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香，高飞燕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丹阳师范学院，江苏镇江212300）

灵动的鱼鹰·静默的烛光
——《芦花荡》与《蜡烛》鉴赏性比较

王春香，高飞燕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丹阳师范学院，江苏镇江212300）

孙犁的《芦花荡》与西蒙诺夫的《蜡烛》都是战争题材的作品。从表面看，由于社会环境、文化心理及作家素质的不同，它们带给阅读受众的审美体验是大相径庭的，但是两篇文章又存在着一定的可比性：从意境营造、人物塑造、细节刻画、主题表达四方面对这两篇中苏反法西斯文学的名作进行鉴赏性比较。

《芦花荡》；《蜡烛》；意境营造；人物塑造；细节刻画；主题表达

人教版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收录了孙犁的《芦花荡》与西蒙诺夫的《蜡烛》两篇战争题材的作品。从表面看，由于社会环境、文化心理及作家素质的不同，它们带给阅读受众的审美体验是大相径庭的：短篇小说《芦花荡》充满战斗的诗情画意，灵动激昂的“鱼鹰”鼓舞人们乐观顽强地斗争。《蜡烛》是战地通讯，在被炮火烧焦的方场上，破败死寂中摇曳的“烛光”令人在绝望中感怀人性。但是深入分析两篇文章，不难看出，在《芦花荡》和《蜡烛》之间又存在着可比性。鉴于此，笔者尝试作一点辨析研读，或许于教学有一些益处。

1 意境营造

两篇文章都注重环境描写，而且非常成功。描绘的景物、创设的氛围为故事发展层层铺垫。

首先，两篇课文都尽量规避刀光剑影、血腥厮杀的战争场面，选择了静谧的场景展开叙述。孙犁在小说中以浪漫主义的情怀来表现芦花荡的美。中国作家对战争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1］，孙犁也不例外。那里“弯弯下垂的月亮，浮在水一样的天上”，“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散”。作者以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的全方位描绘，呈现出如梦的意境，明丽的色调令读者感受到了芦花荡的动静相宜、草长莺飞，也令读者产生了和作者一样的对于祖国的深沉的爱。而《蜡烛》是战地通讯，西蒙诺夫注重写实，选择的场景是一个不很大的方场，散布着烧毁了的坦克和装甲车、被“魔手”削去了上半身的半截树、高高耸立的瓦砾、扭曲了的铁栏杆、炸弯了的铁器和烧焦了的树木，还有大大小小的炮弹坑。这是一个被炮火蹂躏的残缺的世界，静默意味着毁灭与死亡。

其次，两篇课文的环境气氛都刻画了战争对自然的破坏、对人类的摧残，揭示了战争的悲剧性。孙犁运用冲突的画面、反衬的手法来抗议鬼子的暴行。芦花荡的斑斓鲜活显现了冀中平原的生机盎然、美好和谐。但发出阴惨的黄色的光的小火轮、扫射的机枪、阴森黑暗的鬼子把这一切撕裂了：水鸟躲避炮火、鬼子，只有深夜才能自由地飞动与歌唱；孩子在炮火中艰难地成长，东奔西躲中负伤，人民在苦难中生存，生命受到了威胁。西蒙诺夫则是层层推进地叙述。“除了炮弹的炸裂声外，没有其它任何声音”，一个披着黑色围巾的颤巍巍的老太太，静静地、慢慢地挪动安葬一具孤零零的尸体。她的住所像蜡烛一样被烧毁了，从二层到楼下再到地窖，四周一个活的东西都没有，连凋零的树叶都不存在。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绝望的世界。

可见，由于体裁的不同，两位作家运用的表现手法不一样，文章呈现的意境也就激发了读者迥然不同的审美情绪。《芦花荡》整篇课文带给读者的情绪是坚定乐观的，充满斗志的；《蜡烛》带来的残破与毫无生机使受众感到毁灭与无助，愈加渴求人性关怀。

2 人物塑造

两位作家通过刻画平凡人物的顽强与无畏来表达悲壮崇高的精神情感。“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文艺上也应该是一个英雄的时代。”［2］在他们笔下，人民以英雄的形象出现。

首先，两位作家没有写英勇冲杀的战士，而是选择了平民作为主人公。孙犁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战争英雄和普遍盛行的大团圆结局，用夸张的手法在《芦花荡》中塑造了一个船公：他生活简单，终日在鬼子严密封锁的水面上休闲自得地飘来飘去，“里外交通，运输粮草，护送干部，而且不带一支枪。”这位船公孤身一人，沉静从容地智斗十几个鬼子，成就了一场英雄壮举。老船公的成功塑造满足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英雄的渴望和崇敬。《蜡烛》塑造了一位南斯拉夫老妇人，西蒙诺夫平实地记录了她的义举。在德军无休止的炮轰中，这位老妇人，曾经勇敢地爬出地窖试图招呼五位苏联红军躲避轰炸，结果被震晕了。醒来后看到牺牲的战士，这位既不会匍匐前进，也不能快跑的老太太顶着炮火一摇一摆地慢慢地穿过方场，用手掌舀出了炮弹坑的水清理尸体，像掩埋亲人一样掩埋了烈士，甚至拿出了最心爱的宝物——结婚的蜡烛点在坟头。战争的伤痛迫使无助的平民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成为值得世人敬仰的英雄。

其次，两位作家都选择了老人作为创作对象。孙犁笔下的老头子是一位将近六十岁的传奇英雄，“浑身没有多少肉，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但他的花白胡子特别精神，眼睛少有的尖利明亮。作者借这个充满战斗激情、无所畏惧的老船公，表现出属于北方民族的最有光彩的品质，“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种品质，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历史个性：他们爱得深切热烈，恨得咬牙切齿。《蜡烛》中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老妇人因内心无比沉痛而表现得无所畏惧，这位南斯拉夫平凡母亲以自己的英勇行为表达对侵略者的切肤之恨，对红军烈士的至情至爱。“任何东西都不能像战争那样最强烈地显现出作为人类的永恒的、始终存在的美德和同情心。”［3］这一份超越国界的母爱是一束生命之光，温暖了被战争摧残的冰冷世界。

两篇课文都是通过塑造平民英雄来控诉侵略者的非正义战争。《芦花荡》中的老头子依旧是激昂向上的热血男儿，他的自信与自尊就是终将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蜡烛》中的母亲则突出表现了女性宽广博大深沉强烈的母爱。他们的壮举扣人心弦，他们的形象真实可信。

3 细节刻画

两篇课文结尾都对主人公进行了精雕细刻，不仅更为鲜明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使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高大。这些细节既反映人物深层心理，也是人物行为的动因。

《芦花荡》以一场矛盾冲突来刻画老头子的英雄形象。作者在这场冲突中不吝笔墨，有精当的动作描写、朴实的对话描写和真实的多角度心理描写。例如最后诱杀鬼子的场面：

“一个干瘦的老头子，只穿一条破短裤，站在船尾巴上，有一篙没一篙地撑着，两只手却忙着剥那又肥又大的莲蓬，一个一个投进嘴里去。……老头子向他们看了一眼，就又低下头去。还是有一篙没一篙地撑着船，剥着莲蓬。船却慢慢地冲着这里来了。小船离鬼子还有一箭之地，好像老头子才看出洗澡的是鬼子，只一篙，小船溜溜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去了。……船却走不动，……老头子又是一篙，小船旋风一样绕着鬼子们转，莲蓬的清香，在他们的鼻子尖上扫过。……老头子把船一撑来到他们的身边，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

这是多么的惊心动魄！一个不起眼的老头子，有勇有谋，技艺高超，轻松愉快地完成了一场殊死的战斗。他无私无畏、所向披靡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鼓动了全民的抗日情绪，在战争时期所表现的作用是巨大的。《蜡烛》中始终不发一言却叩动人心的老妇人留给读者的最后画面是这样的：

“即使在这个当儿，老妇人也没有说话，她不过抬起眼睛来，朝这些脱了帽的肃立着的人们看了一眼，十分庄严地对他们深深一鞠躬；然后，把她的黑色的大围巾拉直了，颤巍巍地走了。没有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那蜡烛和那些士兵。”

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来表现她的内心世界，突出人物品质。几乎没有语言描写，只有关于人物的动作描写。只是突出人物、蜡烛，朴实冷静地刻画恰到好处。场面静默无声，没有激烈的感情起伏，没有热烈的对话问答，字里行间却透出庄严与神圣。

两位作家的细节刻画一动一静，一繁一简，符合人物形象自身的特点，成为作品成功的关键，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芦花荡》的读者在这场轻快的战斗中增强了信念：只要顽强不屈的抗争，我们是必胜的；《蜡烛》是被本能的大无畏的母爱点燃的，展示出人性的向善力。

4 主题表达

两篇课文的主题都是反抗侵略，强调以正义的行为反抗法西斯的残酷暴行，弘扬辉煌的人性美，批判晦暗的人性恶。

两位作家在文中都选用意象来帮助表达主题。孙犁怀着真诚的情感，“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中升起”，他以这种精神和信念的感召愉快地创作，笔下残酷的战争环境没有凄惨悲戚，只有祖国的美丽风光和人民高昂积极的必胜信心。文中“鱼鹰”象征机灵坚强的战斗者，他把现实描写和浪漫主义激情相结合，正面歌颂抗日战争。西蒙诺夫十几次写道：“炮火一直轰到太阳落山”“一颗炮弹落在近旁炸开了”“炮火没有停止过”“炮弹爆炸的当儿”。“炮火”不仅道出了炮弹坑的由来，点明了方场环境的险恶，同时也清晰地表现出德国人的丧心病狂、老太太的无所畏惧。尼采说过，悲剧是以毁灭形式对生命的礼赞［3］。和猛烈的炮火相对应的摇曳的“烛光”也因此更为感人。

两位作家生于相同的年代，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塑造的抗日英雄集英勇、智慧、善良、爱国于一身，轻而易举就将敌人打败，敌人是凶残阴险、不堪一击的。在那场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八年抗战和民族灾难中，这似乎有违真实的事实，削弱了可信度和人物本有的丰富性，显得对人性的发掘缺乏哲学的深度。但观照当时的中国抗战文学，“现实最迫切的要求着文艺必须发挥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在中国，则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4］所以这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以政治为核心，进行思考描绘宣传鼓动，来增强文学的现实效用性。孙犁的创作对中国新文学抒情小说传统作了有意义的补充和发展［5］。西蒙诺夫曾参加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后任军事记者。《蜡烛》中借正义理性的烛光抗击法西斯的残暴兽行，用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反对灭绝人性的非理性。苏联作家受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的影响，重视个体价值，强调以人为中心，重视对英雄之外的普通个体命运和生命价值的关注。他始终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战争中的人性进行了深入地挖掘，且不断地深化。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总是带着民族的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有良知的作家都会表现民族在战争中的生存与抗争，两位作家力争“在多元的审美价值中完成对人性的沉落与升华、毁灭与重建的深层揭示，写出真正的人的英雄和英雄的人”［6］。《芦花荡》和《蜡烛》也因此成为中苏反法西斯文学的名篇。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绪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57-58.

［2］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4.

［3］尼采.悲剧的诞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2.

［4］郭沫若.今天的创作道路［J］.创作月刊，1942，1（1）：12.

［5］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47.

［6］朱向前.红·黄·绿：朱向前新军旅文学批评［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6.

〔责任编辑：张 敏〕

Smart osprey，silent cand lelight—Comparison of The Luhua Dang and The Candle in appreciation

WANG Chun-xiang，GAO Fei-yan
（Danyang Normal School，Zhenjiang College，Zhenjiang 212300，China）

The Luhua Dang by Sun Li and The Candle by Simonov are twoworks on the war backgrounds.From the surface，these two works bring the readers quite different aesthetic experiences because of different social environments，cultural psychology，aswell as the different quality ofwriters.However，there exists certain comparability in the twoworks.This thesismakes a comparison in appreciation of The Luhua Dang and The Candle，both ofwhich are on Sino Sovietanti-fascist literature，from the four aspects：crea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characters，details of characterization，theme expression.

The Luhua Dang；The Candle；crea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creation of characters；detail description；theme expression

I06：G633.3

C

1008-8148（2014）03-0069-03

2014-01-09

王春香（1978—），女，江苏丹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高飞燕（1973—），女，江苏丹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