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学术评析*

2014-01-26侯酉娟侯如艳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4年3期

李楠，万芳△，侯酉娟，侯如艳

(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陈存仁(1908～1990)，原名陈承沅，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中医。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他曾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报刊《健康报》，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参与《国医文献》等杂志的编辑工作[2]，其编纂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为民国时期中药辞典类著作的重要代表。该书内容丰富，考据详实，又注重实用，便于检索，为读者所喜爱，仅民国期间便再版27次，畅销海内外，1956年后仍有翻印，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书中引用大量古代文献及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绘制彩色药图数百幅，极具文献与实用价值。

1 中医药科学化与辞典类著作之兴盛

民国时期，西方科技对中国之影响已极为深入，早期海外求学者倡导科学，从而使中国学术界出现众多变革[3]。在这一思潮影响下，传统中医药受到巨大冲击，以致酿成1929年“废除中医案”。中医药界奋起抗争，终于取得合法地位，但“中医药科学化”也从此成为中医药界不可回避的问题。

这一时期，中药作为研究对象，逐渐形成生药学、药理学、药物化学等不同的分支学科，传统本草学逐渐解体，中药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学科[4]。辞典类著作由此而兴盛，代替大型综合本草而成为中药学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药学大辞典》成书之前，已有《国药字典》、《中药大辞典》等数种中药辞典问世。较之传统本草著作，中药辞典具有几大特点:首先，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化与条理化，通过词条下条目的设置，将传统本草著作中混述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内容分门别类，有序排列;其次，注重当时科研成果的引用，绝大部分辞典均设有药物有效成分、生理效应等条目;第三，便于检索，通过建立索引系统或采用笔画、音序等编排体例，使读者便于查找所需内容。可见，中药辞典较传统本草著作在科研、学习、临床应用时都更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民国时期中药辞典类著作的大量出版，亦是历史需求的结果。

2 《中国药学大辞典》之学术评析

《中国药学大辞典》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中药工具书，收词目约4300条，汇集古今有关论说。陈存仁在《中国药学大辞典·编辑例言》中亦说:“(本书)完全以科学方法整理删选，分条纂述。所有旧有药学之上科学材料及近世化验发明之新学说，尽量采入，而以辞典之方式编纂而成，故名中国药学大辞典。[5]”

2.1 资料丰富

陈存仁于资料搜集方面极下功夫，在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之前，已留意相关资料的准备工作。据言:“余于七年前，对此整理中药文献工作，有深切之注意，日以搜集药料为乐事。积之三年，得参考书籍近二百种，药学上有价值之论文凡一百八十篇，药物标本凡五百余种。[5]”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编修辞典期间多次赴湖北、广东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拍摄大量照片，收集大量新鲜原株药材的标本及药材价目单。即如四川等地未能前往者，亦请友人代为搜集资料。该书参考清代以前本草著作170余种，民国时期各种中药书籍50余种，国外中药著作40余种，此外各种杂志报刊相关文献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是对民国以前中药资料的一次全面整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药图部分，唐《新修本草》首创药图以后，又有北宋嘉祐官修《图经本草》为最早的单行本中药图谱。自此图文并列的方法，成为中药学书籍的重要模式。陈存仁对于本书图画部分颇为注重，特意聘请两位绘图员绘制药图，为拍摄药物标本，又特地开办了一家照相馆，聘请两位摄影师。他将摄影、彩图与钢笔画3种药物图片结合使用，对于常用药品及重要药品绘为五彩图画，用三色版精印;次要药品及应以立体图形表示者，则以摄影为写真，用单色铜版印;比较冷僻而不常用之药品，则绘以钢笔画制成锌版，插入文字中，以便随时对照。对于个别药品，为详尽起见则彩图、摄影、画稿三者并见。正式出版时，书中彩图部分被单独编印为《中国药物标本图影》，但有所删节，颇为可惜。

2.2 实用性强

本书之实用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易于检索，使用方便;二是注重临床实际应用。检索系统为辞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出版的中药辞典多采用药名首字笔画排序，不列索引，或以目录为索引。以这种检索方式，想在320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中查找某药，恐非易事。部分中药辞典从实际应用出发，减少著作篇幅，仅收录常用中药，虽然便于检索，但亦损失大量宝贵信息。陈存仁则于书后列“检图索引”，此索引为查找书中药图所列，凡附药图者皆为常用药，因而通过仅有的9页篇幅索引，便可迅速检出常用中药400余种。这些药物已足以应付日常学习、临床之应用，可以说“检图索引”的编纂是中药辞典检索方案的一种新尝试。

在细节处理上陈存仁亦独具匠心。如中药别名为沟通交流之障碍，尤其在编写辞典时，既要全面罗列以便读者掌握，又要考虑篇幅与查阅方便，使读者易于检索。传统做法是在正名之下列有别名1项，但这样一来，如果读者需要检索某药，仅知别名不知正名，则无从入手。陈存仁“博考药品名目，取其流行较广意义较正者，定为药品主名。所有该药之学说理论详列于此主名之下，其余名目或为古籍别名，或为处方用名，一概另立子目，检查者如查得别名，皆须另查主名为准”。如丁香为正名，公丁香为别名，有关丁香的内容全部列于“丁香”条下，而另有“公丁香”条，仅说为“丁香之别名”，具体内容查阅“丁香”条即可，这样既节省篇幅又便于检索。

中药文献之整理研究，终究需为临床服务，陈存仁通过条目设置，突出本书的临床实用价值。此前辞典药下至多列10余条目，陈存仁则兼收各家，设常规条目近20条，内容涵盖古今中外各家学说，除“成分”、“效能”、“作用”、“主治”等中药辞典固有条目外，另列“处方用名”、“配合应用”、“用量”等，这些条目从临床实际应用着眼，颇具参考价值。又自创“张仲景之发明”一目，对张仲景用药详加阐释。如“桂枝一味，经张仲景之实验，认为主治冲逆，旁治奔豚头痛，发热恶风，汗出身痛等症，兹考证如下”[5]，后列含桂枝经方7条相互比较，以求明晰桂枝临床应用指征。

但陈存仁受当时中医药科学化风潮的影响，肯定中药的疗效与价值，反对阴阳五行等中医药理论。认为:“神农本经，记某药主治何症何症，均条列分明，试无不验者，在科学上确为极有价值之作。自后世掺入阴阳五行家言，以意向空论为理论根据，于是中医学术上大受浩劫，而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病。[5]”将阴阳五行学说视为“意向空论”，甚至是中医学术“浩劫”之原因显然不够客观，亦是其历史局限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