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建，李 桦

（蚌埠学院安徽省诗歌学会理论研究中心，安徽蚌埠233000）

中国新诗的精神危机及其解救之道

姚国建，李 桦

（蚌埠学院安徽省诗歌学会理论研究中心，安徽蚌埠23300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新诗在一片“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表面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诗歌精神的危机，直接导致诗歌内涵的平庸，诗歌格调的下降：或停留于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叙述，或沉湎于对低级趣味的追逐赏玩，或陶醉于个人欲望的肆意宣泄，或满足于简单表达的语言游戏。很显然，解决新诗精神危机的关键还在诗人本身。当务之急是要做到：明确诗人的艺术使命，增强诗人的责任意识；纠正诗歌的价值偏向，提升诗歌的精神境界；加大诗歌的现实关注，扩大诗歌的社会影响。

精神危机；诗歌格调；艺术使命；精神境界；现实关注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新诗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和空前的写作自由，但同时也遭遇读者空前的冷遇和不满。一方面，年轻的诗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各种诗歌主张如万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大量诗歌作品如潮水般泛滥诗坛；另一方面，诗人的身份在不断受到质疑，诗人的主张在不断受到批评，诗人的作品在不断遭到读者的冷漠、反感和嘲讽。总之，新诗在一片“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表面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一种诗歌精神、诗歌品格和诗歌信誉的危机。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非但没有看到大诗人、大诗作的出现，也没有读到那种吸引目光、震撼心灵、提升精神的作品，反而看到诗歌精神在不断的萎靡和堕落。一些诗人肆意亵渎新诗，将新诗变成庸俗无聊的精神玩物，使新诗丧失了应有的精神品质和艺术高度，失去了可贵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与读者的心灵期待渐行渐远，广大读者对此由不满、失望到“怒其不争”之后，以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弃诗而去。

总之，新诗精神危机的问题，已直接影响到诗的品质、诗的价值、诗的社会效应以及读者对诗的信任度和接受度的大问题，只有正视这个问题，分析、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才能大力提升诗的精神境界，发挥新诗在重铸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造就代表民族最高水准的大诗人、大诗作，让中国新诗在世界诗歌之林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一

新诗出现精神危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新诗在经历了“新生”“崛起”之后的一次异变。它与社会转型带来人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艺术追求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近二十多年来，一些新诗潮的追逐者极端轻视诗的精神品质，不断下调诗的精神品位，以放弃诗歌理想、诗歌责任、诗歌价值为荣，把新诗引向一条拒绝思考、拒绝崇高、拒绝意义、拒绝责任、拒绝批判、拒绝关怀、拒绝文化、拒绝审美的歧途，以彻底颠覆传统意义上的诗歌，让新诗堕入琐屑、紊乱、平庸、低俗的境地，造成诗歌精神严重滑坡、诗歌境界严重缺失的后果，使新诗失去了应有的真诚、大气、敏锐和深刻，失去了思想的光芒、情感的热流和艺术的芬芳，人为地在诗与读者之间造成了巨大的鸿沟。这不仅严重败坏了新诗的形象，而且预示着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危机。如果说新诗在先前的危机是由于社会环境、政治背景使之然，那么这次出现的危机则是诗人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抛弃诗歌的基本原则，肆意放纵自己使之然，是一种“自作自受”造成的后果。凡是关心新诗命运、具有艺术良知的诗人、诗歌批评家及读者，都应当对此给予格外的关注和思考，并且以一种庄严的责任感警醒这些放浪新诗的浪子尽快回头，切莫在背离诗的歧途越走越远。

应当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诗的年代，在中华民族“复活”的土地上，复活的还有诗的传统、诗的精神。新诗以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批判意识、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勇于探索的艺术精神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诗人和诗歌也受到读者空前的尊重和期待。正当新诗发展势头看好的时候，一股反驳朦胧诗的后新诗潮（第三代诗歌）迅速涌起。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喊着“PASS北岛”、“打到舒婷”的口号，企图以激进的方式超越朦胧诗，抢占诗歌的高地。他们进攻心切，急于求成，又不能沉静下来，创造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作品，便搞标新立异，花样翻新，打出各种旗号，自立门户，自封门派，提出各种稀奇古怪、似是而非的诗歌主张，写出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诗歌。可以说，这是新一代诗歌颇为混乱的“群体大展”，它的意义是实现了诗歌观念的解放和诗歌的多元发展，但它也预示着传统的诗歌观念、诗歌精神、诗歌价值受到极大的挑战，诗人的精神品位、诗歌的精神境界开始下滑。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的转型、观念的转变、多元文化的碰撞、网络时代无比便捷的传播途径，使新诗获得了更大更自由的发展空间，诗人的个性空前解放，思想空前活跃，各种诗歌主张相继抛出，各种民间诗刊相继创办，自费诗集层出不穷，谁都能写诗，谁都自封诗人，谁都以自我为中心，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诗坛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内部热闹，外部沉寂。诚然，我们认为第三代诗人的全方位探索，不受任何束缚地把诗的触角伸向各个方面，特别是日常生活的各个细部以及人的心灵的隐秘之处，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空间，为诗歌写作增添了各种可能性。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和成功经验还有待于我们研究和总结。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新诗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已显示出新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关键是传统诗人观、诗歌观的崩溃，是诗人对诗歌精神的漠视、对诗歌境界的放弃，使新诗陷入诗内“众声喧哗”“自我迷恋”“自我喝彩”、诗外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

诗人放弃对诗歌理想、诗歌精神的追求，直接导致诗歌内涵的平庸、诗歌格调的下降、诗歌感染力和启示力的丧失。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停留于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叙述。一些诗人调整诗的立场，立足于民间的视角，放弃对社会发展问题和重大事件的关注，放弃对涉及民族前途、人类命运等重要问题的思考等等。总之是放弃严肃的主题、宏大的叙事方式和崇高的心灵书写，把诗歌关注的重心转向身边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被过去诗歌所忽略的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试图用日常叙述的方式，录下平民生活中的众生相、众生态，表达世俗生活中的平民意绪。本来，诗贴近平民，贴近日常生活，是有利于体察现实，发现问题，表达民愿的，不仅可以增加诗的人间烟火色，还可以拉近诗与百姓的距离，获得他们的共鸣和赞许。但这些诗人只是一种民间的姿态，在浮光掠影地罗列一些现象，叙述一些琐事，而且大都是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琐事，像一个老太婆一样絮絮叨叨，啰里啰嗦，没有穿越表象，没有挖掘和提炼，没有思考和发现，没有正视现实中的阴暗、腐败和不公，更没有心贴心地写出他们生存的困境、无奈和挣扎，没有为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沉思，没有喊出他们的心声。他们以轻松、调侃、捉弄的笔调叙述生活中的俗人俗事，消解生活的严峻性、沉重感，不去追问，更不屑于为民代言。他们甚至对底层不幸缺乏基本的同情心，表现出惊人的冷漠、蔑视和高傲。如《乞丐面前》：“乞丐来到/我的面前/我没有/避让/昂首向天/一言不发/任由他/百般哀告/在垂下头颅的/他的面前/我显得/十分高大//这种感觉/足以让我/这种鸟人/爽上/好一阵子”[1]这种把自己的高傲和快感建立在对不幸者的蔑视上，显然是有违诗歌的人文精神的。这类诗歌连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的精神境界都没有达到，又怎么能感动底层读者呢？

2.沉湎于对低级趣味的追逐赏玩。第三代诗人中，有不少诗人背离传统的诗意追求，放逐诗歌崇高的灵魂，以前所未有的叛逆精神，把诗歌写作转向对低级趣味的追逐和赏玩上，特别是用诗去赤裸裸地描写肉体和性事，以“肉体狂欢”的“乌托邦”去取代传统的诗歌境界。诗歌在这些人手中，逐步由“民间写作”、“身体写作”降为“肉体写作”。其中的“下半身写作”更是一马当先，将宣言和写作实践紧密结合，将肉体写作、低级趣味写作推向了极端。他们宣称：“那些相信和追求崇高的写作为我不齿，那些期待神灵拯救的写作也为我不齿”，“诗歌中的悲悯情怀是诗人最可耻的一种情结”，“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2]女诗人巫昂就公开宣称：“我在2000年之后的诗有一个比较明确坚定的主题，那就是写性，女性的性。”[3]一些男性诗人在创作中更是热衷如此。如《一个臀部很大的女人》，写自己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正在为患病的亲人忙上忙下的女人，作者没有为她的行动所感动，却以浓厚的兴趣欣赏其臀部，并且想入非非，多年不忘。这些诗作都力求消解严肃的生活，书写自己对女性肉体的追寻和欣赏。再如《肉体》、《双人生活》等诗则是赤裸裸地写男女做爱。尤其是《强奸犯》一诗更是令人意外：“他猛扑上去/一把撕开/这可怜女人/的衣衫//天哪/他惨叫一声/又是一个平胸”[1]。作者完全消解了传统诗歌的批判立场，仍从强奸犯的视角去表达对肉体的关注。这种庸俗低级的诗歌写作，是诗歌灵魂的空前缺席，诗歌精神的彻底堕落。人们不仅要问，这样的诗歌能带给读者什么样的影响？

3.陶醉于个人欲望的肆意宣泄。一些诗人放弃了诗的社会责任感，不在乎诗在读者心中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一味坚持极端的个人化写作立场，置国家命运、民族事业、社会发展、民生问题、人类命运于不顾，弃人格、品性、道德和良知于一旁，毫无顾忌地用诗宣泄阴暗、丑陋的个人欲望。如《静物》：“卖肉的少妇坐着/敞着怀/露出雪白的奶子//案板前面/买肉的我，站着/张着嘴，像一个饕餮之徒”[1]，这就赤裸裸地宣泄出作者内心的欲望。他的《朋友妻》，写自己与美丽丰满的朋友之妻在酒吧对坐，此时他满脑子都一直在在想：“要是能把/这个女人/抱上床/那该多爽”[1]这种有违道德的个人欲望，仍被作者轻松地毫无顾忌表达了出来。而在《挂牌女郎》中，作者发挥超人的想象，表达自己内心贪婪的欲望，他呼吁把“普天下女人的胸”划分为“可以随便摸的”和“不可以随便摸的”两种，并且给每个女人胸前“都挂一大牌”，这样，“当我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些/丰乳肥臀的女人/就不用犹豫/不用彷徨/更不用把脸色/憋得像猪肝一样”[1]这种为了一己私欲，肆意亵渎女性的恶念竟以诗的形式呈现出来，不能不让人为诗感到悲哀。这样的诗会像病毒一样损害人们的精神健康，导致灵魂的沉沦与腐败。

4.满足于简单表达的语言游戏。好诗都是以境界吸引人、感染人、提升人的精神的，而一首诗境界的形成，是要靠诗人发挥自己的才能，调动已有的精神资源，通过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巧妙契合，精心寻找意象、结构、语言及独特的营造方式，构成一个自足的诗性空间，才能让读者充满好奇与期待地进入这个空间，自然而然地从中获得独特的感悟和启迪。这是一个极其艰辛的创造过程，需要诗人有极强的艺术转换能力。可是，一些诗人把写诗看做是一件极自由、极轻松、极简单、可以随意而为的事情，认为写诗只是诗人的信手涂鸦，即兴得之，结果弄得诗粗糙别扭、直白浅露，没有语言上的创新，没有意象的创造，没有艺术的转换，更谈不上有艺术魅力的意境，既不能给读者带来审美的享受，也不能给读者任何思想的启迪。如尹丽川的《青春之歌》：“小王喜欢于莉/于莉喜欢小张/小张不一定喜欢于莉/于莉不一定不喜欢小王/小王很快不再喜欢于莉/于莉只记得一直被小王喜欢/小张终于喜欢上了于莉/但于莉终于嫁给了小刘/小张的同事现在叫他老张/小王五年后被一辆东风牌卡车撞死/于莉第四年生下了她第三个孩子”[4]作者用直白、类似绕口令、让人猜谜似的口语叙说，除了说明青春期男女复杂、无常的恋爱关系外，没有诗语的转换，没有诗境的创造，缺乏诗的意味。乌青的《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4]这里，除了语言的重复啰嗦外，不能带给我们任何诗意的感受。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新诗的精神危机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直接导致了原本美好的诗歌精神、艺术特性、诗歌价值观的崩溃，使刚刚获得进展的新诗再次跌入低谷，使对新诗抱有极大热情和极高期待的读者（包括一些诗人、诗歌批评家）感到无比的痛心和失望。曾经为崛起的诗群而摇旗呐喊的孙绍振先生早在1997年就撰文，极为罕见地“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一针见血地指出，诗人的“过分浮躁”、“把任意性当做艺术”，“有的人甚至公开提出‘反艺术’的口号”，其结果只能导致新诗的“危机”。他甚至发出沉重的预言：“一些艺术的败家子至今还不清醒。哀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必然受到历史的嘲笑。”[5]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人不仅没有清醒，而且大有在一条道上走到黑的劲头，固守自己偏激的诗歌观，坚持以反叛的姿态把新诗推向了非诗化的尴尬境地。

二

当我们对造成新诗精神危机的历史背景及其种种表现做出具体分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着力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将新诗从这场旷日持久的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

当然，解决新诗的精神危机需要综合治理。从外部看，至少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新诗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首先，国家有关部门和全社会都要关心新诗发展问题，都要认识到新诗在民族精神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新诗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让新诗在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场”中爆发出空前的创造力；其次，要加强诗歌教育和诗歌批评，引领诗人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西方诗歌传统及其相互融合的视角，去重新认识诗的本质、诗的价值、诗的作用、诗的艺术等等，以便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站在中国诗歌、世界诗歌的高度，去认识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大诗，以便确立更高的诗歌标准，树立更高的诗歌理想，激励诗人去攀登中国乃至世界的诗歌高峰。对于一些错误的诗人观、诗歌观及其创作倾向，则通过正常的诗歌批评，予以及时引导，促其迷途知返，回归诗的正道；再其次，要通过舆论引导，使得优秀诗歌广为传播，进入更多心灵，充分发挥诗的社会效应、精神效应。同时，要通过开展各种有益的诗歌活动，引导诗人在如何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如何创造诗歌精品、如何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大诗上进行一场持久的角力，一场衡量诗人虔诚程度、灵魂深度、智慧大小、艺术高低的角力，从而让新诗在良性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除此以外，我们认为决定新诗命运的关键还在诗人本身，诗人只有凭着为中国诗人争气、为中国新诗争气的精神展开精神的“自救”，才能迅速走出精神危机的阴影，才能有效地解救“危机”中的新诗。在这方面，当务之急，是要做到如下几点：

1.明确诗人的艺术使命，增强诗人的责任意识。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中，诗人有着崇高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诗人凭着自己的真诚和良知进行呕心沥血的创作，以饱含敏锐体验和深刻洞察的诗篇影响着人的灵魂，“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人的精神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些杰出诗人都被誉为“时代的歌者”、“人民诗人”、“民族的灵魂”、“战士诗人”等光荣称号。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一些诗人主动把这些彻底颠覆，推到重来。他们不屑做这样的诗人，更不屑承担这样的使命。和过去那种片面拔高诗人地位，极度夸大诗的社会功能，忽视诗的个性特征相比，现在一些诗人又极力矮化诗人，甚至极力自贬诗人，不断降低诗人的标准，其目的就是不断弱化或放弃诗人的责任和使命，以便诗人可以在当今社会从俗如流，可以毫无顾忌地自说自话，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像随地吐痰一样，毫不在乎周围的眼睛。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无疑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有追求有抱负的诗人所不为。诗人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只要你还写诗，只要你还想把诗拿出来发表、出版、放在网上传播，你写诗就不完全是个人行为，你就应当自觉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你的诗对读者产生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作用，对社会产生促进而不是促退的作用，对人类精神产生向上而不是向下的作用。这是作为一个诗人最基本的精神底线。

为此，诗人首先要树立远大的诗歌理想，明确自己的艺术使命。诗人的事业是从事人类的精神创造，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诗去提振人类的精神，放飞人类的梦想，用诗去塑造人类美好的灵魂，进而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关系，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共建人类诗意家园。诗人不能仅仅满足于为自己写诗，而是要超越自我，情牵天地万物，心系人类命运，为所有精神求助者送去诗的关爱和援助。诚如台湾诗人洛夫所强调的那样：“诗人应具有一颗世界的心”[6]，诗人写诗应当“是对人类灵魂与命运的探讨，或者诠释”[6]而在如何看待诗人的使命与作用方面，诗人大荒更是有着深刻的见解：“诗人使人升高，不是往高处拉，而应从最低处往上托。当众人被你的诗拍击、搏动，将你所呈现的意义化入生活，他们就有勇气挺立天地之间，就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质。”[6]诗人只有正确认识到自己负有崇高的艺术使命，才能倍感责任重大，才能从严要求，自我加压，自觉承担，不辱使命。

其次，诗人要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做人民喜爱的诗人。从新诗诞生以来，虽然中间有过挫折，但其中一些优秀的诗人，由于一直亲近民众、关注社会，承担着社会责任，所以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诗人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现实人生的关系上，不仅要保持与之密切的联系，还要融入其中，身体力行，甘于付出，勇于担当。正如诗人大荒所指出的那样：“诗人应当参与‘救护队’的工作，用所有的热爱，炼五色石为药物，世界缺少理性，诗人献出理性；世界残破，诗人给予完善；世界一片混乱，诗人弹奏和谐；世界一团黑暗，诗人点燃火把。”[6]再其次，诗人要以无比虔诚和敬畏之心对待诗歌写作。诗人不仅要以敬业的精神，还要以高尚的境界对待诗歌写作。要维护诗歌的形象、品质和精神，不要做亵渎诗歌、玩弄诗歌、扭曲诗歌的蠢事。此外，有责任感的诗人写出的诗，常常能产生巨大的人格力量，具有征服人心的感染力。

2.纠正诗歌的价值偏向，提升诗歌的精神境界。如前所述，由于一些诗人诗歌观的偏激、混乱，在诗歌写作中极力解构传统诗歌的价值取向，把一切崇高的、诗意的、庄严的、有思想的、有积极意义的，如涉及人间道义、社会责任、国计民生、人类命运的“向上”写作都排除在外。他们或主张个人化写作，或主张非诗意写作，或主张语言游戏写作，或主张身体写作，或主张肉体写作，等等，其总体倾向是要把诗歌引向放逐灵魂、放弃责任的“向下”写作。这就难免造成诗歌内涵平庸，精神下滑，缺少感动人心、震撼心灵、提升灵魂的力作，这与当下读者对中国新诗的精神期待相差甚远。对此，我们希望诗人纠正这种片面的诗歌观，尽快调整诗歌的价值取向，不要一味沉迷于这种追逐世俗、格调低下、灵魂缺失的诗歌写作，而是要大胆突破，不断超越，以广阔的心胸、博爱的情怀、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思考和敢于解剖的勇气，去关注中国的现实人生，去洞察巨大变革中的社会问题，去感受历史转折时期人们心灵的震颤，去发现现代社会在物质繁荣的背后所隐藏的精神黑洞，去探究人与自然、宇宙关系的变化给人类心灵及未来带来的影响……这样，我们的诗人就能站在新的高度，立足新的视野，就能不断创造出有灵魂、有热心、有眼力、有胆识、有骨头、有气魄、有境界的大诗，就能大大丰富和提升诗的精神内涵，使之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感召力、震撼力和启示力。

为此，诗人要做到：第一，要坚持“灵魂写作”的立场。面对各种花样翻新的诗歌观，诗人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受某些解构者的误导，盲目解构诗的精神、诗的特性，把诗变成诗人手中的精神玩偶。要相信诗歌是灵魂的事业，无论诗坛内外刮什么样的风，我们都要坚信为“灵魂写作”的诗歌是诗的高格，是诗的最高境界。用诗去改善人类的精神，塑造人类美好的灵魂，是诗人的光荣，也是诗的骄傲。第二，要维护诗歌的精神品质。诗人在写什么、表达什么的问题上要明辨是非，分清优劣，有所为有所不为。和那些片面的诗歌观相反，诗人要理直气壮地坚持“诗意写作”、“深度写作”、“崇高写作”、“审美写作”、“人道写作”、“人文关怀写作”、“社会批判写作”、“自我剖析写作”、“心灵探索写作”、“终极思考写作”，等等。要坚决反对那些损害诗歌形象、亵渎诗歌精神、践踏诗歌灵魂式的写作。总之，要倡导一切严肃的有价值的“向上写作”，以保证诗的精神品质，提升诗的精神境界。第三，要努力创造出代表民族精神高度的大诗。诗人不仅要树立诗歌的精品意识，还要胸怀远大的诗歌理想，以中华文化、中华诗歌为底蕴，以西方文化、西方诗歌为参照，以历史变革时期中国人的心灵轨迹、精神风貌为魂魄，再融入诗人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切身体验与思考，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代表民族精神高度的大诗，让中国新诗昂然挺立于世界诗歌之林。

3.加大诗歌的现实关注，扩大诗歌的社会影响。关注现实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也是新诗受到社会关注、人民欢迎的重要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都有敢于担当的诗人凭借自己的胆识和良知，以深刻的洞察和敏锐的发现，以燃烧的激情和犀利的思考写下了许多直面现实、直击痛处、直揭黑暗的诗篇，在中国社会激起巨大的反响，成为人们对中国新诗最美好最难忘的记忆。如北岛的《回答》、舒婷的《风暴过去之后》、杨牧的《我是青年》、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李瑛的《我的另一个祖国》等等。这些诗都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深刻的思想穿透力而震撼过一代人的心灵，人们也给予这些诗以极高的评价。可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诗人受到社会环境、文化思潮、艺术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让诗歌有意远离中国的社会改革及其与改革有关的人和事，远离中国社会现实，不再关注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和问题，不再关心百姓的冷暖和民族的命运。诗歌变得疏远、冷漠和轻飘。即与现实疏远、与矛盾疏远、与民众疏远；对大局冷漠、对大事冷漠、对他人冷漠；内容轻飘、情感轻飘、思想轻飘。总之，新诗已不能承担中国民众在巨变中的生活之重与心灵之重。这种现状如不尽快改变，中国新诗将很难获得社会的关注和民众的认可，其结果也只能是在民众的抛弃中走向衰微。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希望诗人们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尽快加大新诗对现实的关注力度，改变新诗的现状，重新获得读者对新诗的信任和支持，扩大新诗的社会影响力和精神效应。其关键可以落实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诗真实地表现当下中国的现状。作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诗人，不能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采取无动于衷、熟视无睹、回避表现的态度。诗人的心应当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一起跳动，并且用诗去及时感应现实、思考现实、表现现实，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参与改变现实的伟大实践。可以说，改革及其产生的历史巨变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现状。改革是翻天覆地的，也是无所不及的，其产生的后果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辉煌，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危机和矛盾。一方面，改革使中国社会、人民的物质生活及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世界影响日益壮大，另一方面，改革也使中国进入一个既充满活力、充满希望也充满矛盾、充满危机的历史时期。多种体制的共生，多种经济的构成，多元文化的碰撞，多种思想的交锋，多种人物的表现，多种事件的突发，多种现象的滋生，多种欲望的喷发，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多姿多彩、明暗交织、矛盾统一的现状。这是亿万人民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在中国大地上精心绘制的最新最美最壮阔的历史画卷。我们的诗人有幸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更应当用自己的诗笔去参与这个画卷的描绘，以无愧于时代的诗篇，为当代中国塑像，为当代历史存照。

第二，用诗大胆地表达底层民众的心声。诗要想走进民众的心灵，获得他们的共鸣，就要关注他们的生存现状，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敢于站在他们的立场，维护他们的权益，表达他们的心声。就像当年彭德怀面对极左路线带给百姓的困顿和痛苦，敢于写出《故乡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这种忧百姓之所忧，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的诗，充分体现作者的爱民情怀和敢于为民代言的勇气，自然能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在当下中国，巨大的变革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各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也接踵而来，如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精神滑坡、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心理焦虑、坑蒙拐骗、制假造假、就业压力等等，这一切也都是底层民众必须面对的社会存在，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承受的重负和难以抚平的创伤，导致一些人精神失衡，怨愤频生。诗歌在反映现实时，就应当更多地贴近民众、关注民生、体察民情，表达民意，从而更好地发挥诗歌为民呐喊、为民请命、为民解忧的先锋作用。

第三，用诗尖锐地针砭当今社会的时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诗人采取回避政治、回避矛盾、回避问题的方式写诗，放弃了诗对社会时弊和各种问题的介入或干预，大大削弱了诗的社会功能，使人再也感受不到诗歌的锋芒和力量。这也是诗歌失去了社会效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每个有正义感、有良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诗人，都要从中吸取教训，在坚持诗歌多样化的同时，也要敢于用诗去表现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和问题，并且通过独立思考对其作出深入的剖析，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从而让诗起到发现问题、针砭时弊、匡正世风、救治灵魂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社会弊端不断显现，如信仰危机、信任危机、权力腐败、制度缺陷、干群矛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但它严重影响社会风气、生存环境和人们的心理，诗人如果能以自己的良知、胆识、智慧和勇气对此进行表现，呼唤全社会都来进行反思和纠正，将有助于匡正时弊，也会扩大诗的社会影响。

以上我们从新诗发展的角度，透视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新诗所呈现的种种精神危机，意在提醒当今诗人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不能让这种危机任意蔓延影响新诗的健康发展。同时着重探讨并提出一些举措，试图找到一条解救之道，让新诗尽快走出精神的迷谷，以崭新的姿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开创中国新诗的辉煌时代。这是当代诗人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撰写此文所寄予的期待。

[1]沈浩波.沈浩波诗集[EB/OL].http://www.shuku.net:8082/ novels/pe-omchinese/itfkytmdihidm/siji/siji.html.2013-05-10.

[2]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J].下半身.创刊号，2000，(7).

[3]巫昂.我为什么写性[J].2002年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民刊，2002.385.

[4]马铃薯兄弟.中国网络诗典[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305，245.

[5]孙绍振.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J].星星，1997，(8):66.

[6]沈奇，王荣.台湾诗论精华[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71，103，108，81.

Spiritual Crisis and the Salvation of Chinese Neo-poetry

YAO Guo-jian,LI Hua

(Research Center for Theory of Poetry Academy of Anhui Province,Bengbu College,Bengbu 233000,China)

Since the mid-1980s,under the surface of the prosperity of so called“kinds of flowers are about to keep people’s eyes fully occupied”,there remains spiritual crisis of poetry under cover in Chinese neo-poetry,which directly leads to commonplace in soul,decline in style:or stay in petty narrative on everyday life,or indulge in chasing the delight of vulgar taste,or revel in wanton vent of personal desires,or content with language games which are simply expressed.Obviously,the key to solving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the neo-poetry lies in the poets themselves.A task of top priority is to:define the artistic mission,enhanc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poets;put right the value deviation,elevate spiritual realm of poetry;increase concern about reality,and expand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poetry.

spiritual crisis;style of poetry;artistic mission;spiritual realm;concern about reality

I207.22

A

1009-3583（2014）01-0041-06

2013-05-09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诗发展中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研究”（AHSKF09—10D67）

姚国建，男，安徽桐城人，安徽省诗歌学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 桦，女，安徽蚌埠人，安徽省诗歌学会理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王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