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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性考核促进了官员的减排激励吗

2014-01-23袁凯华李后建林章悦

当代经济科学 2014年6期
关键词:污染考核环境

袁凯华,李后建,林章悦

(1.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厦门361005;2.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25014;3.天津财经大学中国滨海金融协同创新中心,天津300222)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被世人称为“增长的奇迹”。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给予了很好的经济学解释。然而,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却在中国短短30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根据国家环境规划院的估算,中国2004-2010年间环境退化成本的增速已达13.7%,远超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如何有效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两难冲突、提升环境治理激励、避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弊端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面临紧迫的环境问题,继2007年首次将SO2(二氧化硫)与COD(化学需氧量)列为约束性考核目标之后,中央政府进一步将NOX(氮氧化物)、NO2(二氧化氮)列入“十二五”规划的约束范围,以走出当前的污染困境。同样针对环境问题,理论界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最早的污染假说将环境问题视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Meadows et al.,1972)[1]。为了进一步对罗马俱乐部假说进行修正说明,Grossman&Krueger(1995)提出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2],成为不少学者实证研究的起点。但是,当形态设定过于简单的EKC曲线与复杂的国内减排情形相遇时,其稳定性颇受质疑。包群与彭水军(2006)[3]虽然利用 1996 -2000(“九五”期间)的省际面板数据,论证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在工业粉尘、烟尘以及二氧化硫层面的合理性;但是当面板数据扩展到2002年(“十五”期间)时,二氧化硫与工业粉尘的排放总量却呈现出N型转变(彭水军与包群,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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