012年第5期

原刊责编 张予佳

本刊责编 宋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