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华

（上海益民商业集团，上海200020）

利益关系：群众工作中的敏感神经

杨传华

（上海益民商业集团，上海200020）

新时期群众工作出现了很多新特征与趋向，利益关系是其中最关键、最敏感的牵引线。利益关系的协调是其他关系协调的基础，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其他各种关系也就难以平衡。从群众工作重点是协调各阶层利益这个视角来观察，要想解决目前“内输入”的弊端，就应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并千方百计创新输入渠道，及时把脉与凝聚各方诉求。

群众工作；利益关系；创新渠道

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变动，是社会转型过程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利益分化是这一时期带有本质属性的重要特征，也是分析这一特定阶段社会复杂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列宁曾将人们的物质利益称之为“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1]（P113）利益关系的协调是其他关系协调的基础，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其他各种关系也就难以平衡。所以，如何在多元利益的诉求中实现统筹兼顾，成为各级领导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中最棘手、最关键的问题。只有通过建立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化解利益争取中的激烈冲突，妥善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

一、群众工作的重点：各阶层利益的协调

现代化的进程意味着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同时也为人们的利益追求提供了条件与可能。由于利益的各不相同，每个个体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中必然产生相互之间的摩擦、抵触甚至冲突，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同时也产生在不同的群体、地区、行业或体制内外之间。在利益的追逐中，由于能力、教育的差异及条件、机会等情况的迥异，致使利益分化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再加上中国政治经济正处在转型期，使得利益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无序性’的特点。”[2]（P29）利益多元化越演越烈，致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面临受损的窘境。在利益如此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弱势群体开始寻求社会应有的正义、公平与合理，为了维护与追求自身的权利，或为补偿受损的利益迈上了漫漫的利益诉求之路，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不时地出现。此状况发展的过程既是难题产生的过程，也应该是得以解决的过程，也就是说，发展是一种双向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揭示的那样：“过去先强调发展，这是必须的。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还要困难。”[3]（P1364）社会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体现，两种状态的发展如果失去平衡，危机的产生就不可避免。如果经济发展过速，而社会发展和改革过缓，就必然会引起内部的失调；同时，如果多元利益因素在变动方向上、速度上的差异性超过一定的限度，也会危及现代化的发展。

联系与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在发展问题上，坚持全面的和联系的观点看发展，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用统筹兼顾的方法体现唯物辩证法全面观点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运用，是时代发展对领导者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思维创新的重要内容。100多年前，恩格斯就从社会构成要素的整体出发,阐明了“历史合力”的整体论思想。他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人意志形成的子系统，最终融为总合力推动的。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4]（P697）如果我们“把作用于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视为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这个系统形成一种‘总的合力’，推动社会历史前进”，那么，由无数个人的意志最终融合成的“总的平均数，总的合力”则是属于这个动力系统中的子系统。在这个子系统中，每个人都在选择、都在起作用，“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共同创造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恩格斯运用辩证法来阐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认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4]（P728）恩格斯的观点告诉我们，要形成社会合力必须充分认识社会发展中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作用与关联性，要重视无数个人意志形成的合力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新时期，产生大量新阶层的同时也使一些群体处于弱势的边缘化状态，他们一边在付出艰辛的体力与汗水时，一边却受着歧视、排挤与剥夺，在二元结构模式中更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和健康等保障，为此导致了强烈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这大概就是恩格斯所讲“反作用”的表征。“经济不平等过大，必然会伤及经济发展。要努力在完全平等和极度不平等之间达到最优平衡，才能给整个经济体系提供合适的激励，即每个人只要努力多工作一点，其回报就可以多一点。”[5]所以，各级领导创造性地运用恩格斯“历史合力”的整体论思想，就是要站在全面与联系的角度，客观而清晰地认识社会发展中的诸种力量，特别要重视弱势阶层在经济发展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整合各阶层的力量共同作用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保证整个社会全面稳定和谐地发展，并通过经济与社会的协调运行，促使弱势群体“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6]（P252）这是领导者运用统筹兼顾方法推动社会向上平衡发展的时代寓意，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变革与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所在。

二、解决“内输入”弊端：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7]（P175）但在领导决策和社会利益协调中，统筹兼顾方法的运用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应该说与现行我国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有一定的关联。长期以来中国的利益表达机制，体现的是“内输入”模式，即“决策过程中利益表达与综合的主导形式,依靠的不是多元决策下的社会互动过程,而是权力精英的政治折冲。”[8]（P283-284）在这种模式下，社会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措施、方案的出台，不是以群众性的利益表达和综合作为动力，而是以党政领导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来综合民意为基础。应该说这种权力精英的“内输入”模式，不可争辩地具有巨大的优越性，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种群众路线上的“内输入”，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社会治理措施，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这种模式的不足与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利益表达的间接性、滞后性、主观片面性和低回应性，有可能带来利益表达上的不畅与失衡。特别在社会处于利益差异较大、矛盾较为突出的多元主体时代，这种“内输入”模式更容易受领导者主观判断的影响。那些在财富、知识或权力上占有优势的一方，主动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比较宽畅，其价值观念非常容易成功地输入到政治系统中成为有效的利益体现；而在经济、能力上较为弱势的一方，没有充足的话语权与沟通的平台，只能被动地等待权力精英注意到自己的利益诉求。作为权力精英的领导也不是全能的，在周围环境影响及自身利益的左右下，其政治倾向或方式方法也就难以通盘考虑与兼顾。

由于“内输入”是一种具有自上而下特点的间接性输入，这种输入必然要经过官僚科层制结构的层层传递，而官僚科层制结构带来的弊端就是传输环节的繁多。特别是在我国,党和政府机构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公众的利益诉求只能沿着由低层级向高层级逐级向上传递，不允许跨级传递，这样政策信息在传输过程当中，存在着随时间的发展而导致总体价值衰减与信息失真的问题。领导决策的科学性主要依据是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与时效性，而“内输入”模式在易导致信息不全面、不准确的情况下，领导者欲想把握大局、统筹兼顾地处理各项事物是不易做到的。特别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如果利益的诉求数量超过了领导实际上可以处理的限度，那么这个系统就会发生输入超载现象。此时在缺乏应对利益冲突的有效制度安排下，便只能以严密控制的简单方式，来面对利益分化中所带来的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随着社会的日益信息化和全球化，中国广大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正在逐渐觉醒，民众希望有平台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在表达机制失灵、谈判能力弱小、权利救济困难的情况下，大概更多体会到的是一种苦痛。这种苦痛的力量作用于社会领域，也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小的消极影响。

在“内输入”模式中领导者擅长于组织体制内的职位领导、权力领导，对不隶属于组织体制的群体工作与各种诉求在能力上就不适应，离开了权力就觉得失去了影响力。领导能力与方法的运用紧密联系，能力决定着方法运用的方向与形式，是多种方法选择中的主要因素；当然长期运用某种方法也会固化一种能力，使之熟能生巧、信手拈来。在“内输入”模式影响下形成的领导能力，使其对多元利益、组织体制外的群众工作缺乏方法，这也是导致当下社会矛盾比较集中、领导与群众关系欠佳的原因之一。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市民社会的成长，如何通过“外输入”的模式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供给；如何矫正利益表达机制的失衡,建立起一套能够让各阶层公平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利益代表机制,创造出充足有效、多样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和途径，是目前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迫切需求。这是领导思维创新的重要视角，也是在新形势下不断提升领导执政能力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学习与自觉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以化解利益分化中群众工作之困境。

三、创新输入渠道：及时把脉与凝聚各方诉求

人们的利益选择驱动了制度的改革，新制度的建立又进一步推动了利益新变化。“社会变化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表现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且，在一特定的市场状况和产权状况下，新的制度安排又是必然要产生的。”[2]（P29）一个稳定与成功的社会总是能通过某种机制来平衡人们的不同需要。在利益分化的社会中，在“内输入”模式不足于适应变化发展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安排需刻不容缓地推进，如信息获取机制、利益表达机制、诉求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化解机制的建设等。特别是诉求凝聚机制，当前众多分散、多元的诉求提出后如何进行凝聚，还存在着很大的制度缺陷，而这对统筹兼顾地解决社会矛盾是不利的。当不同的阶层表达出自己利益的时候，要有一个诉求凝聚的机制，通过凝聚机制的集中才能更准确地反映某一阶层的整体意见与利益方向，如果没有经过凝聚，一个个很散射性的要求，就很难统筹兼顾加以处理。比如关于对失业下岗问题的诉求，如果没有经过凝聚，我们就可以看到网上一片议论声和民众的责问声，但这并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能够将各方意见凝聚与整合起来，最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提案，即在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上，体现出对改革中失业下岗职工进行补偿的总体要求，这可能就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保障方案。可见利益诉求中的意见凝聚是非常重要的，但凝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适当的组织和机制，一个个单独的独立个体完成不了凝聚作用，当然也难以转化成提案。利益分化的中国给制度建设与完善带来了很大空间，也对各级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实际上，在培养制度性因素的同时，更是领导者运用统筹协调能力得以提高的过程，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更进一步密切的过程。

新加坡国会议员定期接见与访问选民的制度，是领导层及时了解与解决民众各种要求的重要渠道，也很好地实现了政策制定对于把脉和凝聚社会各界利益诉求的需要，同样也是人民行动党增强其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方式。议员接见选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一次，一般都是在晚上8点开始，往往要到深夜才能结束。人们将此称为“事务诊所”，其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一是求见登记，即求见议员的选民到议员接见选民的处所进行登记；二是求见者向工作人员详谈所要反映的问题，该环节有5—7个志愿者分别接谈，并做详细记录；三是打印谈话内容，即由接谈者将记录下来的情况交打印室统一打印到印有“人民行动党”标志的专用信纸上；四是议员按顺序接见来访民众。根据记录的内容，议员与求见者进一步交谈与核实，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便在打印的专用信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该信件被称为议员的“请愿书”），将其传真给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政府部门和机构则必须在一周内直接回复给当事人。每个国会议员一年约有50多个这样的接见日，每次约接见几十个人，一年大致有四至五万选民向议员们求助。在上世纪70年代，人们反映的问题多是失业、没有房子住等；80年代以后，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反映的问题转移到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如为孩子争取名校的名额，换更大的住房，为外籍配偶申请当永久居民，反映他家附近有蚊子滋生、邻里纠纷、子女不孝等。不管面对什么问题，议员们都耐心解释、倾心安慰、尽力把事情办好。虽然有些事情并不好办，如那些受欢迎的名校不可能应允所有的要求，议员也需要配合学校做好解释工作。

人民行动党将这些工作视为同民众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环节，他们的宗旨是：“接见选民是党贯彻的基本政策之一。部长、国会议员和政治秘书以及尽职的党干部必须遵守这项原则：议员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9]（P48）新加坡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凝聚了民众的诉求、解决了人们的问题、平顺了不满的情绪、增进了社会和谐，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价值发现功能，从中促进了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因为有些问题在解决中需要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法律与政策，如新加坡原来的法律规定，夫妇在外国所生子女，男方是新加坡籍，子女可以拥有新加坡籍，而如男方不是新加坡籍，女方即便是新加坡籍公民，子女也不能入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解决人们提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国会修改了原来法案，规定只要一方是新加坡公民，在国外所生子女都可以拥有新加坡国籍。“事务诊所”在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起了桥梁，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日本，民众利益要求更多的是通过一定的中间媒介加以整合，然后再输送到决策系统。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利益集团正是充当了这一中间媒介的角色。如日本的农户有千差万别的利益要求，但经过基层农协，地方（都道府县）农协，再到全国农协中央会的整合后，最终形成反映农户基本愿望的三大利益要求，[10]然后反映到决策过程中，并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使这些利益要求得到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过整合的利益要求很容易为立法机构或直接决策者所受理。

在中国，各级政党组织和政府，包括其信访部门是社会多元利益要求的主要整合者，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解除问题，而且产生的共振效应使类似的情况能得到相应部门的重视。但庞大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繁杂需求，是政党和政府组织难以及时有效应对的，而且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公务员中的能力不济、服务态度不佳等，都会影响民众的利益诉求。虽然也有要求“一把手”接访的规定，但终究是一时之策，不能长远与稳固，也不能满足众多访民的诉求。近些年，中国学者提出的社会制度、组织重构，即确立利益表达与社会协商机制，使社会中的各个群体，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体获得更多的表达利益的合法渠道；中间组织和沟通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各种社团组织，作为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中介机制和传导沟通机制等，都是积极可行的。建立多维度的、具有充分吸纳能力的社会整合框架，是中国在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这是领导者有效运用统筹兼顾方法的重要基础环境，也是统筹兼顾方法用于多元利益协调中的具体形式之一。

[1]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美）理查德·弗里曼．政府要帮助市场实现均衡分配[N]．文汇报，2010-06—27．

[6]（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胡伟．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9]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上卷[M]．南昌：江西出版集团，2007．

[10]刘光辉．日本农协及其对中国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启示[J]．日本问题研究，2008，（4）．

[责任编辑：李冲锋]

Interest Relationship:A Sensitive Nerve Amid Mass Work

YANG Chuan-hua
（Shanghai Yimin Commercial Group,Shanghai 200020,China）

Many a new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have emerged in mass work in the new era.Meanwhile,interest relationship remains the most sensitive and crucial topic that serves the foundation of other relations.The thesis tackles the major point of mass work by coordinating the interests from all parties.It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e“internal input”and called for the channel innovations of public opinion in order to sum up opinions and pursuits among relevant parties.

Mass work;interest relationship;channel innovations

D252

A

1674-0955（2014）06-0055-05

2014-07-02

杨传华（1962-），男，上海人，上海益民商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