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100165)

从国民性到民族性：北伐后民族性概念的建构

李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100165)

北伐战争后，中华民国进入民族国家构建时期。这一背景下，社会语境发生较大变化，作为现代国家主体的国民开始让位于民族国家构建基础的民族。原本界限并不清晰的国民性概念与民族性概念逐渐发生分化，且民族性概念愈来愈成为描述中华民族、塑造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概念。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民族性概念继承了“天下”概念的主要内容，并成为民族本真性的重要载体。

民族性；国民性；北伐战争；民族认同；抗日战争

1916年，笔名为实存的作者在《民铎》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国民性概念与民族性概念并不相同。前者所适用的范畴是一国之国民，后者则适用于一个民族。其后，两概念使用上的交替与兴衰，代表了社会语境的变化，以及时人对于国家前景的不同期望。两概念虽能指不同，然而所指却越来越趋于同化。其区别也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多数论者都将民族性概念与国民性概念混同使用。有论者虽意识到两概念的不同，但也多从语义角度分析，而忽视了两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嬗变。①笔者认为，国民性概念与民族性概念在近代历史上各有其独特的运动轨迹及语义演变的历史，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甚至话语形态的交锋。本文力图展现民族性概念的发展轨迹，并通过考察北伐后，特别是抗战时期，时人对民族性概念与国民性概念的取舍之中，所展现的概念与社会语境、政治选择上的互动关系。此外，通过探究国民性与民族性之间概念的转换，考察这一概念的转向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

一、民族性概念溯源

民族性概念的溯源，关键是对民族概念的溯源。“民族”一词并非纯舶来词汇，其在中文典籍中实则古已有之，然而最早出现于何时则尚未有定论。有论者认为，“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中。[1]或有论者认为，“民族”一词最早应见于《南齐书》。[2]

对于近代“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学界也尚无定论。彭英明认为，近代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应为王韬。[3]黄兴涛则认为，“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郭士立发表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之《约书亚降迦南国》。然而，细察这里使用的“民族”一词，则难以证明其区别于古籍中所使用的“民族”一词而具备了近代意义。单纯具有种族含义的“民族”概念，能否将其与传统范畴区别开来是需要存疑的。[4]

笔者通过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发现，孙宝瑄在其日记中曾多次使用“民族”一词，且具有明确的近代含义。1901年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了其在阅读的美国伯盖司所著的《政治学》，“专论民族国家政治之美称，……此为余素所未闻，又云民族国家之说足以破大同之说。”[5](328)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又再次写到：“美国伯盖司政治学云，人类有生之初，惟能建立民族国家而已，待民族国家，遍播全球，而后世界国家或有发现之一日。”[5](427)

由上述内容来看，孙宝瑄所使用的民族概念已摆脱了传统的种族论述，且认为民族与组成国家之国民是基本重合的，而“按照国民国家理论的思想框架，将‘民族’与‘国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4]而日本在翻译nation一词的时候，也首先是从“国民”角度进行理解的，且明治前半期尚未形成现在所使用的民族概念。这也可以看出，中文“民族”一词实受日本影响甚深。值得注意的是，孙宝瑄所阅读之《政治学》是由译书汇编社所翻译。译书汇编社是清末留日学生最早创建的翻译出版团体，1900年成立于东京，并在上海设有发行所。孙宝瑄所读之《政治学》便是刊登在《译书汇编》创刊号的日文书籍。而大部分国人可能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新概念、新名词。

笔者在此并不试图为近代“民族”概念的出现寻找一准确的上限，而是旨在通过辨明民族概念的早期轨迹，由此讨论民族性概念之源头。由上文所论可知，中文“民族”一词深受日语影响。而与之关系极其密切的民族性概念，也无法摆脱日语的影响。

据笔者所见，“民族性”一词较早出现在1916年的《国民性篇》一文中。该文作者认为，应辨明国民性与民族性之不同，“普遍于国民者，曰国民性，普遍于一民族者，曰民族性”，且认为“国民性与民族性乃缘之而异，大都民族之根本性为其国性国民性之根本要素。然民族性强而国民性未必强”。[6]1917年《东方杂志》刊载了《中国民族性论》一文，该文由章锡琛译自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作者主要从地理、历史、文化等角度分析了中国民族性的形成及其内容。[7]由此看来，国人至少在1916年便已使用“民族性”一词，并已基本熟悉了这一概念范畴。

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检索，1928年前以“民族性”为题的文章较少，且包含译文。其中，谢晋青《日本民族性底研究》一文对民族性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谢晋青认为，民族性与人种有所不同，“民族性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关于动作诸表现，都是不可捉摸的”。[8]可以看出，谢晋青对民族性概念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对于其研究内容做了初步的界定。有趣的是，这一研究同样与日本有着密切联系。

统观1928年前的民族性研究文章，其中有3篇刊登于《东方杂志》，且分别发表于1920年前后，分别为：《日本民族性底研究》《中国民族性论》及《朝鲜之民族性》。其中，《中国民族性论》一文所论范围虽与“国民性”内容相似，然而，两者对待具体内容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比如，章文认为，具备卑弱、耐久、务实的特质，“中国民族必能永久存在，且大有发展之望，可断言也”。[7]同是这三个特点，在国民性范畴之下，所得之评价则完全不同。梁启超便认为，国人以“柔弱为善人”是中国积弱之溯源，“此误尽天下之言也。夫人而至于唾面自干，天下之顽钝无耻，孰过是焉”。[9](25)傅斯年则批判国人好行小慧，进而批判国人“心气薄弱”，“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10]

这三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正处于东西文化论战期间，杂志刊登这3篇文章，尤其是《中国民族性论》一文，不免有“扯虎皮，拉大旗”之感。杜亚泉于《中国民族性论》同期，发表了《中国人果惰乎》一文，对国民性概念下对于中国人形象的描述提出了异议。尽管，此时正处于国民性改造热潮之中，但以杜亚泉为首的东方文化派似乎试图确立一个不同于国民性的概念范畴。他们通过使用民族性概念，以区别于国民性概念。当然，这一时期民族性概念与国民性概念还不能判然两分，两者之间有不少的相似和暧昧之处。而且处于国民性改造思潮之下，民族性概念的出现多少有些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期望之下，与民族概念密切相关的民族性概念显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二、北伐前后社会语境的转向

学界对于第二次北伐过程的研究已较为充分，而对北伐与当时社会之间的互动影响研究则较少。②就笔者看来，北伐统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社会语境发生转向，进而对国民性概念向民族性概念的转向产生影响。1928年12月“东北易帜”，中华民国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尽管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却对近代中国进一步向民族国家过渡影响巨大。

北伐战争在开始之时，国民党便以反帝及统一为口号，以民族主义相号召。而实际上，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北伐前便酝酿已久。巴黎和会的失败引发了新文化运动的转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再次被引爆。特别是欧战后，西方迷思某种程度上的破产，使得部分学人开始反思“趋新”，③并重拾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与此同时，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十月革命的映衬下特具魅力。列宁所宣传的民族革命理论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北伐战争脱离了军阀混战的叙事，被纳入到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叙述中来，同时也被赋予了向世界革命转化的任务，北伐不仅要实现民族解放，同时也要完成世界革命。[11]此外，威尔逊所提出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巴黎和会虽然归于失败，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国人的失望情绪又从另一面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巨大号召力。在“国民”淡出“民族”凸显的背景之下，任何给予弱小民族以反抗正当性的西方理论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北伐之中，国共双方从各自角度论证和宣传了北伐的正当性，及其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北伐胜利，中华民族就得救了，世界弱小民族也就得救了；北伐失败，结果正是一个反比例”。[12]民族话语在宣讲中得到放大，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北伐后社会语境的转换。

北伐时期，蒋介石在各种场合一再阐发“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内容。他认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才能完成民族革命，才能“排除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种种侵略压迫”。[13](251)从一般舆论来看，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使得北伐后的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皆因“中国民族在近三年来所得之教训与经验，其深切广大，殆五千年来所未经。……此诚国家多难之时，而亦未尝非吾族之厚幸也”。[14]民族国家欲求得独立则必须推翻帝国主义之侵略，而帝国主义之侵略则又激发了民族意识，从而引发民族主义运动。此外，蒋介石在战中还一再宣讲北伐与民族解放及民众福祉之间的逻辑关系，北伐是“要一切百姓的生活都能得良好的结果，要中华民国能自由独立，不受外国人欺侮”。[13](322)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不仅通过反军阀与反帝的联结，为北伐寻找合理性和正当性，也在这样的论述中为新政府寻求合法性。有论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威权观中始终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因素，即判断一个政权的“合法”“有道”与否，标准之一即是看其对外的表现如何。[15](340)外部的侵略因素导致了民族主义因素的产生，一个政权的对外能力则必然成为其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北伐通过反帝与反军阀的联结证明了北伐的合理性，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国家也得到初步的统一。时人对这样的“新国”也多充满了期待，希望能摆脱不平等条约的限制，将国家建设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对于国民政府，期待十分热烈而急迫，巴不得他立刻拿人民困苦解除，把国际地位增高”。[16]

中共则主要通过论证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联系，进而论证北伐的正当性。他们将北方军阀统治的黑暗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要联合国外非帝国主义的国家与国内非军阀的军事势力，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宣战，才是民族自由运动的唯一出路。[17](992)而且“由日英系帝国主义与奉直两系军阀所合作建立的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现在北方已经实现了”，[18]要结束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恐怖统治只有进行北伐。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还对军阀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军阀必须具备两个特性：“凡军阀必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凡军阀必然摧残民众的自由”。通过对军阀的界定，可以看到，个人掌握军队不再成为军阀的标准，是否与帝国主义相勾、是否摧残民众自由成为了新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之下，“不但蒋介石绝对不是军阀，一即冯玉祥目前也还不能说是军阀”。[17](990-991)这样的界定固然与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有关，但更是社会语境转换的表现。民族话语逐渐取代国民话语，成为社会的强势话语，民族利益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判断标准。④

北伐在时人的印象中是一场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发起的正义战争，而非此前的军阀混战可比。北伐战争是“直接秉承总理的遗愿，间接就是负有历史的使命！有这一次战争，才来扫荡社会上的旧污；有这一次战争，才来开辟适合民族生存的新境界”。[19]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给予时人的是革命的激情。民族、革命等相关概念在宣传中频繁使用，进而形成了颇具权力的话语体系。民族概念也在这样的语境氛围中突显出来，并得到强化，且与国家概念初步整合。北伐中外国列强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干涉也在反方向上强化了民族概念的使用及与国家概念的整合。“济南惨案”的发生便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时人认为惨案发生于“五七国耻日”，是耻上加耻，并进而号召“要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建国精神”，[20]打败日本侵略者。

北伐成功后，国家进入了众所期盼的建设时期，民众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身处北京的周作人感慨着“‘获得’了一个不曾有过的好的国庆日”⑤，谨慎如胡适也在战后发表了一番对“新国”新生活的构想，“今年是统一后的第一年，我们做老百姓的，在庆祝新年的热闹里，总不免有时要白昼做梦，想像我们今年可以眼见的好现象，想像我们今年可以身受的好福气”。[21](141)在这一氛围中，国民政府似乎也要振作精神建设国家，民族、国家概念也频繁出现于官方口径中。蒋介石提出要“保持中国固有之德性，以铲除苟且自私之恶习”，且认为这四端是“我国家存亡之所关，亦民族消长之所系”。[22](106)

应当注意的是，此时民族概念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其内容也发生着变化，或特指汉族，或与中华民国并提，成为国家的另一意义上的代名词。不管在哪一个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都具有极强的道德意味及正面价值。在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民族实际上经历了与版图不断磨合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逐渐成为更常使用的词汇，成为nation的对译词，国民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失去描述中国人的正当性。民族构成国家，国家也成为民族解放的载体。而这也为民族性概念凸显，国民性概念淡出打下了基础。

三、北伐后民族性概念与国民性概念的选择

“民族”与“国民”实际上都是nation的对译词，然而在转译过程中则分裂为两个词。从形式上来看，两者都是合成词，其在古汉语中更多的时候是复合意义。进入近代社会后，在翻译过程中被采用为nation的对译词。“民族”与“国民”虽都是集合概念，但“民族”之个体成分已难以觉察，“国民”之个体成分反而更为凸显。汪精卫便认为，“国民”概念从个人方面来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而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23](83)虽然，无论是民族建国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兴国论者都试图构建国民民族一体的民族国家，但他们都必须面对的是国民与民族的差别所带来的不同。如果使用国民概念，则“通国名为四万万人，竟没有一个能够合国民的资格，当这种生存竞争的时代，拿这种无国民资格的人，和有国民资格的人来比较，怎怪得动不动就要失败呢？”[24]中国无合格之国民，这只能说明中国国民性之低劣，因此需要改造中国之国民性。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造成了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国民性概念本身的正当性则不在其考虑之中。

民族概念虽是西方概念，然而由于其本身的种族内容，以及中文词汇翻译过程中的“透明性假象”，使得国人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并没有很强的规范意识。国人不会怀疑中国有无民族，因为“民族是含有文化意义的，是指一群有同一种族语言和文化种族关系的人民而言”。[25]不同于国民概念中个体意味的突出，民族则主要指精神上的联结，用以维系个人，使他们觉得自己归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基于此，民族性概念便产生了不同于国民性的内容。

当“国民”这一规范性概念与作为传统概念范畴“性”结合在一起，用以描述中国人特性后，其对于描述中国人之内容必然发生较大的影响。国民性概念之下，中国人被描述为形象怪异的“中国佬”，中国人被认为是傲慢和自私的，“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和礼仪和粗俗的言行的牢固结合”。[26](6)类似的描述，伴随着军事上的征服开始侵入中国社会。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萨义德以此作为其著作《东方学》的题记，并用其概括西方社会对于非西方社会的“东方化”，使其成为外在并对立于西方社会的“他者”，以此来认识、塑造文明进步的西方。“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27](29)至于真实的东方则无关紧要。自始至终，东方不过是西方社会的“参照组”，西方社会通过虚幻的东方以及中国形象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萨义德的另一条题记似乎并不那么广为人知，但却更为一语中的——“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只有将东方描述为野蛮、落后、道德败坏的世界，西方的政府与侵略才具有合理性。只有将中国人描述为卑弱、狡猾、不诚实的物种，西方才能名正言顺地为侵略穿上光明和启蒙的外衣。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及进步史观，进而将之用于观察和认识中国，并使用国民性概念来分析和描述中国人。正如前文所述，国民参照物的选择，产生的唯一结论即是中国无合格之国民，中国的国民性是不堪和败坏的。中国知识分子驾轻就熟地运用着西方中国形象描述着母国以及自己的同胞。中国之国民缺乏自由思想、缺乏法治思想、缺乏民治思想，“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弱’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28](40)类似的描述即使掺杂在西人著作中，也不会有突兀之感。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国民性概念的范畴之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东方化”。只不过这种“东方化”带有了怒其不争的情感，及知耻而后勇的期望。

然而，国民性概念的内在局限使得这一期望难以实现。首先，中国国民性叙述本质上是虚幻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之中国’，其隐喻性原则与其说明中国的真实，不如说明西方文化的真实”。[29](61)其次，国民性概念的使用必然带来与传统的割裂。中国知识分子在运用西方范畴来描述落后的中国国民性时，发现中国国民性的低劣是由于中国历史及传统，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无法产生真正的国民，而只能产生奴隶。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中国只有批判、抛弃传统，才能形成国民，才能成为进步史观中的一环。选择进步就等于选择现在，也就是选择了西方，而这也成为“全盘西化”思潮的源溯。然而，这样的选择带来的困境和割裂则无法解决。如果中国知识分子采用国民性概念是为了发现中国落后之原因，并通过西化来改造中国国民性以走向独立和富强，那么西化之后的中国还是中国么？再无传统可言的中国还成其中国么？进步的终点即是中国的消解，那么进步的意义又在何处？这样的内在焦虑显然不是全部国人可以接受的，而杜亚泉的疑问也成为国民性范畴之下一个永恒的疑问：中国人果惰乎？

民族性概念的使用则缓解了这一焦虑，并成为中国人表述自我的尝试。在民族性概念之下，中国学人看到的是一幅不同的图景，“我们更可以从歌谣中，找出农人的家庭中，彼此合作的样子，家庭的快乐，也是格外浓厚的”。[30]即便是对中国国民性最为痛心疾首的鲁迅，在谈到民族性时也将之比作“中国向来的魂灵”。[31]

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则要由民族概念入手。在时人看来，民族不像国民那样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民族是一定的人类共同体，这个东西，是经过长时间的自然力所造成的”。[32]正因为民族是自然而成的，所以民族之间是天然平等的，而国民概念的条件预设在民族概念中荡然无存。基于此，民族性概念也成为描述“优根”的范畴。民族性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向上性格”，它是民族生存的意义所在，“要一个民族能生存，必须它能具备一种特殊的民族性，没有特殊性的民族，是不配生存，而且必然地会趋于灭亡的途径”。[32]民族性既然是各民族所特有的“向上的性格”，那么各民族性之间也就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而仅仅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环境之下，随着社会进化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特性；又可以说是从民族特定的客观世界或社会产生出来的”。[32]

统观各种民族性概念的定义，民族之特殊性、生存环境的独特性都得到强调。民族性被理解为民族特定的生存空间之下产生的独特性格。不同于国民性概念以现代西方国民为统一参照系，“一个民族必须有一种岸然不倚卓然自拔的特殊性格，使他自己能够生活，使他的生存为有意义，并且因为有这种特质的存在，对他民族的发展，甚至整个人类大群的生存，都有帮助”。[33]民族性不仅是民族存在的依据，而且每一个拥有民族性的民族都有益于这个多民族共存的世界。国民性范畴之中，中国是蛮荒之地，只能被动地等待西方的启蒙。中国始终是线性历史的迟到者，是进步西方的“他者”。而在民族性范畴之下，中国成为全世界平等民族中的一员。中国不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对世界有贡献的一部分。与国民性的优劣高下之别不同，民族性虽强调各民族的特殊性，但并不以优劣相比较，“因为比较优劣是具有侵略或干涉意思的。人类既然能构成一个民族，形成了他们的民族性，则对于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有适应的才能。把世界各民族或民族性分成优劣的等第，无非便于侵略的借口”。[34]民族性概念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拒斥“自我东方化”的开始，中国要表述自己，而不再是被表述的镜像。

四、北伐后中国民族性叙述与民族认同

民族主义的三个基本理想是：民族自治、民族统一、民族认同。这三者的交缠互动，构成了复杂多变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民族认同又是这三者中最为核心的，指的是“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有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35]因此，过去在民族认同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黑暗还是光明，个体总要从中汲取营养来感受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实现民族认同。作为世界中存在的个体，认同以多层次的方式加诸于身，诸如亲缘身份、职业身份、地缘身份、政治身份、社团身份等身份认同，都复合地存在于一体。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认同的多层次化，现代人也正是在这样的多层次认同中认识自身，确定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责任及权利。然而，在这多层次的认同之中，民族认同无疑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个体可能含有多重的认同，并且会随着境况的需要而变换自己的认同。但是民族认同是最为普遍的：它们包含，包括并影响其他的角色以及身份认同，特别是在危机时代”。[36](25)

所谓民族认同，当然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如何描述自我。“我”的存在只有通过“他”才能凸显和确定，“只有当你与不同文化的人相遇时，你才开始意识到你自己的信仰真正是什么”。[37](27)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描述中国人的是西来的洋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蓝眼睛观察着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不符合西方框架的“中国佬”，是最文明的野蛮人，这也成为西方侵略的依据来源之一。而在西方枪炮洗礼之下的中国士人，也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天朝上国”，皆是幻梦。在这样的冲击之下，或保守如张德彝等认为西方虽好，“以我国教化比之，贵国亦稍逊之”。[38](112)或激进如康有为等积极变法以图强。然而，无论保守与激进，国人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我们是谁？国民性概念与民族性概念都是应此问题而生。国民性描述之下的答案虽带有知耻而后勇的色彩，但西方的影响分明可见。国民性概念对传统和历史的消解，使得国民性概念之下的中国人永远是西方人的追随者和附庸。与国民性概念将过去负面化不同，民族性概念之中的传统是有价值的，它造就了同一的民族性，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价值。

“除非个体把公共成员身份看成是与自己的身份认同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并把同胞看成共享的生活方式的伙伴，看作可以依赖的合作者，否则，公共成员身份将是没有意义的”，[39](116)而国民性显然难以提供这种“关联性”。时人通过使用民族性范畴来描述“我们”，通过具有传承性的正面品质加强了“我们”之间的“关联性”，“中国历史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尚有其伟大的特性，有其灿烂的文明；伟大的特性者何？即坚强的适应性，亦即种族及文化的绵延性”。[40]光荣的历史在民族性描述中得到利用，“我们从中国全部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特性是坚强的适应性，是种族及文化的绵延性；此种特性将中国酿成一特殊复合的整体，屹然整体独立于宇宙的中间，颠扑不破者竟达五千年”，[40]历史在此被证明是具有存在合理性的，而不再是中国进步的包袱。

在民族认同中，共享这一认同的人被要求应该拥有共同的东西，即有一系列的特征——民族性。中华民族认同中，对于民族性的叙述则是在重述这一共享的特征。在非民族性概念的描述中，中国是“怯懦，是散漫，是虚伪，是残忍，是偷懒，是自私自利，是顽固守旧或安土重迁等”。[40]而在民族性概念之下，中国人是和平、恪守正义、重视情感、信仰浓厚的。[41]后者的描述显然更能激起人们的认同感。“被信仰的神话有可能变成事实，因为它们树立起一种类型或人格面貌，普通人会想方设法与之相像”，[37](38)这样的特征显然不会是虚伪、残忍或者是自私自利，而应该是“尚博大、酷爱和平、振作有为、知道义”。[42]

20世纪前半叶，唯科学主义盛行于中国，唯科学主义者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而中国的唯科学主义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做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43]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学者开始以科学实验方法分析中国民族性，这必然会对中国民族性的描述发生影响，而挟科学之名的中国民族性研究成果更易于让人信服和认同。

吴家镇以血液型来研究民族性，甚至得出了民族性系数的计算公式。[44]类似研究到底有多少的科学性，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然而其研究中蕴含的信息则十分重要。在民族性系数的计算结果中，中国南部与美、德、英、法等强国并列在一起，而且吴家镇认为，中国南部之国民与西方强国之国民相同，“进取之人不少”。

萧孝嵘从心理学入手研究中国民族性。通过对于小学生的心理测验，他认为，“我们中国人的情绪很稳定——至少和英美两国人民相等，而远超过意大利人和犹太人”，[45]进而认为“从这些科学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如此超越，情绪如此健全，因此我们可以毫不自矜的敢说：‘我们是最优秀的民族’，这样优美的心理状况，实为决定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45]

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及描述中华民族之民族性，学者不仅仅是接受西方之方法了事，而是重新检视西方研究之标准，质疑其对于中国人的适用性。“缔造测验者所定四种名称是否得当？四种名称的翻译和说明是否正确？无论如何，各人对于这四个抽象名称的见解难免出入。因此但说中国的中学生不如美国的中学生精神健全，自恃性比较弱，比较内向，比较自卑，究竟有何意义，各人也不能有一致的见解”。[46]因此，学者多希望借助普适的标准进行研究。萧孝嵘便借用“人形”作为参照系进行研究，“人形是人类共有的经验，世界都相同，所以能借助和别国作比较。测验的省分很多，人数在一万以上，结果表示：‘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至少等于美国人’。所以我们很可以自傲，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45]沈有乾也试图改进朋路透氏品行测验(Bernreuter Personality Inventory)，以适用于中国。他认为，“此种测验颇可作生活指导与职业指导之参考。惟测验所得分数难以直接解释，编者所刊布男女中学生，大学生，及普通成人之常模，皆根据美国测验结果，中美种族不同，社会环境大异，当然不能借用。”[47]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力图使描述科学化的同时，也在寻求标准的自主化。对于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学者不是理所当然地全盘接受，而是重新检视西方标准，使之“民族化”。在“民族化”标准之下，中国民族性描述更为使人信服。“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性”这一结论在先前可能会被认为是虚骄自大之言，那么此时则成为具有科学依据的铁证。在科学话语之下，中国民族性叙述所能带来的认同感巨大而强势。

“政治革命一旦成功，一个国家即便是尚未完全站稳脚跟，至少建立起来以后，‘完成了这一切的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从去殖民化的最后年代和独立后的最初年代的轻松的民粹主义(populism)中重新被提出来”。[48](273)北伐成功后，国家得到统一，语境转换之后，自我描述范畴的转换，民族性概念成为描述中国的合法范畴。在民族性的描述中，中华民族得以被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不再是落后、衰老、孱弱的民族，而成为最伟大、对世界历史有贡献的民族。有论者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连贯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49](189)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民族认同所投射的民族共同体及民族特征，无法激发人的归属感。在北伐之后，民族性概念下的中国人形象，更能给予中华民族成员以认同感。对中华民族性的特征描述，使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国人，更愿意将自身的一部分特征投射于其上，共享荣耀。

五、结语

北伐胜利后，中国社会进入建设时期，形式上统一的中华民国开始了民族国家构建的新历程。然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民族认同的构建是重中之重。中国需要“国民”作为国家构成元素。然而，作为西方概念的国民，经译介后虽保持着“透明性假象”，但其本身所蕴藏的西方个人主义内容却处处成为构建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掣肘。原本不加区别使用的民族与国民，开始逐渐走向分裂，个人主义及个体成分开始被清扫出民族国家构建的蓝图之中，民族成为构建民族国家的唯一合法性基础。[50](265)传统也在这一分裂之中，获得重生的机会，民族概念成为其最后的庇护所。原本区别甚小的国民性及民族性概念，也逐渐分化。更具西方色彩的国民性概念，因其潜在的批判性愈来愈无法实现民族认同的凝聚。传统文化成为中国本真性的所在，充满自我批判意识的国民性概念逐渐丧失描述中华民族的正当性，民族性概念则更能保存国家民族之本真，甚至成为民族本真性的载体。⑥而国人心目中兴亡所系之“天下”，其主要属性也经过转译及编码为民族性概念所继承。“亡天下”所带来的危机感，使得国人不再追随西方的脚步，试图通过民族平等的信念，重新发现民族历史及传统的价值，以民族国家之姿进入世界舞台，获得相同的发言权。

注释：

① 袁洪亮认为，民族性主要指一民族稳定而缺乏变化的性格特点，国民性则包含了时代性变动特点和规律。参见袁洪亮：《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5-16页。教军章认为，两概念虽有区别，但对其更为细致的区别意义不大。参见教军章：《中国近代国民性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阈及其价值》，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12页。

② 罗志田主要对北伐战后南北局势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王奇生则主要研究了在北伐过程中“反革命”罪的缘起以及作为话语的“革命”这一概念的运用，易劳逸则主要将视线集中于国民党北伐战后的统治，王建伟通过对民族主义口号的研究，深入分析了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时期的运动轨迹。

③ 郑师渠认为，欧战后国人开始打破对于西方文化的迷思，“对西方求解放”，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并走民族自决的道路，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郑师渠：《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载《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④ 根据王建伟对北伐时期民族主义口号的研究，可以看出，当时的口号大多以“民族”概念相号召，“国民”概念的成分反而并不浓重。这一方面与民族与国民这一时期还存在较多的交叉有关，但也说明，民族在这一时期已有较强的话语权，特别是在与帝国主义对举的过程中，“民族”越来越具有号召国人的正当性。北伐战争过程中，各种宣传口号实际上加强了时人对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和反抗者的“民族”概念的认识。（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⑤ 在这一氛围中，只因为“今年的国庆日是在青天白日旗里过的了，这自然就很够可喜了。即使没有政治意义，我也很反对那不好看的五色旗，……现在这张旗换掉了，而且北海桥上的高墙也已拆去，这就尽够使我喜欢了”。周作人：《国庆日颂》，载《周作人散文全编》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9年，379-30页。

⑥ 杜赞奇提出了所谓“本真性领域”的概念，认为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民国国家的代表努力制作国家优先于公民的观念，并将民族国家表述为不可侵犯的，历史的主体则被等同于本真、纯粹的东西，等同于荣耀、道德和精神性这些相关概念。它是俗世之中的神圣秩序，是现在当中的过去的精髓。（杜赞奇著，李霞译：《本真性的秩序：超时间、性别以及现代中国的民族史》，载《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第256页，中华书局，2008。）杜赞奇认为，诸如国旗、女性形象等都成为这一本真性的象征物。在民族性概念的表述及民族性形象的重述中，民族本真性也得以表述和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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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ational character to nationality: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ty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LI Rui
(The Museum of the Wa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eijing 100165, China)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ntered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period. In this context, social context changed greatly. The original boundaries were not clear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ty and national character, gradually undergoing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 increasingly became a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aping the important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ty inherited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world”, becaming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national authenticity.

nationality; national charac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nation identity;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K26

A

1672-3104(2014)01-0229-08

[编辑: 苏慧]

2013-04-24；

2013-09-25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史学与中国形象的重构》(13JJD770005)

李锐(1984-)，男，山东莱芜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