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药市一千年

2014-01-23唐廷猷

中国现代中药 2014年8期

关键词：药商药材成都

唐廷猷

(四川省中药学校，四川峨眉山 614201)

中药文化

古今药市一千年

唐廷猷

(四川省中药学校，四川峨眉山 614201)

广义药市是指中药材交易常年市场。本文是狭义药市，是指在中药材集散地形成的定期、大型药材交流会，兴起于中唐大中十三年(859年)蜀地梓州，唐末传到成都。宋代成都药市地位大提高，形成官、商、民共庆局面。元代四川药市消亡，但元末成都药市有短暂恢复。明初禹州、百泉药市兴起，明末樟树、祁州、大理药市有较大发展。民国后期药市向六大城市转移，转变为常年药市。新中国成立后，樟树、百泉、安国药市发展到极盛，改革开放传统药市遇到挑战，实行与时俱进，步入改革转型新时期。

梓州药市；成都药市；四大药市；地区药市；传统药市；改革转型

广义药市是指中药材交易常年市场。本文是狭义药市，是指在中药材集散地形成的定期、大型药材交流会。会期，各地药商集中带货赶来参与交易。会期结束，外地药商载货而去，驻地药商恢复常态经营。药市的形成，是庙会与药材交易的紧密结合，兴起于中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历经五代、宋、元、明、清、民国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达到1 150余年。药市开始规模很小，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在整个药业经营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1 古代药市

1.1 中唐时期蜀地梓州药市最早兴起

最早的药市，出现于中唐时期的蜀地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南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卷36《置药市》条记载：“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元子，大中十三年(859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元龙池中，货其所赍之药，川俗因谓之药市。递明而散。逮国朝天圣中，燕龙图肃知郡事，又展为三日，至十一日而罢。药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1]

这段话是说：唐朝王昌遇，梓州人，道士，法号元子，唐宣宗大中13年9月9日升天成仙。从那时以来，天下卖药人都在9月初汇集梓州城。8日夜，在州院街易元庙庭院中，出售所带来的药物，四川习俗称为药市。交易直到天亮才结束散去。到本朝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年)，龙图阁学士燕肃任知州时，又延长至3天，到11日结束。药市的兴起，是从唐朝王昌遇去世时开始的。

王昌遇生平不详，大概是易元庙(在三台县城关镇书院街，解放初尚存)中一位精通医药的道家。梓州城筑于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左带涪水，右挟中江，陆路北通京城长安，西南连接蜀府成都，涪江由川北向川东南流，中经梓州在合州入嘉陵江通长江，居水陆之要冲。唐时，梓州属剑南道，已发展为丝织业中心之一，盐业、冶铜业、药业也很发达，有6万户30万人口，是仅次于成都的“蜀川巨镇”。贞观十年(636年)，孙思邈入蜀考察到过梓州，并为梓州刺史李文博治消渴病。至德二年(757年)和大历二年(767年)，剑南道先后分为剑南东西两道、剑南东西两川后，梓州是剑南东道、剑南东川官署所在地。除这些深层次的经济、行政因素外，梓州药市形成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纪念易元庙道士王昌遇。这是由于鼓吹长生成仙的道教，被唐朝皇帝们尊崇，名道士更受崇敬。民间亦然。可能是在平常易元庙会药材交易中，王昌遇在当地及川蜀内外药商中有很高声望，故在他成仙之日，各地药商汇集梓州悼念，希望仙友保佑自己终生平安发财，并借此机会彼此开展药材交易。以后传习，形成一年一度的“药市”，实现了中药材流通。

梓州药市创举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药材生产与流通，对当地医药经济发展更是一种有力促进。所以，这种定期药市的市场形式，很快为成都府效法，后来逐渐推向全国，清末民初达到鼎盛，成为药材批发交易的重要市场。全国性的百泉、樟树、祁州三大药市，都是在这种庙会基础上形成的。

1.2 唐末五代成都兴起药市

宋人祝穆地理书《方舆胜览》卷51记载，唐末僖宗时成都已有药市。他说：“成都，古蚕丛氏之囯，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日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

大慈寺始建于唐肃宗至德年间(756～758年)，由唐玄宗天宝十五(756年)敕令修建。这年7月，唐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带了1300名禁卫军官兵和妃嫔宫女逃到成都。玄宗目睹僧人大慈大悲施粥济贫，内心感动，遂令在城东建大慈寺。后来大慈寺逐渐扩大，成为成都最著名的佛教寺庙和文化游乐场所。

此时成都出现药市，一是受梓州药市影响，二是唐末天下大乱，全国来蜀避难、经商者日众。成都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以致成都医家昝殷，此时写出了中国首部妇产科专著《经效产宝》三卷，用方371首。成都需用药材大增，全国也需要蜀地药材，刺激成都药市兴起。

五代时，以成都为京城的两蜀国，有今四川、重庆、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和湖北西部的广大地区。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十分发达。后蜀第二任国君孟昶(919～965年)喜好方药，他的母后生病，屡更太医不效，遂自制方药进之获愈。孟昶兴趣更加浓厚，以致群臣有疾，也亲召诊视，医官们都佩服其效很神。对医药的兴趣，使孟昶常去大慈寺药市巡视。他见药材甚多，交易甚旺，令征药税；又令翰林学士韩保昇等修《蜀本草》。

1.3 宋代成都药市地位大提高

宋代成都药市进入一个新阶段，官员参与观市，与商、民共庆成为传统。药市举办地，发展到大慈寺和玉局观两处。市期由原9月9日1天延长到3～5天。大慈寺和玉局观药市具有庙会性质，虽有百货汇集，但药材是主要交易商品。不少宋人著作有明确记载。这些记载涉及成都府和益州两个政区名。

唐宋成都的政区建制，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改蜀郡为成都府。北宋宋太宗淳化五年(997年)至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又改成都府为益州。后又还府。庆历年间(1041～1048年)，任益州知州的田况喜游乐，写有24首遨游诗，其中一首名《重阳日州南门药市》，诗名说出了药市地点在成都南门外玉局观前空地。其诗有两句道：“成都府门重阳市，远近凑集争赍欣”，“但喜见民药货售，归助农业増耡芟(锄头和镰刀)”，反映了药市盛况和父母官的期望。

玉局观是成都南门外著名的道教庙宇。故址在今城南上莲池街。东汉名玉局治，是道教二十四治(活动区域)之一。唐玄宗开元中重修殿宇，改名玉局化，意为道教教化世人之地。五代至宋沿袭。元时改名玉局观并毀于战火。明人易址城北重建。清代又毁重建，故址在今城北荷花池地段。昔今已不存。

北宋文史学家宋祁(998～1061年)，嘉佑二年(1057年)也在成都任益州知州。他在所著《益部方物略记》中说：“成都九月九日药市……，芎与大黄如积，香溢于廛(存放地方)，……今医家最贵川芎、川大黄。”[2]

《岁时广记》卷36《吸药气》条则记载较详：“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为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3]

大意是说：“成都9月9日举办药市。早晨，全川所出药材及珍稀之物和卖药人，全都集中在市场上。成都帅守举杯祝贺开市，使大家都很高兴。他还另外设酒欢迎前来参加药市交易的同道之人。这天一早，官员们和老百姓都到药市中来进行深呼吸，相传吸进药气可以治病，令人健康安宁。”

这种官、商、民共庆，大家都来吸药气愈疾场面，反映药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地位有很大提高。这举杯祝贺开市的帅守，应是喜欢热闹、写重阳日药市诗的益州知州田况。

政和(1111～1118年)进士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9记载：益州药市“四远皆集，其药物多，品甚众，凡三日而罢”。[4]

成书于绍兴三年(1133年)的《鸡肋篇》作者庄季裕，喜旅行，他在该书卷上中说，他在成都看到了重九药市：成都“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皆步行以阅。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酒器)，容数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5]“五门”是成都外城墙西南城门楼——得贤楼的别称，在玉局观前不远，因楼下开有五道城门得名。城楼巍峨华丽，城门内外是繁华的商业区和游览地。时1斛为10斗，1斗合今6.64 kg，则1斛为66.4 kg，数十斛则有上吨之量。五门设酒，证实了陈元靓成都药市帅守置酒迎宾记载。

南宋时，成都药市仍有大慈寺和玉局观两处，而且大慈寺药市一年两次开市。药市中有进口的人参、犀角和香药，还有值1 000文1粒的高档成药出售。《铁围山丛谈》卷6记录了此药的畅销原因及销售盛况：“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端午节别称，5月5日)、重阳(9月9日)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

宋时大慈寺，随成都城市扩大位置已在城中偏东。经过不断扩建，不仅有96院、殿阁房舍8 000余间，而且寺内宽敞，早已脫离单一的佛事活动，发展为集购物、书画、算命、医药、歺饮、休闲、杂技、游乐于一体的多功能场地，是士庶最喜欢的游览之地。名贵的解毒丸，是放在寺庙房间内售卖，药商用叫卖广告招览顾客，在窗口处收钱、发药。明代大慈寺两毀于火。今庙为清代重建。

宋代药市虽在大慈寺中举行，且有成药出售。但是，真正的药市是以药材商品为主，品种多、数量大、灰渣重，进出运输，车水马龙，需要有像玉局观药市那样的广阔户外空间。所以，喜好医药的诗人陆游(1125～1210年)在成都为官时，常去两处药市察看，他在《老学庵笔记》卷6中对比说：“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6]

成都药市发展，促进了四川优质药材国内销售并得到认可。有文献记载，陕辅、闽、浙的民间药商，两浙西路的官营药业“济民药局”，都到四川采购药材。最名显证据是：京城临安出现专卖四川两广药材的“川广生药市”[7]；官药局成药标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有人统计使用“川”、“巴”字头作药材处方名的，有川芎、川大黄、川乌、川当归、川羌活、川楝子、川牛膝、川姜黄、川椒、川干姜、川朴硝、川常山、川郁金、巴豆和巴戟天15种，官修《太平圣惠方》中还有川升麻等[8]。这对后世“道地药材”概念形成起了直接作用。

之所以说宋代成都药市地位大提高，是缘于朝廷对商业和商人看法，在宋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春秋至唐，统治者都认为，农耕和战争是国家两件根本大事，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还认为商人是只知逐利的小人，因而政治地位十分低下。

秦朝建立之初，迁各地富商12万户到咸阳进行监视。汉高祖八年，刘邦下贱商令，《史记·平准书》记为：“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即使他们经济遭困境，人格受侮辱。以后又规定：商人不得携带自卫兵器，不得为官，不准购买土地，买的奴婢要释放，必须“入市籍”以便管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城市市场上卖货的小商人，必须穿特殊的服装、戴特殊的头巾，用白布贴在额头上，上写所卖商品名称和自己姓名，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以示与一般人不同。社会上有身份的人，不但不做小商人，而且不愿住在商业区附近，认为有失身份[9]。唐朝时，也不准商人及其子辈入仕为官，严格限制商业活动场地和时间，认为市场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是市井小人汇聚之地，不准五品以上官员入市。宋代商人地位有了提高，允许子辈科举入仕，外贸招商使朝廷赢利巨大的商人，还可获得赏赐官职以示褒奖。

由于北宋成都政区有府与州的变换，南宋文人遂将成都知府、知州都称为帅守或知府，是府州内最高军政长官，恰为正五品。帅守不但入市，还主持开市，设酒欢迎入市交易的药商同道，说明抑商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实际上在此之前，抑商政策已有变化。唐朝后期宰相刘晏(718～780年)，早已在长安入市到了一家药铺。刘晏不是一般宰相，而是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著名理财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刘晏和籴》中说：刘晏掌管国家财政，几百里外物价高低当天就知道了。刘晏入市到一家药铺，不是去买药或寻仙，而是进行药品市场调查。

使抑商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原因，是唐末五代国内分裂战乱，农业遭受破坏，朝廷收入严重不足，国家需要发展商业来搞活流通，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最高长官亲临现场参与促商活动，自然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1.4 蒙宋战争四川药市消亡与元末短期恢复

1234年，蒙古联合南宋灭金，也揭开了蒙宋战争序幕，四川成为重要战场。1251年，元宪宗蒙哥汗继帝位，确立先取巴蜀，再顺长江而下，直取江南的战略决策。随即派兵从北入川，又派其弟忽必烈征大理，对四川进行南北夹击，四川丢失大量城池。1258年，蒙哥汗亲率大军入川，遭遇宋军顽强抵抗，次年，战死在川东合州钓鱼城下。1276年，元军攻克临安，朝廷下令在川宋军投降，南宋亡。1279年，元军平定四川。宋蒙在四川战争持续44年之久，蜀人惨遭杀戮，人口由南宋时260万户锐减至12万户，四川经济文化受到毁灭性破坏，梓州药市、成都药市已不复存在。

元朝统治四川83年，虽有湖广、江西、河南等省人民迁入——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铁穆耳，也诏令成都路置惠民药局，但成都被元军三次屠城，140万军民被杀变为空城，药市仍未能恢复。直到元朝后期元惠宗(顺帝)时，成都于至正(1341～1370年)四年二月正式设立惠民药局，成都药市才有短期恢复，药市地点仍在城南玉局观。

至正进士、史学家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记载：“九月九日玉局观药市，宴监司宾僚于旧宣诏堂，晚饮于五门，凡二日，官为幕帟棚屋，以事游观。[10]”继承了宋代官员观市传统。不久，全国暴发反元红巾军大起义。1361年，红巾军明玉珍部攻占成都，恢复了十几年的成都药市又告停止。

进入明清，明朝前期四川经济、人口和药业有较快发展。《本草品汇精要》记载的川产道地药材有羌活、独活、升麻、芎、巴戟天、郁金、大黄、附子、厚朴等47种，药材远销到东北地区。但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百姓赋税加重，农民起义不断。尤其是明末清初60年战乱，以及康熙年间，清朝在四川平定“三藩之乱”的吴三桂大军，四川人口死亡和逃离者十有八九，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清初又进行“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而且持续一二百年。至乾隆时，四川经济、人口虽有很大恢复发展，但一年一度的药市交易始终未能恢复。因为这时，南北四大药市——禹州、百泉、樟树、祁州药市已经发展起来。

1.5 朱元璋促进药市发展与明清四大药市

药市在唐代出现，宋代传承，到明代经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才发展到参与药商更多更广的新阶段，全国已出现禹州、百泉、樟树、祁州四大药市。

禹州药市兴起于洪武元年(1368年)。这年，朱元璋诏令全国药商到药材贸易繁盛的禹州集结交易。各地药商纷纷响应，从此每年三月举行定期药市交流药材。明末,各地药商陆续在禹州建房驻地经营，业务规模逐渐扩大。例如，德兴茂为中等药商，年进出药材达6 000余件。禹州初步形成全国市场。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禹州知州刘国需在城南街新建药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禹州药业建行业组织“药商会”，药市发展到鼎盛期，每年春秋冬三次举办药市交易，除国内众多药帮——药行帮、药棚帮、甘草帮、党参帮、茯苓帮、宁波帮、四川帮、江西帮、怀庆帮、老河口帮、祁州帮、汉帮、广帮十三帮外，还有高丽、蒙古、西洋、南洋药商参加。时禹州药户达400余家，城内居民十之七八以此为业。禹州药市还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骡马商贩见禹州三月药市交易兴旺，也赶来开展交易，形成禹州独特的骡马、药材交流会同时举行盛况。二是会期夜幕降临，大街小巷，店铺门前，张灯结彩，各行店职员，手提灯笼，走街窜巷招揽生意，形成与药市相伴的灯节，增添了药市喜庆气氛。[11]

百泉药市兴起于洪武八年(1375年)。与这年四月八日(传说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日)朱元璋到百泉卫源庙祭祀有直接关系。卫源庙为隋代所建，供奉卫源河神，后每年4月8日有祭神庙会。清乾隆四十三年，山西闻喜县珍珠商行在庙拜亭东南石柱上刻文，记录了明太祖这次祭祀及其旨令：“明洪武八年，御祭于四月八日，令起大会，以振神功……。[12]”在此前后几日，形成更大庙会及其市场，大宗太行山药材及外地药材入市交易。清代百泉建药王庙后，药市更加繁荣，发展为国之“中原药都”。在禹州、百泉药市的带动下，其他地区药市亦快步发展。

樟树自南宋时已有九月药市，昔情况不详。明初建三皇宫后，形成更大庙市。清初又改原有的药师寺为药王庙，并换供孙思邈。每年农历4月28日举行庙会交易药材。后发展为国之“南方药都”。

祁州在明代万历前已有较大庙市，不少外地药商参与交易。万历年间，八省药商3次出资维修药王庙，每年清明节举行一次庙会进行药材交易。到清代雍正年间，每年举行两次庙会交易药材。春季庙会4月4日至28日，冬季庙会10月15日到12月1日。道光以后，有全国13帮药商汇此交易，祁州发展成为国之“北方药都”。

1.6 民族地区云南大理药市

云南大理观音寺，每年农历3月15日(传说观音在大理传教离开之日)至19日，在城西点苍山麓举行庙会。庙会有传统的赛马、射箭、歌舞等文体活动和盛大的物资交流，称为“三月街”、“观音市”。相传起自中唐时期。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崇祯十二年(1639年)游大理时，正逢街期。他在《徐霞客游记·卷八》中记录了当时盛况：“由西门向西一里半，入演武场，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时男女杂沓，交臂不辨”，“十三省物无不至”，“观场中诸物，多药，多毡布及铜器、木具……。[13]”明代全国划为十三省，药材列为十三省物之首，可见上市药材来路广、品种多。但因大理地理位置偏西南边陲，交通不便，只能成为地区药市。

2 民国药市从极盛到衰落

进入民国，军伐混战使禹州药市迅速衰落。而民国前期，祁州、百泉、樟树、大理药市发展到极盛。抗战曝发后，由于日军的军事占领，各地药市也迅速衰落。下面以祁州药市为例加以说明。

1913年，祁州改名安国县。安国药市，1922年牙纪局在春、秋庙会期间，征收1%的药材出境税，即征得53万银元。1925～1932年，是最繁荣时期，每年平均进货总量约8 100万斤，营业额2500万银元[14]。1927年，到庙会交易的外地药商有1 610户、7 395人，本地药商450户、5 100人。蒙古、日本、朝鲜、俄罗斯及香港、南洋等地，也有药商赶来参加。交易药材除国产者外，还有印度牛黄、印尼血竭、越南犀角、朝鲜人参、美国花旗参、日本东洋参及梅花脑等国外药材，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际药材交易市场。1936年，生药学家赵燏黄调查后写道：“祁州为从来南北药材集散地之一大市场，而尤以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之松潘，以及满蒙产品最为完备。其产品出之于四川及长江流域各省者，则由平汉与京浦两路而达，出于闽、广、滇、黔等省者，则由水路经天津而达。故祁州之药材，实可称全国药材汇总之地，药商辐辏(集中)之区也。……祁州至南关，药市喧阗，药气熏天，熙来攘往。”

1938年，地处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安国，三次被日军攻占。药户大部逃迁天津、北平及东北的大城市，仅存80余户。1940年，日伪华北政务当局想“复兴”祁州药市，确定农历4月14日和11月15日举行药王庙会。也采取了诸如成立复兴药业委员会、整修药王庙、增开商市、扩大宣传、优惠食宿、减免税收、确保安全等措施。甚至日本侵华陆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伙同伪河北省主席，亲自到药王庙祭拜，响应药商也寥寥无几。1944年，安国药业也只有104户，全国药都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百泉、樟树药市也因公路、铁路修筑、日军占领和大城市人口剧增等原因，失去昔日地位。全国药材高级市场，已逐渐转移到沿海的天津、上海、广州和内地的汉口、重庆、西安六大城市。庙会性质的定期药市已不复存在，全部转化为常年药市。

大理药市受“战争经济”影响以后规模更大，民国前期药材上市量，占云南全省年上市量的一半以上。[15]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10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大理成为后勤指挥保障中心和大兵营。三月街停办，药市自然消失。

3 当代药材交流会

3.1 继承传统药市的当代药材交流会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庙会和旧的行业组织不复存在，药材批发业务纳入国营药材公司计划调拨之内，传统庙会形式的定期药材交易市场自然消失。

1957年，国务院明确药材生产由经营部门负责。1958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中国药材公司报请，建立百泉、樟树、安国三个全国药材交流会，任务是分别落实国家通过各地各级药材公司制定的药材生产调拨计划。分工是：百泉会3月份召开落实上半年计划；樟树会10月份召开落实下半年计划；安国会11月份召开，落实每年调整生产计划带来的购销余缺。1966年，文化大革命使三大会停止，直到1980年才恢复。此时为改革开放之初，出现各级药材公司都举办不定期的大中小型药交会，发请帖邀请同仁赴会，如峨眉县中药材公司6次举办全国药交会，多时有20余省千余人赴会。各地药交会泛滥，导致伪劣药品增加，国家市场受到冲击。后国家药管部门重申：百泉、樟树、安国三大会是国家级药材交流会，由国务院批准、国家医药管理部门委托当地政府举办，各地药交会应从严管控。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百泉、樟树、安国三大会，成为全国医药工商企业的重要市场，每年成交额各会都在10亿元左右。参与三大会的各级药材公司，会前制定出当年购销计划，会期临近，由业务经理带领几乎全体业务人员提前出发。拥挤的火车，不少人睡在座位下过夜。到达目的地后，入驻宾舘或租用民房为大本营，自办伙食，像参加一次重大战役。交易方式，由过去的现货交易变为合同调拨。参与交易者，扩大到国有、集体、合资医药工商企业的代表和个体药商，还有来自港澳台及五大洲的商人和朋友，人数多时超过万人。会场热闹非凡：巨大的会标，高悬的彩球，众多的摊位，以及各种样品、广告、商标、印刷品及音响宣传，充斥会场内外及整个城镇。现代通讯使市场信息更为灵通，交易规模、效率、数量及服务都远超历史。例如，1992年百泉会，参会达2万人，成交金额15亿元。参完三大会的各级公司，一般都能完成当年七八成购销计划，余者则由常年经营消化，如派人到产地采购，上门去用户推销，公司间换货调剂等。

较为有名的地方性药交会，首推安徽亳州。自1985年以来，亳州每年都在华佗生日9月6日举办大型交流会，历时6天，应邀者来自全国各地。1991年以前，每次成交额都在2亿元以上。以后十余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药材集团公司、中国中药协会和安徽省政府、亳州市政府共同努力下，亳州药业获得巨大发展，亳州药材交流会已发展为国家级的大型交易会，安国、百泉、樟树三大会地位有了明显下降。

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药市云南大理三月街，1991年被大理州政府加定为民族节，合称三月街民族节。7天街期，海内外客商纷至沓来，观看盛大的民族文体表演，参与丰富的山货物资交流。2012年三月街民族节，药市中除传统地产药材云木香、桔梗、猪苓、白及、黄精、续断等以外，新发展的弥度县太子参、云龙县滇重楼成为后起之秀受到重视。

3.2 传统药市面临挑战

世纪之交前后十来年，各地药材专业市场增多，上门供货服务普遍，市场价格变化快，电子商务平台出现与功能不断完善，企业购销节奏加快，很多药企改制后变成股份制企业或私人企业，更多药企直接走向产地，一些药企还建立自己的中药材GAP原料药材种植基地，这些变化，导致流传上千年的药材交流会日渐式微，成交量显著下降，传统定期药市交流会市场形式处于危机之中。例如，到2009年之前，百泉会基本消失，樟树会、安国会参与者也寥寥无几。

为了扭转颓势，2006年2月15日亳州药市开市之日，主办方邀请北京同仁堂敲响开市钟声，以期恢复过去的传统，聚集人气，重振药市，但效果并不明显。四大药市主办方都认识到，药材市场必须深化改革，探索转型新路，实现与时俱进，才是重振药交会昔日雄风的良策。

3.3 传统药市改革转型

2009年6月5日，中国中医药报报道，亳州市政府已提出了转型改革方案：2009～2011年，将加快构建亳州中医药、文化旅游、医疗保健三大产业体系，尽快把亳州打造成为特色突出、文化厚重、涵盖广泛、产业发达的“养生之都”，成为集养生、度假、休闲、购物、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区和世界著名的养生保健旅游目的地。规划建设中药材观光购物旅游区、中华药都养生园、华佗养生广场、养生文化体验馆，以及养生旅游购物一条街、养生药膳一条街、养生洗浴保健一条街、养颜美容一条街。亳州的创举，为传统药市改革转型提供了新视野。

安国、樟树药交会也进行了大胆改革：实行省、市政府合办；新建了会展中心、露天药材展棚、药都广场、药都博物馆等硬件设施；交流内容突破单一的中药材，增加了药材生片、中西成药、保健品、医药合作及招商引资项目。药交会又呈现出新的活力。2011年，樟树举办第42届全囯药材药品交易会，参会药企500余家，参展品种上千个，成交额26亿元，签约项目20个，投资金额31.61亿元。全囯名贵道地药材和胶类药品集中参会，是其显著特色。百泉药市，则于2004年由民营企业家接管。不久，亳州进行了调整，将中药材交易会与中医药博览会相结合，将单一药材交易与招商引资相结合。2013年9月8日至10日，亳州药市举办中医药博览会暨29届全国中药材交易会，药材经贸签约46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更为重要的是，以中药材天地网、药通网、康美中药网为代表的网上电子商务平台，已囊括了全国80%以上的中药企业和药商。以中药材天地网为例，每天全国有近5万从业者点击或使用了该网上平台进行交易，这是传统药市无法企及的。中药材电子商务平台，正日益成为新时代“大药市”，成为现代中药材贸易流通的重要支撑。

[1]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M].卷36.置药市.见:翦伯赞，郑天挺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M].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93.

[2] 宋·宋祁. 益部方物略记·成都药市.见: 清·陈梦雷编纂，蒋廷锡校订. 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145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成都: 巴蜀书社,1985:66307.

[3]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36·吸药气.见：翦伯赞，郑天挺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M].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93.

[4] 宋·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卷59.益州药市. 见: 陶御风, 朱邦贤, 洪丕谟. 历代笔记医事别录[M]. 天津: 天津科技出版社,1988:19.

[5] 宋·庄季裕. 鸡肋篇·成都重九药市. 见: 马继兴. 宋代的民营药商. 中国药学杂志[J],1992增刋:3.

[6]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成都药市.见: 陶御风, 朱邦贤, 洪丕谟. 历代笔记医事别录[M]. 天津: 天津科技出版社,1988:19.

[7]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8.

[8] 唐廷猷. 中国药业史[M].第3版.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120.

[9] 韩泰伦主编. 新二十五史[M].第4卷.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2228.

[10] 清·傅崇矩.成都通览·元朝之成都岁华纪丽谱[M].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99.

[11] 曹继华.王正益.周军. 药材圣地小禹州[A]; 侯士良. 著名药城禹县[A]. 见: 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学会编. 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编论文集(上集)[C]. 樟树: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第三届药学史会议, 1987:8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