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林

阎颖：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95年——1998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她的秋一般的沉稳与沉静中，总是透着春与夏的活力与激情；云一样的温柔中，总是浸着钢一样的坚毅。

她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副会长，我说的是中华慈善总会创办之初的那几年。

1998年末，我曾为了解“雨水积蓄工程”的事，采访过她，就在中南海国务院她的办公室。到中华慈善总会任职之前，她曾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离休后她每天要做的工作依旧很多。我采访她，因为她是中华慈善总会“雨水积蓄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为这个项目的圆满完成，她曾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采访她之前，我在慈善总会与她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那时，我没有想到她已经是近70岁的老人了，总以为她还不足60岁，是正在岗上的一员能干的女将。

我还能记住她的声音，记住她说的那些话。那是一种能让你思考又能让你感慨和感动的语言，尽管已经过去许多年了。

和她交谈的时候，很少听到她谈自己。谈起“雨水积蓄工程”，她总是要谈崔乃夫怎样组织领导了这个工程，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说崔乃夫、阎明复等总会领导怎样带头为甘肃缺水的贫苦农民捐钱修建水窖。其实，在采访她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为“雨水积蓄工程”，为困难的百姓摆脱难挨的干渴，她曾4次到甘肃贫瘠、坎坷、光秃秃的大山皱褶里，用脚步、用心、用一种熠熠闪亮的责任感去做、去完成那特别值得做的慈善项目。没有到过那里的人也许体会不到，单到那通不了车的山沟里，单徒步走两三个小时，单走到一户户的村民之中，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更甭说她还要到那里做许多并不那么好做的工作。我走过那样的路，正因为如此，我才无法想象她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是怎么走到那里的村庄的。一个曾经和她一起到过甘肃的人谈起她时说：“那可真是一个不怕苦、能吃苦的老太太啊！”我还听说，在“雨水积蓄工程”实施的过程中，阎颖副会长不但做了大量的组织推动工作，不但动员大家为这一工程捐款，她自己也默默地捐了一口水窖，不但自己捐，还动员她的孩子、她的亲戚、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她的朋友共捐了水窖111口之多。

我很难忘掉阎颖谈到当地百姓生活时的那种表情。“老天爷怎么这样不公平啊！”她说她曾这样想过。在那里，她看到不少人还住在昏暗、破旧的土窑洞里。她走进那些土窑洞，没有看到什么粮食，更没有看到食用油和蔬菜，看到的只是一锅锅已经放凉了的煮土豆。一家家的人上顿下顿吃的就是这个。由于缺水，那里极少有树木，极少有烧火的柴火。所以好几天才煮一锅土豆，每次吃时也没条件再生火热一热。她特别注意到，土窑洞里占了多半的炕上破破烂烂，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被。由于缺水，那里的人们常常十天半月也洗不了一次脸，洗衣服就更甭提了。卫生条件差，疾病自然就多，许多人都在贫病交加之中。

我听阎颖说，也同时感觉到了她心的颤抖。

我想我不会忘记阎颖他们当时所做的工作。当时，他们在定西、榆中两个缺水最严重的县先行试点，选了1000个有劳力、缺资金的困难户，每户扶持800元，打一口不小于30立方米的水窖，硬化100平方米的集水场。在选资助对象时，他们特别强调要选准，不能优亲厚友、不能营私舞弊、不能挪作他用。资助的钱不到农户，由甘肃省慈善会给贫困户买成水泥，农民准备沙石并出工。那是1997年的4月，他们要求在5至6月内完成，确保在7至9月的雨季里，把水蓄起来。试点成功后，他们将陆续解决更多数量群众的饮水问题。阎颖说，这项试点工作得到了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一位副省长亲自布置、检查，各级民政部门大力协助，水利部门和兰州大学给予技术指导。这期间，有关地、市、县的慈善会相继成立，统一协调抓好这项工程。阎颖说到甘肃省慈善会的会长、副会长时，显然带了一个很浓的感情色彩。她说他们都是年过花甲的老同志，不辞辛苦，爬坡下沟，一村一村、一户一户调查，使这笔来之不易的善款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在阎颖他们的努力下，试点是非常成功的。试点中的1000口水窖在计划的时间内保值保量地圆满完成了。水窖建好后不久，一场喜雨就从天而降，各家的水窖都装满了水。农民们个个都喜笑颜开，在村头树起了纪念牌，上面刻着吃水不忘资助人。他们高兴地说：“现在我们可真是踏实了，我们活到天上了……”“再不用为背水发愁了，今后有时间多下地干活了。”阎颖说，当地的村民都把水窖当成置办了一份家业那么珍贵，他们都认为有了水生活就有了奔头，致富有希望了。阎颖结识的村民中有一个叫水剩余的，这个人患有慢性肝炎多年，妻子痴呆又有残疾，两个孩子刚上小学。全家曾住在一个不能遮风挡雪的破窑洞里，吃饭靠救济，吃水就更难了。他挖不动土窖，走不了远路，只得到处求水。那地方水比油还要珍贵啊，所以他常常求不到水。后来，县民政局和乡政府出资，村里的乡亲们出工，为他盖了两间宽敞的住房。阎颖在那里抓项目的时候，由中华慈善总会资助，村里帮贫小组帮忙，又帮他家挖了水泥窖，修了集水场。雨水一来，30立方米的水窖灌了个满满当当。那些日子，水剩余睡梦里几次都笑醒了。他在院子里种了一株向日葵，那是个纪念，是个寄托，是他心意的一种表露。

验收结束后，阎颖带领大家在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第二批项目的实施。除定西、榆中两县外，又扩大了会宁县，计划新建400口水窖和相应的集水场，要在当年上冻前完成。第二年春季再继续实施第三批项目，增加正宁县和秦安县，共实施5000户，全部完成后要为一万户贫困村民解决吃水问题。而修建一万口水窖，需要筹集800万元善款，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阎颖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们为此付出了许多的艰辛，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一艰巨的任务完成了。在筹款的过程中，阎颖他们也没有放松对施工进度的检查，并严把质量关和公正关。通过几次检查验收，阎颖看到项目完成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发现了个别质量不高的问题，并要求当地及时进行了补救。阎颖在细致的检查中发现有一个本该为其修水窖的农户被遗漏了，阎颖问其原因，当地领导说是去这户人家的路实在太难走了。阎颖坚决地说：“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能遗漏。”并和大家一起艰难地走到这户人家，落实了为其修水窖的事情。

在阎颖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从1997年4月到1998年8月，中华慈善总会在甘肃干旱贫困地区实施的“慈善雨水积蓄工程”全部完成。共资助12767个缺水农户，建成13226口水窖，硬化116.98万平方米的集雨面。比预计多资助了2767个农户，多建成3226口水窖，解决了榆中、定西、会宁、正宁、秦安5县28乡136村58395人和58002头牲畜的引水困难。在这些地方，从几岁的娃娃到年逾古稀的老人都能说出来北京有个“中华慈善总会”，都能说出中华慈善总会为他们引来了慈善之水、爱心之水、救命之水。

我采访阎颖的时候，她因为年龄的关系，决定不再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的职务了，但她依旧十分惦记着那些还在困境中的贫苦农民。她心情显然有些沉重地说：“在甘肃，在广大的干旱地区还有大量的贫困农民需要帮助。我们所救助的，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说着说着，她的心境忽然又开朗起来，“他们会继续得到社会关注的，中华慈善总会也将对扶贫济困做出不懈的努力。”她和善的脸庞顿时浮现出一种能使人心里一热的灿烂微笑。

李宏塔：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孙子，原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的儿子，曾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2013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能反映一个人的品格。

2002年，我们好多人一起到南非参加国际会议，同去的人中就有安徽省慈善会会长、省民政厅厅长李宏塔。南非那地方出钻石，质量好、价格也相对便宜一些。会议结束后，我们去南非的钻石工厂参观，不少人都在那里的附属商店挑选钻石。我发现李宏塔没有买钻石，只花100多元人民币买了一些当地的五彩小石头。而后早早从商店出来，和几个没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年轻人在庭院的座椅上聊天，就会议上介绍的一些先进经验交谈。我问他：“你怎么不买钻石？”他淡淡一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再说钻石对我和我们家也没有用。”我和李宏塔共同出席过多次国内外的慈善会议，他是公认参会最认真的一个。会上有没有记住、没有听懂的，只管问他就好了。

2006年，我们一起应邀出差到美国考察、洽谈慈善项目。同行人看到一位长者的皮鞋很好，问：“你这双皮鞋多少钱买的？”那长者回答：“3000多元。”我看站在一旁的李宏塔，脚上的皮鞋也挺亮的，便问：“你这双皮鞋要多少钱？”他嘻嘻笑了一下，说：“38元。”我低头仔细看了看，果然那发亮的皮鞋只不过是人造革的。这时候居然还有人穿人造革皮鞋？这我可真没有想到，我脚上的皮鞋还是花200多元钱买的呢！我注意到，李宏塔走起路来比别人都要快一些，还经常帮助别人提重物。

这种寻常小事如果发生在普通百姓身上自然没什么奇怪之处，可李宏塔既是高级干部又是名门之后啊！

其实，这看似奇怪的事情对李宏塔来说一点都不奇怪。关于领导干部的身份，李宏塔说：“当干部的一要干事，二要干净。”这是他多年信奉的为官之道；关于显赫的家庭背景，李宏塔说：“家族的荣誉带来更多的是责任，不是光环！”

这是李宏塔骨子里的话，是他多年来为人处世的写照，是他人生中始终不渝的信条。

我和李宏塔相识于2001年。那一年夏天，我受中华慈善总会阎明复会长之托，到安徽寿县瓦阜镇处理一件事。到机场接我的是安徽省慈善会的秘书长陈义明。见面后陈义明对我说：“我们慈善会没有汽车，我们会长，也是我们省民政厅现任厅长李宏塔说这两天把他用的车子给你用，用他的车子送你去县里。”

我说：“那不会使厅长感到不便吗？”陈义明说：“我们厅长在车子、房子、孩子等问题的处理上从来都特别清廉。他每天基本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他住的房子还是50年代盖的老房子，孩子上学、工作他也从来不施加个人影响。”我听着，心里说：难得。“你听说过他的情况吗？”陈义明又问我。我表示茫然。他告诉我，李宏塔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同志的孙子，他的父亲是曾经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葆华同志。我听着，感到有点意外，心里顿时又生出一种敬意，同时产生了进一步了解这位会长的愿望。

人们可能不太相信，李宏塔一家多年住的一直是50多平方米的老式单元房，门厅里占了近1/3地方的餐桌用手一撑便有些摇晃，一台老式吊扇在头上慢条斯理地转着。一间屋子里床、柜子都是20多年前他结婚时置办的，有的地方已经开裂、脱漆。到他家的好多人都跟他说该换一换了，他轻松地一笑说： “那都是正经木板做的呢！”李宏塔家另一间房里，刨花木板的组合柜、写字台以及电视、书柜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一组三人沙发因地方太小被分开放置。李宏塔风趣地说，这样正合适，谈话可以面对面了。由于房子太小，家里的电视只有20吋。李宏塔幽默地解释：“我就喜欢小电视，清晰度好。”

单位里，许多同志，包括一般干部的住房和家里摆设都要比他好。他说这就对了，先群众，后领导嘛。

身为厅级领导干部的李宏塔20多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骑车上下班。有人曾提醒他说，你不坐车，别的副厅长咋办？李宏塔说：“咱这是锻炼身体，并不影响别人坐车，干吗非要步调一致呢？”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平时，他也从未因私而用过单位的汽车。当地有记者就这件事采访他，他轻声细语地笑着说：“骑车上下班这事太平常了，没什么好说的。我父亲当年在人民银行当行长时，每天上下班都是步行。”

李宏塔这种朴实朴素的作风与他的家庭教育、父辈的影响不无关系。大约在2003年秋季我们一起在北京开会，会后一个晚上一起吃饭时，大家都喝了点酒，可李宏塔没有喝，大家都知道军人出身的李宏塔有些酒量，问他为什么不喝。他说吃了饭要去看望老父亲，说我父亲要是闻见我带着酒气会不高兴会生气要批评我的。当时李宏塔的父亲李葆华已经是93岁高龄的老人了。李宏塔无论如何不能惹老人家生气。李宏塔的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一向十分严格。李宏塔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天有人给他家送去几袋新疆葡萄干，年少的李宏塔拆开一包就吃。父亲李葆华下班回到家中发现后，立即对他进行教育：“要记住，我们只有一个权利，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干的事。”随后，他让家人把葡萄干退回，宏塔吃掉的那一包，也折价一同退款。李宏塔总是记着父亲李葆华在贵州工作时遇到的一件事：一次父亲去视察茅台酒厂所在地的时候，下面的领导通过秘书给他装了两瓶茅台酒。虽然那时候的社会风气没有像现在这样，但装两瓶都是习以为常。父亲回来发现以后，坚持要退回去；退不回去便要求给钱。但这时又为难了，就一天时间，茅台涨价了，于是父亲李葆华一定要按新的价格付款，这事儿才最终了结。

李宏塔从一个农垦战士、化肥厂普通工人一步步走到领导岗位以后，也从来不收任何礼物。一年春节，一位同志和爱人从老家回来，给李宏塔送去几样小吃，李宏塔却回送了价值数倍的物品让他带回家，弄得他再也不好意思给李宏塔“送礼”了。

李宏塔对自己的要求近于苛刻，对身处困境中的群众却是满腔热血。

2001年夏天，我去安徽寿县瓦阜镇要办的事情虽说和慈善事业有关，但并不是专门了解扶贫情况的，可一路上那干旱的土地和村民那些低矮、简陋、摇摇欲坠的泥土房使我看到这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贫困地区。

到瓦阜镇以后，县里的同志和镇长无意中和我说起，李宏塔厅长星期天刚刚来过，事先没有和县里、镇里打招呼，来后就到村民中去了。

我看着镇长那浸满感激之情和充满希望的眼睛，对李宏塔，对安徽的慈善事业又有了一种更美好的春天般的感觉。

在安徽，我总是不经意就听到有关李宏塔的情况，听到百姓和普通干部对他由衷的赞誉，听到困难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夸奖和感激。

人们都说，李宏塔一直“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民政、慈善对象为亲人，视孤残儿童为子女”。他自己这样做，也严格要求民政干部、慈善会工作人员这样做。这种情况，我也实际看到了，并总是不断看到。

李宏塔非常熟悉贫困群体的情况，心里时刻都装着那些困境中的百姓，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一年里，他多数时间都沉在基层、沉在乡村、沉在灾区一线。他秉承父亲李葆华的工作作风，下乡一贯都是轻车简从，不向有关市、县打招呼，经常一到村边就下车，然后步行进村入户，检查灾情，检查救济粮的发放情况，要出存折核对优待抚恤金有没有到位。看村民还有哪些困难。他说：“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少几分痛苦。”从百姓家里出来，他再到乡镇干部那里了解情况，最后到县市听汇报。如此一来，很多同志都熟悉他的“反方向工作法”，在他面前汇报时，丝毫不敢掺水分。

我在寿县瓦阜镇办完事后，返回合肥，和李宏塔见面，见面地点就在省慈善协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似乎已经很熟悉的领导。他高高的个子，不胖，很干练很利落很朴实的样子。他上身穿一件深色T恤衫，领口最上面的一个扣子没有系。头发已经花白，可脸上满是青春的活力和朝阳般的和气。他说话很爽朗很有亲和力，见人总是面带微笑地先高声打招呼先问候。我和李宏塔见面的时候，慈善会的陈正和、陈义明、万士林、郝振国等几位同志都在座，另外还有安徽省慈善事业研究中心的辛朝惠副主任。那时候，安徽的慈善工作在李宏塔的带领下不但做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实际工作，而且已经很重视慈善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世纪的有影响力的成果。和李宏塔的交谈中不但能看出他对安徽慈善工作要帮扶的对象十分熟悉，对现阶段慈善应该做的事情，可以实施的慈善项目非常明确，而且能感觉出他对慈善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深入思考。那时候，安徽慈善协会的工作在全国来说是比较突出的。我知道那一年的2月15日，阎明复会长代表中华慈善总会向全国各地慈善会紧急呼吁对内蒙、新疆受灾地区开展援助活动。虽说安徽是一个比较贫困又灾难频发的省份，可省慈善会一点都没含糊，省民政厅更是全力支持。既是厅长又是会长的李宏塔为保证及时募集到支援内蒙、新疆的救灾款，决定在省民政系统内紧急动员，在省民政厅和省慈善会内部，李宏塔更是带头捐款并捐的最多。他对大家说：“我们困难的时候，中华慈善总会和全国人民总是积极、及时地支援我们。现在，兄弟地区人民遭灾了，我们要毫不保留地奉献我们的爱心。”很快，他们就募集到20万元，随即由中华慈善总会转赠内蒙、新疆灾民。

据我所知，安徽省慈善会在那次中华慈善总会组织的捐款中，在各省市慈善会中是最及时也是捐款最多的省份之一。

……

谈起慈善事业，李宏塔总有说不完的话。他说：“慈善机构虽然是民间社团组织，但它面向社会，依靠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的解决，还是民政部门所不能完全代替的。它们的服务范围是全社会的，发展前景看好。”他不止一次地向省内各地民政部门提要求，要求领导们要充分认识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可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并限定时间，要求各地都要建立慈善机构。

在李宏塔的带领下，省慈善会的4位老同志个个都劲头十足，而且从不怕挫折和困难。在一次募捐活动中，慈善会的副会长陈正和挨个给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有的企业老板在电话中一听到“慈善”两个字，便即刻把电话撂了。陈正和并没有感到沮丧和难堪，反觉得是自己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好，决定逐个登门拜访。慈善会的其他3位同志，陈义明、万士林、郝振国也都是这样，不但每日勤勤恳恳地为慈善事业奔忙，而且善于动脑筋，经常有好的点子和办法。我在安徽那几天，看到他们又在李宏塔会长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发行“慈善工程”邮资明信片。

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连续几年每年都要到安徽的贫困山区，总是不断受到新的教育，总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我注意到，多年来李宏塔一直在赈灾、济困、安老、助孤、助残、助学、助医的一线奔忙，他心系困难群体，对慈善事业的发展给予高度关注。

当选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后，李宏塔多次在两会期间提交有关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的提案。2008年3月全国政协开会时，他发言说：“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法规提出了挑战，从现状来看，我国还没有专门规范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 李宏塔认为，我国慈善事业相关法律建设，首先在体制上存在一定缺陷；其次，现行的运作方式缺乏制度化、规范化，比如，对于捐赠者的各种优惠措施或手段难以确立，缺少计划和统筹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等等。基于这些现状，李宏塔认为，制定慈善事业相关法律，有助于发挥法律的指引、评价功能，比如通过建立健全有关慈善事业的制度，使慈善机构运行更加规范，捐赠款物的流向更加透明；“另外，国外的慈善立法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慈善立法的时机已成熟，人们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开始转变，这是慈善事业立法的先导。”在李宏塔眼里，慈善事业的发展关系民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也提出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慈善立法关系到社会困难群体的利益，有利于民生。”

李宏塔以他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从宏观角度观察慈善事业，提出了《关于重视慈善立法的提案》。

2009年两会期间，李宏塔又提出希望尽快设立我国的“慈善日”的想法。李宏塔说，目前我国有城市低保人口2200多万、农村低保人口2620万，每年有近8000万受灾群众需要救济。这些弱势群体面临的各种困难，单靠政府救助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发展慈善事业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在李宏塔看来，我国慈善事业近年虽然取得长足发展，但总体发展状况与社会需求还有很大差距。他说：“我们慈善筹募思路不宽，方法单一，渠道狭窄，这些都是当前慈善业存在的突出问题。设立中国‘慈善日不失破解这些难题的一种有效方法。”李宏塔认为，具体的操作方式可以政府名义选定一特定日设立“慈善日”，在“慈善日”当天及其前后期间，开展全国性的慈善宣传、交流研讨，举办各种形式的慈善捐赠、义卖等活动，使“慈善日”成为整个社会的爱心总动员。李宏塔反驳了一些学者 “国人无慈善”的观点。他说：“1998年洪水、2006年印尼海啸、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每一次灾难面前中国人如“井喷”般的爱心行动令世界感动，中国人并不缺乏慈善意识，只是缺少合理的引导发展慈善的模式，设立慈善日恰是建立此模式的突破口。”

2013年3月，李宏塔被推选为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以后，我总是不断听到、看到他不辞劳苦在各地参加慈善活动的消息，听到看到他尽心竭力为我国慈善事业的鼓与呼，听到看到他脚踏实地为慈善事业所做的实际工作。

张燕丽：曾任北京市农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2008年任北京市慈善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

2009年7月的一天，我忽然听到北京市慈善协会会长张燕丽去世的消息，顿时愣在一扇面向天空的玻璃窗前，就呆呆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听到一点声音。远处，大片阴沉云天悄无声息地朝我涌来，淹没了我的全身、我的心。

她真的走了，真的就这样离开了这个有风有雨有阳光和蓝天的世界了。

一年前，汶川地震发生后，我还在赈灾一线听到她通过北京市慈善协会为地震灾区捐款的消息。那时，北京市慈善协会已经换届，张燕丽因为年龄更因为病情加重的原因，已经不再担任慈善会会长的职务，不再像以往那样组织领导北京市的慈善工作了。但她依旧惦记着灾区的群众，惦记着需要帮助的人们，惦记着能给困难群体施与援手的慈善组织。

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也是那一年（2008年）农历春节的前夕，我还在北京市慈善协会见到过她。那一天，我跟随中华慈善总会范宝俊会长等总会的同志参加北京慈善会向易瑞沙受助患者发药的活动。

看到张会长那张总像映着艳丽晚霞的笑脸之前，我先听见了她那真诚又爽朗的笑声。

“我们又见面了！”张会长高兴地对我说，“瞧，我的头发全都白了。”她轻轻甩了一下依旧浓密的头发说，依旧笑着，依旧笑得那样轻松、那样友好、那样真诚、那样自信，依旧如晚霞般绚丽。我注视着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额头前面的头发的确都白了，可这并没有使她显得苍老、憔悴，却使她似乎更有风度了。

2006年5月我们曾一起到澳洲参加国际会议。那之后不很长的时间，我就听到她患病的消息。可眼前的她从精神上、气质上、行动上丝毫看不到病魔的哪怕一丁点痕迹。

她和范宝俊会长交谈，介绍北京市慈善工作，可谈的最多的却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帮助，其中也谈到了我们《慈善》杂志的支持。她说的不是客套话，因为她说了许多细节。细节是需要用心才能看到、用心才能记住的。这又一次认证了这位曾经的大学教师，曾经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个有心人，是心里总想着他人的有心人、好心人。

范会长一行到北京市慈善会参加向易瑞沙受助患者发药的活动，是因为北京市慈善会在这项全国性的救助项目中承担的任务最重，全国1/3的贫困肺癌患者在那里得到了救助，也得到了最好的服务。北京市慈善会在这项及其他慈善救助项目中，管理得十分科学、规范、细致、有创意。捐助者和受助者都十分满意。范会长一直计划着到那里学习，好好总结他们的经验。

我注意到张燕丽会长与那些患者的交流，我手中的镜头一直对着她们。那些患者都非常愿意听这位像大姐又像师长一样的慈善会长说话。他们静静地神情专注地听，写过太多悲哀的脸庞上不时会浮现出会心地微笑，浮现出得到慰藉、恢复自信、感受幸福的神态。他们也向张燕丽会长提问，张会长认真、仔细地倾听他们的每一句话。他们的每个问题都会得到满意的答案。张燕丽会长轻松且认真地对他们说自己也是一个癌症患者，她向他们介绍自己以怎样的心态对待这个可怕的疾病，怎样服药，怎样保养，还介绍药物知识。说话时，她时而凝神、时而微笑、并不时挥动变换的手势。我听着、看着、按动着快门，感觉我的镜头里仿佛是一个指挥家，正成功地指挥着一个庞大的乐队，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

这次活动结束，我离开北京市慈善会没多久，又听到看到张燕丽会长和北京市慈善会的同志们投入抗冰雪灾害，紧急开展慈善募捐、慈善救援的消息。

她可是身患重病的老人啊！

我常想，北京市有张燕丽这样的慈善会长，真是北京慈善事业的一件幸事。1994年我开始结识慈善、接触慈善、参与慈善时，北京市慈善会就已经成立了。那时，我特别注意来自北京的慈善信息，从中受益不少。然而，正当我对慈善事业的关注越来越迫切、投入越来越多的时候，来自北京的慈善信息却突然少了。原来北京市慈善会的何鲁丽会长调到国家机关担任领导，北京市慈善会会长空缺了。

过了好几年，大约是从2004年开始，我忽然发现北京的慈善活动异常活跃起来。不是一般的活跃，几乎每一个活动都很有影响力、都有创意、都有时代感、都有很好的社会效果。

比如2004年年末电影《天下无贼》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北京市慈善会就联合西影华谊电影发行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发行放映公司举办了《天下无贼》“爱心成就梦想首映式”新闻发布会与慈善晚宴。动员企业界、影视界、娱乐界等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慈善事业，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北京市慈善会组织的形式新颖、效果突出的慈善募捐、慈善救助从那时起一直接连不断。他们的慈善募捐数额急剧上升，非常成功地实施着五大品牌慈善项目。

那时，曾在北京农业大学当过教师、北京市农业局任过局长、党组书记，在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岗位上工作过的张燕丽已经是北京市慈善协会的会长。张燕丽会长已经在领导北京的慈善工作了。

张燕丽担任北京市慈善会会长之后，北京市的慈善工作有了飞快的令人瞩目的发展。许多人大概还会记得，2005年4月20日至5月21日一个月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先后三次到北京市慈善协会调研慈善事业的发展情况，刘淇书记不但看望了慈善会的工作人员，听取了张燕丽会长等慈善会同志们有关北京市慈善工作的汇报，与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座谈，畅谈慈善事业的发展大计，而且和张燕丽会长等慈善会的同志一起冒雨到乡村、街道、慈善医疗卡定点使用单位等最基层深入了解慈善事业在帮扶困难群众中所起到的作用，了解百姓的需求和愿望。刘淇书记的调研带来了北京慈善工作的新气象，表明了党和政府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决心。这次调研不久，北京市委常委会就有了“将共产党员献爱心捐助活动形成制度，每年集中举办一次”的指示精神。2006年“七一”前后，北京参加共产党员献爱心捐助活动的就增至6003个单位，666766名共产党员，还有55211名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捐款高达2940万元。往后的日子里，北京参与共产党员献爱心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人数逐年增加。除共产党员外，还有越来越多民主党派成员和普通群众参与捐献。“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现已成为北京慈善会社会募捐的一大品牌，成为首都慈善公益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对全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刘淇书记三次到北京慈善会深入且成效显著的调研不仅为首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机遇，也震动了全国慈善界，推动了全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据我所知，许多地方的慈善会都曾把刊载了这一消息的《慈善》杂志想方设法送给当地的市委书记，当地的市委、市政府也确实受此启发而更加关注、关心慈善事业，进一步加强了对本地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

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同志为什么能如此重视、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呢？我想，这与北京市慈善协会卓越的工作、显著的成绩，北京慈善事业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张燕丽会长主动积极争取党和政府关注支持领导的结果。

当时我就听说，北京市慈善协会很快就要换届了，已经70岁的张燕丽将不再担任北京市慈善会会长的职务了。我注意到北京市慈善会的同志们都为此感到遗憾，都恋恋不舍。北京市慈善会的同志们和他们的会长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在这样的会长领导下工作，他们既感到愉快又感到振奋，他们总是沉浸在和谐的氛围里，沉浸在成就感和幸福感当中。我看到慈善会的同志精心为他们的会长制作了一本影集。里面是张燕丽会长这些年来组织、领导、参与各种慈善活动时留下的影像。我打开这本影集，一页页仔细翻看，我看到的是一种亲密的融合，一种忘我的投入、一种冷静的思考、一种无私的奉献。

我想，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不会忘记张燕丽同志为北京和全国慈善事业所作的贡献。

我翻看着眼前那记录了阳光足迹的影集，忽然想起“斜日消残雨，红霞映晚村。画图开碧落，锦绮照衡门。”这赞美晚霞的诗句，眼前顿时呈现出在绚丽晚霞笼罩下的城市和乡村，出现了沐浴在绚丽晚霞之中幸福着的人们。晚霞带给人们的绚丽尽管是短暂的，但晚霞孕育了朝霞，而且绚丽的晚霞还会出现，每天都会在我们的世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