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正群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女子的社会地位不高，很难享到受教育的权力。著名教育家孔子曾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但他同时又说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由此可看出，“有教无类”仅仅只是相对于男子而言的，而女子接受教育的权力却从未被提及，女性一直没有权力进入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近代中国，以梁启超与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女子不能享有教育权力的严重性，他们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国家的强大与教育的发展有着必要的联系，尤其是女子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积极提倡发展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们积极进行探索，力图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道路。但由于他们二人在政治上有着不一样的主张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因此，他们二人所倡导的女子教育观也千差万别。

一、梁启超与孙中山女子教育观提出的背景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传播与女子教育的发展。随着大批通商口岸的开放，许多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并进行传教。他们以当时的报刊杂志为媒介，大量地介绍欧美国家政治体制及其先进的女子教育思想，并开始创办教会女子学校的实践。这就改变了中国只有男子学校的传统，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女子没有进入学校接 受教育的局面。教会女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涌现，这使得清末民初的一些知识分子与有识之士受到了极大地刺激，他们开始意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梁启超与孙中山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改变旧有的状态与改革弊病重重的封建制度，已经成为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自觉意识。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为了救亡图存，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意识到要想救国，不能仅仅依靠男性，女性也应担此民族重任。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焉”[1]的口号，要求女性应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梁启超与孙中山都出生在广东省，作为五口通商中最早开放的地方，广东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有着游历欧美的经历，都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都吸收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都是从封建壁垒中冲破出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他们都深深地了解妇女在封建社会中所受的压迫、束缚，并开始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学说、民权学说等先进的学说来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教育制度，积极探索，革除弊病，且都提出了新的女子教育观，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二、梁启超与孙中山女子教育观的主要内容

（一）梁启超的女子教育观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认为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处境，就必须依赖于女子教育的发展。在他看来，女子在接受教育后，可以使她们“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2]从这里，我们可以概括出梁启超女子教育的宗旨有两项：一是注重女子在家庭里所扮演的角色，即让女子接受教育后能够更好地“相夫教子”；二是注重女子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即让女子接受教育后能够担当起强国善种的任务。梁启超还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状况，就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让广大的女性能够受到教育的熏陶。他指出：“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3]由此可见，母亲接受教育与孩子的成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梁启超十分重视女子的培养教育，在他看来，女子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一批贤妻良母，以达到强国善种的目的。他说：“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4]梁启超把女学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了，认为像美国、日本、西欧那些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其国力的强大离不开女子教育的发展，而像印度、土耳其及一些落后的东方国家，正因为忽视了女子教育发展的重要性，才导致了国力的衰弱。

（二）孙中山的女子教育观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他比梁启超更早地关注中国的女子教育，并且把女子教育的发展同国家的强弱联系起来，在其早年，他就发现当时的中国，虽然妇女占据了人口的一半，但她们几乎没有文化，许多女性几乎大字不识，更不要说去接受先进的思想与文化，因此，孙中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5]因此，他主张发展女子教育，让妇孺都必须接受教育，并具体设想“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6]孙中山的女子教育思想与其三民主义是紧密相联的，他的女子教育观就是其“三民主义”的教育观，因为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作为其女子教育观的主要内容。1924年4月4日，他在广东女子师范学堂演说中提出“大家要问国事，便要明白三民主义和实行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和实行三民主义，便是诸君对于国家应该负的责任。”[7]同时，他还向女学生们详细地介绍了什么是三民主义，他认为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做到怎样爱国，怎样可以管国事。”[7]他要求广大的女学生改变过去那种不问国事的局面，使她们真正地明白民国，懂得民权主义中包括男女平等的道理，为建设民国出谋划策。他的女子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其民权思想，他主张男女平权。孙中山深刻地意识到在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下，广大女子仍未摆脱“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观念的束缚，女子教育的发展道路将是一路崎岖。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中不是所有的男子都能真正地像他那样去积极地呼吁女权，去为广大女子争一席之位。孙中山要实现男女地位平等的首要条件就是发展女子教育。他认为从古到今中国女子之所以愚昧无知是因为她们没有接受过教育。这使她们在思想上不能够独立，进而使她们不得不依附于男子，这也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埋下了祸根。孙中山发展女子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广大女子的觉悟，以达到其男女平权的目的，进而使广大女子能够担当起拯救国家的历史重任。

三、梁启超与孙中山女子教育思想的比较

（一）梁启超与孙中山女子教育思想的相似之处

1.都认为女子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力 。 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是广东人，作为中国第一批开放通商口岸之地，广东较早受外来势力的影响，西方一些先进的文化理论思想也涌入到了广东。因此，梁启超与孙中山都较早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都极其关注中国广大女子的教育问题，他们都希望处于晚清社会中的广大女子能够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走出闺房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都极力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与知识分子能够高度重视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广大女性所受教育状况，并参与到改变女子状况的实践中来。

2.都重视女子教育。他们都提出了一些符合当时社会中女子享受权利的口号，譬如:梁启超所倡导的贤妻良母观以及他把女子接受教育提高到强国的高度。他说：“女学布濩，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2]他把当时中国落后的原因归根于女子未接受教育，从而导致大部分国民未开民智，因此，他强烈要求发展中国的女子教育。基于同梁启超一样的观念，孙中山也十分重视女子教育的发展。他多次阐述了女子教育在整个教育环节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中国的女子虽然很多，但一旦涉及她们接受教育的权力问题上，这是被忽视的。许多女子至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从而致使中国传统社会里的许多女子愚昧无知。同时，他还把女子接受教育提高到强国的高度，正如他于1922年12月17日在松江清华女子学校欢迎会发表的演说所言：“以世界大势论，地球上只有五、六强国，比较人口，我中华民国最占多数，所缺乏者教育耳。今在建设之初，吾辈亟当致力于社会，多办学校。”[8]可见，他也把发展女子教育视为国家走向富强的有效途径。

3.都推动了女子解放。梁启超在大力宣传发展女子教育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女学的创办。梁启超以当时的报刊杂志为媒介，大力宣传中国人应该创办属于自己的女子学校。正是在此思想的指导下，1898年5月31日经正学堂在上海诞生了，它是中国第一所女学堂，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其影响下，中国兴起了创办女学的热潮，推动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与梁启超一样，孙中山也积极参与女子教育的实践，他在全方位地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后，发现中国的女子教育十分落后，于是极力提倡发展女子教育，但发展女子教育，就必须先解决师资问题，因此，他极力倡导在中国创办女子师范学校。他说：“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9]孙中山除了大力提倡发展女子师范学校外，还积极主张创办其他类型的女子学校。1912年，林宗雪向临时政府申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时，孙中山赞扬道：“该女代表既能募资设校，热诚可嘉。”[8]除此之外，孙中山还处处保护着女子学校，1912年，他令陆军、内务两部会同教育部门保护各处女子学校，“妥慎照料保护，毋任毁坏散失，以重文教而保公产。”[9]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实际行动都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都有力地推动了女子教育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但由于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因此，其女子教育思想又有所差异。

（二）梁启超与孙中山女子教育观的不同之处

1.对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认识上存在不同。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他早年与其兄孙眉生活在美国檀香山，长此以来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更多地了解了欧美先进国家女子教育的先进思想，更近距离地接触到了欧美女子教育的实践。他把西方先进的女性观与中国传统的女性观进行比较，找出造成中国传统女性愚昧无知的原因是广大女性没有接受教育。因而他十分重视女子教育的发展。孙中山认为要实现男女平权，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女子教育，让广大女性在接受学校教育后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观念，进而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这是实现男女平权的基础。这比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所提倡的女子教育观更具有先进性与社会性。自小生活在封建传统家庭中的梁启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他所提倡的女子教育观无非就是造就一批贤妻良母，虽然梁启超在当时把广大女性角色定位为“国民之母”，强调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对当时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并没有改变广大女子在当时社会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没有把广大女子从依附男子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他所提出的“国民之母”只不过是对其“贤妻良母观”的继承，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只是更好地“相夫教子”，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广大女子的问题，而依旧把她们固定在封建家庭之中。然而孙中山发展女子教育不是让女子发挥她们在家庭里所起的作用，而主要是为了培养一批有政治觉悟并能够担当起建设国家重任的“女国民”。他说：“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9]孙中山希望广大女子能够做独立自主的“女国民”，而不是被永远束缚在家庭里充当“贤妻良母”，他希望更多的女子在接受教育后能真正地完成自我解放以及担当起挽救国家与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因此，孙中山的女子教育观更符合当时广大女子的需要，更能体现其对女子受教育权的关注与重视。但由于他们两人对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认识上存在不同，导致了他们两人所倡导的女子教育内容也大相径庭。

2.教育内容的不同。梁启超的女子教育内容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用封建的传统文化来教学，以促使更多的女子更好地履行其职责，以达到其相夫教子和强国善种的目的。因此，在教学内容上主要奉行“中学为基，兼习西学”。[10]他虽然也倡导中国的女学应该积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女学，但只不过是学习算学、医学、法学等简单的自然科学而已，而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先进的政治理论学说却没有涉及到，由此可见，梁启超的女子教育观仍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传统女子观的影响。而孙中山却把三民主义贯穿于其整个女子教育观之中,他主张广大女子学习法政知识，希望广大妇女能够知晓法律、政治，为其参与革命和共和国的建设奠定基础。同时他还对广大女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女子应该懂得如何去爱自己的国家，如何去管理国家大事，让广大女子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孙中山的女子教育观是以其三民主义的民权思想为指导，力图将女性培养为符合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的女性公民，并使其能够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

3.教育实践上的不同。孙中山在积极宣传女子教育的同时，也亲自参与到了女学发展中来。他大力支持创办各类女子学校并积极给予保护。他除支持创办女学校以外，还积极鼓励广大女学生投身于革命浪潮并参与国家建设，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奉献自己，而不是像梁启超所提出的女子接受教育之后只是去“相夫教子”而已。虽然梁启超于1898年扶助好友经元善创办了经正女学，使一部分女性接受了教育，但总的来说，梁启超在教学实践上仍然披上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外衣，比如，他严格规定“男女不许同校”，尤其是在招生对象上明确规定只能是八至十五岁的“良家闺秀”，这就把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女子排除在教育之外，而孙中山不像梁启超用严格的等级制度来规定其入学对象，他积极鼓励处于中国底层的广大女子去接受教育，鼓励男女同校，希望女子能够与男子一样在学堂内平等地接受教育，大胆地与男子商讨问题，他力图让广大女子摆脱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观，真正提升女子的地位，从而以实现其男女平权的目的。在孙中山女子教育观的影响下，造就出了何香凝、秋瑾等一批优秀的革命女青年。因此，在女子教育实践上，孙中山超过了梁启超。

综括全文，通过分析比较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女子教育观，可以明显地看出：梁启超的女子教育观只不过是封建传统的“贤妻良母”教育观的继承与发扬，他虽然向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女子教育思想，主张在中国创办女学堂，让广大女子接受教育，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女性的受教育问题。他虽然大力提倡提升女子的地位，但是他仍然深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虽然梁启超深知中国国力的强大离不开女学的发展，但他仍以贤妻良母观为导向，依旧把广大女子限制在家庭这个小圈子中。而孙中山却积极鼓励广大女子走出家庭这个小圈，学会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并使自己的视野开阔起来，倡导广大女子投身于革命，而不只是在家庭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从这些思想来看，孙中山所倡导的女子教育观是远远领先于梁启超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梁启超的女子教育观，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秦红梅.维新派女子教育思想探析[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7）：100.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325,326.

[3]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194.

[4]梁启超.变法通议[M].罗炳良.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96.

[5]尹美英.中国近代重要人物的妇女教育思想[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123.

[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上海：中华书局，1981.2.

[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90,890.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552,117.

[9]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690,691,692.

[10]曹双丽，胡继嵘.试论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