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狂欢化因素
2014-02-05董春春
董春春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北京100089）
《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狂欢化因素
董春春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北京100089）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开发空间，它为我们解读后现代主义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狂欢化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发现，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开山之作《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充满了巴赫金式的狂欢化因素：具有全民性质的狂欢广场；狂欢化的人物形象；广场语言的大量使用；讽刺性模拟的狂欢化诗学表达手段以及仪式性的加冕、脱冕情节。小说的狂欢化因素，体现了充满对话精神、颠覆常规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巴赫金；狂欢化；《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
在20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文学格局中，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是人们不能不提及的作品。小说“犹如《圣经》般的符号”[1]被尊为“20世纪70―90年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艺术和哲学宣言。”[2]作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无论在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备受研究界的青睐。然而，关于这部作品的话远没有说尽。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体系为我们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新的阅读策略、新的思维方式。在后现代主义文学风靡全球之际，狂欢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互文性、游戏性、对话性、颠覆性的特征不谋而合。本文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指导，对《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的狂欢化因素进行挖掘。
巴赫金在探讨法国作家拉伯雷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提出了文学狂欢化理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始于对欧洲狂欢节的关注。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狂欢节的民俗便已存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尽情释放自己的原始本能，开怀畅饮，载歌载舞。狂欢节还有一定的仪式和礼节，巴赫金将狂欢节型庆典活动的仪式、形式等的总和称为“狂欢式”。狂欢式具有全民性、仪式性、等级消失、插科打诨的外部特点，更具有深刻的内在特征。第一，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3]p68；第二，两重性。狂欢式中包含有许多二律背反，它们不可分离，相互对立，又彼此转化。比如，狂欢节中的加冕仪式，加冕本身就孕育着后面的脱冕，加冕与脱冕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第三，相对性。在狂欢节的世界中，现存的权威和真理都是相对性的，它把一切教条的、制度的东西全部相对化，对社会意识形态、等级制产生一种颠覆作用。
巴赫金发现了狂欢节所体现的独特意义和价值，看到了它对欧洲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狂欢化的文学理论。巴赫金指出：“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地，可以说是分解地（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这个语言无法充分地准确译成文字的语言，更不用说译成抽象概念的语言。不过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他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化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4]p175。巴赫金从历史诗学和体裁诗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狂欢化，并认为，狂欢化文学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顶峰，而从17世纪下半期以后，狂欢化成为文学的一种传统，在每个作家身上以不同的形态得到了再现，为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创造方法所采用。《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一文同样继承了狂欢化体裁的传统，作品中蕴藏了丰富的狂欢化因素：狂欢广场；狂欢化的人物形象；广场语言的大量使用；讽刺模拟的诗学手段以及仪式性的加冕、脱冕情节。
一、狂欢广场
狂化广场是狂欢作品发生重要情节的地方。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广场“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5]p39―40。广场上的活动虽低俗粗野，却充满了自由平等的精神。在巴赫金看来，情节上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诸如大街、小酒馆、道路、客厅等都具有狂欢广场的性质。
在《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一文中，列车成为“狂欢广场”的替代品，笼罩在哭与笑和冷嘲热讽中。文中，列车具有了全民性质，不仅出现了奇形怪状、举止大失常态的各类人物，还出现了魔鬼斯芬克斯。在人来人往的列车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同主人公维涅奇卡一样处于狂欢的状态，在酒的作用下，他们随心所欲的谈论、咒骂、嬉戏，寻找拯救世界的良方，建立了醉酒后的火车哲学。他们无所顾忌地吐露心声，过着一种狂欢式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4]p184。总之，这里发生的一切在正常生活的进程中，都太不适宜、太难以想象。
二、狂欢化人物形象
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形象都具有狂欢化的色彩。小说中和维涅奇卡同行的成对出现的戏谑性人物：准备出去玩旋转木马、都叫米特里奇的一对弱智祖孙、相互嬉闹的一对愚者与智者、失去性别差异，同样穿短上衣戴褐色贝雷帽留小胡子的男性的他和女性的她……这些人物形象明显地带有了双重性。正如巴赫金所说：“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而一的，它们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诞生与死亡（妊娠死亡的形象）、祝福与诅咒（狂欢节上祝福性的诅咒语，其中同时含有对死亡与新生的祝愿）、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后、愚蠢与聪明。对于狂欢式的思维来说，非常典型的是成对的形象，或是相互对立（高与低、粗与细等等）、或是相近相似（同貌与孪生）……”[4]p180。
在狂欢节上，小丑、傻瓜、骗子是经常出现的形象。这些形象从狂欢广场走进小说，成为小说中的重要一员。小丑、傻瓜、骗子作为一种面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给了人们权利，可以不理解，可以糊涂，能够耍弄人，能够夸张生活；可以讽刺模拟地说话，可以表里不一，可以在戏剧舞台的时空体里过生活，可以把生活描绘成喜剧，把人当成演员；能够撕去别人的假面，能够以严厉的（几乎是宗教的）诅咒骂人；最后可以有权公开个人生活及其一切最秘密的隐私”[6]。狂欢化小说中作家常常借用小丑、傻瓜、骗子的形式面具，揭露虚伪、谎言、陈规惯例等社会的丑陋面。
在《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主人公维涅奇卡因为思想深刻，所以人们在谈论他时不时发笑；因为尚有良心，常常为不公正的事情忧郁悲伤，被人们称作“傻瓜”；因为醉酒后的蓬头垢面、东倒西歪，被人们当作小丑对待，维涅奇卡还时常让我们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这位社会大众心目中的白痴。正是其形象的独特性，维涅奇卡可以充分利用小丑、傻瓜的话语特权，对官方话语进行调侃。他对圣经典故、马列经典话语、俄国经典文学作品、苏联官方文化和思想进行破坏性的改写和讽刺性模拟。他嘲笑上帝的虚假伪善、苏联不切实际的生产口号、浮夸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抨击苏联社会的种种弊端。他以天真的不理解对抗社会权威，在被别人嘲弄的同时反映出他人的存在，在对现实陌生化的同时将一切丑陋公诸于众。作家巧妙地借助维涅奇卡的这一小丑、傻瓜的形式面具，一方面，造成了全文无拘无束、畅所欲言的狂欢效果；另一方面，小丑、傻瓜的形式面具实际上是作家使用的障眼法，从这些话语背后我们可以听出作者的声音、作者的立场和价值取向。
三、广场语言的使用
巴赫金在他的专著中提出了广场语言或广场因素的概念。广场语言或广场因素从表面看需要同广场狂欢活动有直接联系，往深处看需要体现广场狂欢深刻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自由的精神和交替、更新的精神[7]。巴赫金讲到有两种广场语言或广场因素，一是不拘形迹的言语现象，如骂人话、指神赌咒、发誓、诅咒；一是指广场语言体裁，如“巴黎的吆喝”，集市上的骗子和药贩的吹嘘等等。
《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一文中的广场语言主要体现为第一种，不拘形迹的言语现象。因为对社会的不满，主人公维涅奇卡边喝边骂娘，甚至在第一版的“镰刀和铁锤——卡拉恰罗沃”一章中有一页半的篇幅是纯粹的骂人话；维涅奇卡看穿了强权的不正义，愤然起誓：“我现在庄严地宣布：直到我死的那天，我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重复我那可悲的提升的经历。我将一直留在底层，从下往上，唾弃你们的整个社会阶梯。是的，对每一级台阶都吐上一口。要沿着这个阶梯往上爬，就得变成一个毫无畏惧、毫无抱怨的犹太鬼，就得变成一个从头到脚都是用纯钢浇注的无知之徒。但我不是那样的人”[8]p16；除此之外，车厢里的醉汉们也都使用不规范的语言鄙视社会规范。作家以体现自由精神的广场语言向严肃的官方语言、官方文学提出抗议，我们不仅从中听到了广场上的各种声音，看到了广场生活的全貌，感受到广场上狂欢的世界感受，更能从中体会到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
四、讽刺性模拟手法
讽刺性模拟与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紧密相连，是狂欢化体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狂欢化体裁中，作者往往借小丑、傻瓜、骗子之口对严肃话语进行嘲笑讽刺，从而使作品笼罩着颠覆、对话的色彩。
在《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作者大量运用了讽刺性模拟的诗学手段。为此，日本北海道大学曾出版了近四倍小说篇幅的注释本，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戏仿在文中占据很大比重。如上述狂欢化的人物形象，皆出自文学作品：弱智祖孙俩出自涅克拉索夫的短篇小说《老爷爷与小孙孙》，智者与愚者出自列宁的《纪念赫尔岑》，而失去性别差异的、男性的他则是《白痴》中的罗果仁，女性的她则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达吉亚娜·拉琳娜的化身。维涅奇卡在对俄国人民的眼睛进行观察时，感慨到：“我的人民却有着怎样的眼睛啊！它们总是这样凸出，却没有丝毫紧张的神情，缺乏任何思想，然而其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威力！（怎样的精神威力！）这样的眼睛不会出卖任何东西，既不会出卖，也不会收买。无论我们的国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怀疑的日子里，在痛苦思索的日子里，在充满各种考验和灾难的年代里，这样的眼睛连眨都不会眨一下，在它们看来一切都是上帝的露珠”[8]p12。很明显这是对屠格涅夫散文诗《俄语》的戏仿。作者借助他人文本，讽刺压抑的社会背景下人民的精神贫乏，这里读者可以清晰地听到两种声音的斗争，可以听出作者的真正意向。又如在维涅奇卡被打之后，说道：“我浑身抽搐成一团，因为我身上的一切都在发抖——脸蛋，衣服，心灵，思想”[8]p21，显然这是对契诃夫“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脸蛋，衣服，心灵，思想”进行的讽刺模拟。作品中类似的对经典文本的讽刺模拟比比皆是。其次，作品中还有大量的对圣经典故的讽刺模拟。当维涅奇卡被撤职时，说到：“一切都处理完了：我的那颗灿烂了四个星期的幸运之星就这样陨落了。不用说，我当然是被‘钉上十字架’了——这刚好是在我升天后的三十天，从我的土伦到我的圣赫勒拿岛一共刚好是三十天”[8]p16。这里作家以主人公升职——撤职的过程讽刺模拟耶稣的处死——升天，以达到亵渎宗教的目的。作家借助于讽拟体“迫使他人话语服务于完全相反的目的”[5]p266。既实现了与他者的应答，又建构了一个具有讽刺性、颠覆性的狂欢世界。
在进行讽刺模拟时，作家采用了一系列具有狂欢节内涵的手法。维涅奇卡讲述如何调制各种鸡尾酒时，说到：“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应当这样度过，就是不要弄错配方：变性酒精100克，巴尔哈特啤酒200克……什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9]p30，这显然是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的讽刺性模拟。作家使用降格，即：“在话语中，或者假诸言语形式，巧妙地沟通身外那些崇高与鄙俗的联系，使‘崇高’者降格而为‘鄙俗’”[3]p117，将崇高的生命真谛降格为鄙俗的调制配方，伟大理想的严肃性与崇高性被消解。又如维涅奇卡在对打嗝进行试验后，说道：“法律——高于我们所有人，而打嗝——高于一切法律。就像第一下打嗝的突如其来和最后一下打嗝的戛然而止一样，打嗝令我们震惊，正如死亡，也是无法预见、无法避免的”[9]p29。这里，作者运用混杂的手法，“将那乍一看似乎是完全相异的事物混杂起来，拉扯到一起，所形成的倒错与怪讹，使人感到怪诞离奇”[3]p118。
五、加冕、脱冕情节的移植
狂欢节最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巴赫金说：“对文学的思维产生异常巨大影响的，当然是加冕、脱冕的仪式”[10]。在狂欢节中，加冕与脱冕是合二为一的意识，加冕的同时意味着脱冕，反之亦然。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多次出现“加冕”、“脱冕”的情节。
首先被脱冕的是克里姆林宫，维涅奇卡走遍莫斯科却从来没有看见宏伟的克里姆林宫。“大家总是说：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我听所有的人讲过克里姆林宫，可我自己却一次也没有见过它。我常在畅饮之后，或者出于醉意，从城北到城南，或者从城西到城东，从城的这一头穿行到那一头，信步把莫斯科走了个遍（有一千次吧），但我还是一次也没有见到克里姆林宫。”[8]p5这里，俄罗斯人民心中神圣的克里姆林宫被脱冕，崇高的形象不复存在。其次，被脱冕的是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大师们。在维涅奇卡看来，歌唱家科兹洛夫斯基的音乐“带有狗叫般的变调”、“没有比这更糟的嗓音了”。车厢的酒友们在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的生活道路中寻找拯救世界的良方，却失望地发现，席勒没有香槟酒无法生活下去；歌德本人虽然不喝酒，但他的小说的主人公已替他喝够了；而整个俄国更是普遍在喝酒，穆索尔斯基的悲剧《霍凡斯基之乱》完全是因为喝酒被逼出来的，奥涅金同时代的正直的人们在拉斐特酒与克利科酒的选择之间孕育了叛逆学说和十二月党人主义。他们笑谑地调侃“库普林和马克西姆·高尔基可总是醉醺醺的，从来没有清醒过”[8]p16，契诃夫临死前的请求是给我倒点香槟酒，果戈里也有着酗酒的爱好。他们还对文学大师在文学创作中提出的拯救方案和创作思维模式进行嘲笑、讥讽和改写。作者将狂欢节中的仪式转移到文学创作中，尽管维涅奇卡及其酒友们的论述并非全是真理，却达到了“将迷信的对象加以‘脱冕’，将严肃的东西加以‘降格’，将神圣的东西加以‘世俗化’的效果”[11]。
此外，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的许多情节都带有狂欢化色彩，如维涅奇卡在回忆一幕交通惨剧时：“在火车站旁，一个人被火车轧死了，轧得令人不可思议：他的下半身已经被碾成碎片，抛散在路基上，而腰部以上的上半身却完好无损，跟活人的一样，立在铁轨旁，就像那形形色色的恶棍们的胸像雕塑立在底座上一样。列车开走了，而他，那人的上半截身子还这么立着，他的脸上有一种窘迫的表情，那嘴巴微张着。很多人不忍看这情景，他们脸色苍白，转过身去，心里感到极度的疲惫。可是几个孩子，有三四个吧，却跑了过去，他们不知从哪儿拾来一个还在冒着烟的烟蒂，并把他插到了死人半张的嘴里。烟蒂仍然在冒着烟，而孩子们就在周围蹦呀跳呀——还哈哈大笑，嘲弄这滑稽的景象。”[8]p25，这一幕可以看作是一次小型狂欢节，伴有脱冕、小丑、讽刺、双重性的笑……。文中类似狂欢节的场景还有许多，此不赘述。
狂欢化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同样产生了影响。它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融合到一起，成为它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就是最好的佐证。在这部小说中，狂欢广场、狂欢化的人物形象以及广场语言的大量使用构成了小说显在层面的狂欢化因素；讽刺性模拟的诗学手段和仪式性的加冕、脱冕情节的移植则使小说在隐形层面上凸显出狂欢化的美学特征。在这些狂欢化因素掩盖之下，作品深层的思想意蕴与作者的价值判断也得以展现。
[1]张建华.对文化语义和美学形式的双重追寻——评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A].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文学卷(第一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91.
[2]皮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之开山作：《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J].俄罗斯文艺，2008，（2）：175.
[3]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8.
[7]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8.
[8]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J].魏旭译.当代外国文学，2004，（4）.
[10]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65.
[11]余一中.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和他的小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J].当代外国文学，2004，（4）：156.
On the Carnival Factors of
DONG Chun-chun
(School of Russion,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with rich theoretical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space,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postmodernism works.According to the Bakhtin’s poetics of carnivalization,we found,that
Bakhtin;carnivalization;
I106.4
A
1009-3583（2014）01-0062-04
2013-10-21
董春春，女，山东沂水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王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