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记忆书写与自我灵魂救赎<br/>——解读《血色昏黄》创作与修改中文学与历史的复杂纠缠＊

创伤记忆书写与自我灵魂救赎
——解读《血色昏黄》创作与修改中文学与历史的复杂纠缠＊

2014-01-22徐洪军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2期

徐洪军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就创伤记忆书写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见证文学及其记忆的真实性这些纠缠在一起的复杂问题而言，《血色黄昏》是一个难得的研究文本。“《血色黄昏》是知青运动几十年来，最具有价值的一部知青长篇小说，它描述了知青真的人生，真的历史。在‘悲壮的青春’叙事之后，知青的历史通过《血色黄昏》，终于得到了还原。它是知青文学的一块里程碑，至今还没有一部知青长篇小说达到和超越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1］（P379）这部小说从开始写作到最终出版历经12年时间，从第一版到第四版①关于《血色黄昏》的版本，现在尚未见到较为准确的研究资料。根据我们在上海图书馆查询的结果，《血色黄昏》大概有四个版本：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005年版和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但2005年版与1997年版相比，除个别字句外，其差别仅在于2005年版增加了一些相关的照片，而这些照片在2010年版中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所以，2005年版对本文的作用不大。在此，我们仅以1987年版、1997年版和2010年版为讨论对象。又花了23年，这样算来，老鬼的这部“当代史”从开始创作到第四版修订完成已经花去了他整整35年的光阴！人生不过百年，一部小说竟然占据了他三分之一的人生！每念及此，我们就无法不去想象：他到底想向他的那个时代表达什么？最初的表达竟然经历了12年的时光，这中间遇到了什么问题？在以后20多年的时光中，他为什么又大动干戈、两次做出重大修改？在修改的过程中，他的记忆、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修改的过程又带来了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很值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引起注意。虽然这部小说在出版当年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年之内反复重印，发行达数十万册，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对其版本变迁进行关注的则几乎没有。②在中国知网以《血色黄昏》为主题进行搜索，得结果39条，但是真正以小说《血色黄昏》为讨论主题的学术论文只有12篇，而且大多发表于1988、1989年。搜索时间为2013年9月1日。本文希望能够从叙事心理学的视角，结合由鲁迅开创的“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启蒙传统，通过详细对比这部小说的三个主要版本，在相关的时代背景之下对其中的创伤记忆书写、文学治疗功能、思想启蒙意义、记忆的真实性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分析作者以及由他代表的一代知青在走出创伤记忆、追求人生幸福的道路上走过的艰辛路程。

三个版本的比较

在详细对比《血色黄昏》三个版本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结论：

一、叙述风格的变化

1．用词越来越准确、语法越来越规范、语句越来越简练。从章节标题看，第2节三个版本的标题分别为：“罩上一层冷峻的草原”、“冷酷的蒙古包”和“冰冷的蒙古包”，第3（后两个版本为5）节的标题分别为：“为英古斯与徐佐绝交”、“英古斯的风波”和“英古斯风波”，第38（41）节的标题分别为：“拿下了一千五大坯”、“一千五大坯”和“脱一千五大坯”。从章节内容看，小说第一节有一段话，在三个版本中分别为：

辽阔啊，辽阔！辽阔得让人心里发虚，让人全身震骇！面对草原，最獉狂妄自大的人也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微若尘埃。然而，如此空旷的漠漠大野却寂然无声，静得掉在地上一根针都能听见。

草原太辽阔了，辽阔得让人心里发虚，让人全身震骇。面对草原，最狂妄自大的人也会感到自己生命的渺小，微若尘埃。最让人怵的是如此空旷的漠漠大野却寂然无声，静得掉在地上一根草都能听见。

草原太辽阔了，辽阔得让人心里发虚、全身震骇。面对草原，多么狂妄自大的人也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微若尘埃。最让人怵的是如此空旷的漠漠大野却寂然无声，没风的时候，静得掉在地上一根草都能听见。③以上三段文字分别引自《血色黄昏》1987、1997、2010年版的第11页、第7页和第1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从上述引文，尤其是加注着重号的文字可以看出，无论是章节标题还是行文内容，三个版本在叙述风格上都越来越讲究语法上的准确和叙述语言上的精炼。

2．从掩饰不住的急切书写与情感抒发到力图准确描述历史创伤、反映时代风貌。从章节标题看，87版的标题更多体现了书写的急切与情感色彩，标题对具体内容的概括不够准确，有时可能只是用标题来给自己的情感抒发进行“断句”；后两个版本更多地注意到了章节标题的作用，力图用标题概括本章节的主要内容，反映那个时代的特有风貌。例如，第21（24）节，87版的标题为“被出卖了”，97、10版的标题是“方处长审问”。前者显示的是“我”看到雷夏“提供”的揭发材料后的心理状态，以内心感受为中心；后者概括的是这一节的主要内容，因为“我”始终不交代“罪行”，连队请兵团保卫处方处长审问“我”。第32（36）节，三个版本的标题分别为：“就是屎壳郎也要咬他一口”、“一定要活下去”、“林彪垮台”。87版和97版的标题表现的都是“我”的感受，87版特别情绪化：本来想自杀，后经朋友劝说放弃自杀念头，告诉自己要活下去，即便是死也要报复，97版在表达感受时已经比较理性；而10版则以当时的社会事件为标题，力图显示当时的社会氛围。从章节内容看，87版在叙述中更加看重作者内心情感的抒发，更加希望通过创伤记忆的书写达到获得内心平静的目的，而97、10版则更为看重讲述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创作的文学性。从章节内容看，我们仅以上文引用的三段文字为例，87版中的“辽阔啊，辽阔！”“最”、“一根针”等都能够比较确切地表达作者在抒发情感时的急切与夸张，并因此而相对忽略了叙述的内在逻辑；到了97、10版，这些文字就变成了“草原太辽阔了”、“多么”和“一根草”，这些变动虽然在叙事逻辑上更为缜密，语法也更加规范，却没有了87版那种毫不掩饰的情感姿态。

3．越来越重视叙事的逻辑与结构。在87版中，一些相互之间没有太大关联的情节被放置在同一章节中的情况并不少见，为了在叙事的逻辑和结构上更有条理，97、10版对87版中一些故事情节的位置进行了幅度不小的调整。例如87版“冰天雪地中的知青”一节包括了“我”第二次上山的情节，97、10版将这一情节单独析出，命名为“第二次上山”。从具体内容看，“我”第二次上山后的生活与后面徐佐（97版为老孟）上山后昂扬奋斗的生活并不是一个节奏，单独成节更为合适。这也显示出87版更为侧重书写的畅快，97、10版更为在意“故事”的讲述方法。

二、故事内容的变化

1．人物形象发生很大变化。《血色黄昏》在修改过程中人物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林鹄变成了林胡，雷夏变成了雷厦，增加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吴山顶，更重要的是徐佐和雷夏（厦）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变化。

在87版中，徐佐是一个十分重要也塑造得十分成功的人物形象，关于他的变化我们后面会有详细分析。这里仅简单介绍雷（厦）的变化。在87版中，他是一个比较单纯而又忠于友谊富有血性的男子汉，虽然后来受环境影响，他也学会了钻营溜须，但给人的感觉是他的血性还在、傲骨犹存。但在97、10版中，雷厦与“我”的友谊不再单纯和伟大，与他相关的一些情节又被分配给了别的人物，其形象也就更为暗淡。

2．细节与情节越来越丰富。从修订的最终结果看，这部小说的篇幅是越来越大：87版的字数为45万，97版48万，10版50万。从具体内容看，增加的这5万字主要是一些相关的故事情节甚至细节。如“为发枪奔走”、“人生第一次”、一个在山西农村插队的知青为了争取上大学闹出的丑剧等。增加这些内容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更加“真实”地“还原”历史，例如增加那个山西知青的细节可能就是希望用它说明当年的知青为了争取上大学的机会而付出沉痛代价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追求更加细腻丰厚的文学色彩。

3．越来越追求历史真实性。这是一部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无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基于见证历史的写作目的，作者从一开始就比较强调这部小说的“真实性”，而且，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在修订过程中越来越明显，这不仅表现在一些相关情节、细节的增加上，而且体现在一些原始资料的运用上。10版增添了十余张展示当年历史场景、事件或人物的照片，这些照片被印刷在相应的故事情节中，其证明历史真实性的意图十分明显。

4．整个章节上也有增删。97、10版在87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章节，如“抄家”、“分裂”、“为发枪奔走”等，87版原有的章节也有被删去的，如“徐佐疯了”、“回连后思绪乱哄哄”、“答丢夫式的贼”等。从具体内容看，章节的增删有四种情况：一、87版有些章节包含了多个相互独立的故事情节，为使章节内容更为集中，97、10版将87版这些章节中的某些故事情节单独析出，增加了一些章节，如“抄家”、“分裂”。二、97、10版完全新增了一些故事情节，单独成节，如“为发枪奔走”。三、87版中的一些章节主要叙述心理感受，无太多故事情节，为使章节标题不至太过琐碎，97、10版将这些章节并入了其它章节，如“回连后思绪乱哄哄”。四、相关人物形象被削弱，与之相关的一些章节被删去，如“徐佐疯了”、“答丢夫式的贼”。

文学治疗·历史见证·文学追求：版本变迁研究

一、文学治疗与历史见证——创伤记忆书写的意义

创伤记忆书写一般具有文学治疗和见证历史的双重意义。在文学治疗的意义上，“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2］（P6）在见证历史的意义上，“对自己的过去和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die Wir-Gruppe）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3］（P3）创伤记忆文本书写的虽然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却可以“把‘灾难’在活生生的个人身上体现为群体的灾难。故事的情感和审美感染力帮助受众认同受害者并思考他们受害的原因。”［4］这样，读者在故事中看到的就不只是创伤受害者，而且是普通人类的命运。所以，见证文学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为了使创伤受害者走出创伤记忆的阴影，它同时也是为了在保存历史的基础上警示未来。这种保存历史、警示未来的理性自觉，其所继承的其实就是由鲁迅所开创的“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启蒙传统。在谈到为什么做小说时，鲁迅直言不讳地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P526）“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不仅有巨大的心理创伤，还有灵魂上的桎梏与扭曲。讲述“文革”的创伤经历，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心理创伤的治疗，同时也是为了进行另一种意义上的“疗救”：思想启蒙。所以在最为“经典”的伤痕文学作品《班主任》中，刘心武再一次喊出了“救救孩子”的思想启蒙之声。

《血色黄昏》也是如此。在87版的扉页上有这样两句话：“八年的内蒙草原生活，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于是提笔把这一切写了出来。”“谨将此作献给我们这一代”。30年后，作者又再次提到当时的创作动机：“我非要出这口气，非要写！……我心里窝着口气，不写难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的一个女孩总躲着我，我想写出来，让她看一看，让她知道我不是坏人。”［6］这些自述都可以视为《血色黄昏》创作动机的来源：一个是自我疗救的需要，给自己的内心一个出口，将满腹的创伤记忆一泄无余地倾吐出来；一个是见证一段特殊的历史，不仅将自己及同时代人的知青岁月保留下来，而且希望能够“引起疗救的注意”，启示未来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在三个版本中这两个动机所占的比重并不相同。通过前面三个版本的比较我们大体可以看出，87版虽然也注意到见证历史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自我疗救。在87版中，就是因为作者“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情感的抒发上，在书写知青岁月的创伤记忆时又是那样急切，不大注意写作技巧，所以行文叙述就显得用词不够准确、语法不够规范、语句不够简练，内容上也不大注意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否紧凑，叙事逻辑是否严密。到了97、10版，作者逐渐走出了创伤记忆的阴影，获得了回望历史的时间与心理上的距离感，作者关注的重心也就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不再将倾诉内心的创伤作为主要考虑对象，而是更加关注作品的历史启蒙意义、历史真实性及其文学色彩。所以在修改时，他一方面开始注意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时还增加了很多相关的故事情节和细节，提供了十余幅能够证明历史真实性的资料照片。

二、规训与反叛——创伤记忆书写的方式

从题材上讲，它是一部知青小说，叙述以林鹄为代表的一群知识青年在内蒙古建设兵团的一段长达8年的知青岁月，同时，因为充满了悲剧与创伤的故事情节和叙述心态，它又被归入“伤痕文学”。据知情人介绍，这部小说“从1975年动笔，到1978年写出初稿，直至以后定稿，历时12年……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一部优秀书稿竟然四处辗转，被14家出版单位退稿，历时8年。”［7］（P583）在“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都十分盛行的年代，这样一部同时具备两方面特点的长篇小说为什么遭遇了这样一种艰难的出版过程呢？

综合这部小说87版的文本面貌以及80年代前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我们以为，原因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

1．意识形态的规训

书写有关“文革”的创伤记忆，不可避免地就要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创伤记忆的书写可以涉及多大的范围、多深的程度？谁将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民族心理创伤负责？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相关的创伤记忆书写就有可能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惩罚。同样是书写有关“文革”的创伤记忆，《班主任》获得了一致好评，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波动》则受到广泛质疑，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苦恋》更是在发表当年就受到严厉批判。这些作品的历史命运出现极大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书写历史创伤的限度方面存在差距：《班主任》因其对历史创伤的书写完全吻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备受肯定，《波动》则因为其对青年人信仰破灭的大胆揭露而受到冷落，《苦恋》更是因为其对社会体制的质疑而受到大规模批判。《血色黄昏》辗转14家出版单位均以碰壁告终，其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它在书写创伤记忆时没能处理好揭露的范围和程度的问题。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遭受的磨难可以书写，但是否可以因此质疑甚至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军队里的官僚主义、腐化变质可以批判，但是否可以因此否定整个部队甚至一个时代？因为这部小说带有较为浓厚的怀疑和否定倾向，作者在开始写作时就受到父母的强烈反对，认为他这是在“控诉无产阶级专政”，并因此与他断绝关系。后来出版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也与此有关，“在伤痕文学的热潮时，我就想出版《血色黄昏》。但是，找了好些出版社都碰了钉子。青年出版社都要给我出了，后来一批《苦恋》，又不敢出了。”［6］

这部小说不仅在揭露创伤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问题，而且在配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召唤功能时也存在问题。“新时期”之初，官方意识形态不仅要揭批“四人帮”、反思“文革”的极“左”路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抚慰民族心理创伤之后要使人民看到新的希望，看到生机与曙光。只有这样，官方意识形态在医治民族心理创伤之后，才能重新召唤民众在新的意识形态机制下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明天。《班主任》之所以被官方高度肯定，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主要是因为它不仅揭露了“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伤害，而且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能够象征光明未来的人物形象：张俊石老师。他“象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象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8］在这一点上，《血色黄昏》显然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读者在体验了林鹄那种野蛮而荒诞的巨大心理创伤之后将走向何处？小说并没有提供官方意识形态所需要的那样一个“光明的尾巴”，它给我们留下的依然是一幅带有浓厚创伤意味和苍凉感受的知青雕像：“又最后一次向巴彦孟和方向望去：远方，渺茫苍灰的巴彦孟和山已变得很小很小，在地平线上似隐似现，好像一群褴褛的知识青年，崛立于遥远的天边。”［9］（P619）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血色黄昏》被长期拒绝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它的那种私人化写作风格。这部小说具有十分浓厚的私人化色彩，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创伤记忆不可自拔，他顾不得也不想管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或许也从未想过要通过这部作品去回答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他这样一种十分私人化的写作方式与当时的支配性故事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疏离甚至冲突。任何文化中都存在其支配性故事，它为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个人或者一个文化团体在理解过去和构想未来的时候，通常要依据自己所在的文化中的支配故事，以此作为基本的框架。”［10］（P92）在知青文学中，所谓支配性故事主要是指这样一种生产机制：“知青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它们的作者就作为一代人的代言人活跃于文坛。知青作家大都怀着一种历史感与责任感来完成自己的作品。他们希望能够创作出不愧于这一代人不平凡的经历的史诗。……无论作家从哪个角度对知青一代的生活进行观照，都代表了同时期社会生活中流行的或刚露头角的某种群体意识或社会理想。”［11］也即是说，大多数知青作家都是自觉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召唤机制下，以集体记忆的形式来书写自己当年的知青岁月。在1980年代前期，知青文学更多地表现为这样三种类型：以控诉和反思为主题的“伤痕文学”，如叶辛的《蹉跎岁月》；书写知识青年“悲壮青春”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小说，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以知识青年价值重建为主题的“乡恋文学”，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对知青生活乃至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小说也不是没有，但是，它们的命运不是不能发表，就是被批判或者边缘化。在这样的支配性故事之下，具有浓厚私人化色彩的《血色黄昏》不被接纳也就很好理解了。这一点在老鬼的回忆录里也得到了反映。杨沫曾经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了花城出版社，“花城的编辑看后说‘立意不高，写一个知青受迫害，没有典型意义’。我当然不接受，又把他的信退了回去，说他这纯粹是奶油小生之见！”［6］三十年后，老鬼依然没有参透其中的机缘，何谓“没有典型意义”？其实也就是不符合支配性故事的要求。

虽然《血色黄昏》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迟迟不能出版，但是，恰恰由于它对意识形态规训功能的置若罔闻而更加充分地实现了其文学治疗的功能。对于叙事心理治疗来说，具有良好治疗功能的创伤叙事应该是那种最能再现个体创伤记忆的，因为个体创伤记忆只有被客观化、外化处理了，创伤受害者才有可能从这种创伤记忆中挣脱出来，从而走向新生。所以，具有良好治疗功能的创伤叙事恰恰应该是像《血色黄昏》这样的具有浓厚私人化写作色彩的创伤叙事。在87版的《编后》中，编者在指出了它文学上的不足之处以后，又说“我们同意作者的恳求，除修改笔误之外，一字不动，全部予以保留。”在出版事宜屡屡受挫之际，作者为什么还是要“恳求”出版社保留他作品的原貌？呈现历史的“真实”应该是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应该被忽略，那就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了创伤叙事给自己的心理创伤带来的良好疗效，因而十分看重他在写作过程中的那种酣畅淋漓的倾诉的快感，这对他来讲或许是一种宝贵的体验，是一种幸福的回忆，他不愿意这种体验被修改，被破坏。

2．文学自身的要求

无论它具有多么浓厚的自传色彩，从根本上说它还是一部小说。既然是小说，就不可避免地会被以文学作品的标准作出要求。但是，从文学的立场看，这部小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语言过于直率粗砺，结构过于奔放甚至于失控，叙述心态过于急切以至于无法节制。工人出版社当年以巨大的勇气出版了这部小说，主要还是因为震撼于“它那庄严而残忍的真实”，对于其文学修为，则认为“语言于沉劲粗砺中有失精致，情节、结构常见失控，行文与人物安排屡屡仓促”。［12］（P621）这一点在三个版本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部小说，尤其是87版，给人一种十分沉闷、压抑、焦躁的阅读感受。这种压抑与焦躁一方面来自于小说叙述的故事，但另一方面又来自这部小说的叙述风格。它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法或许给故事的讲述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有助于作者满腔情感的充分抒发、创伤记忆的自由书写。但是，从文学上讲，他太过放任这种叙事手法了。这种手法就好像一匹烈马，很多时候作者都无法驾驭，它不停地自由奔跑，马蹄声敲打在读者的心扉上，密集而又凌乱，而且它奔跑的时间是那么长，这样一来读者的阅读心理就会受到巨大挑战，长时间的密集而又凌乱的马蹄声一直在心坎上敲打，几乎让人难以忍受。作者运用第一人称，让林鹄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的苦难遭际，这就像祥林嫂一样，对着读者再三再四地诉说着“我真傻”。这固然可以使读者对主人公产生深深的同情，但是，长时间的反复叙说可能会使读者在心中产生抵触情绪。

虽然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存在很大问题，但是从创伤心理治疗方面来讲，它却是成功的。“从治疗考虑，写作的起始阶段要鼓励写出个人的、隐私的东西，而不在乎拼写、语法、句法和任何读者的意见如何。只有无拘无束地写，才能尽情地表达。”［13］作者在写作这部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文学作品时更多地不像是在进行文学创作，而更像是一个受伤的孩子在向自己的母亲叙说自己遭受的磨难以及自己在磨难中表现出来的坚强。在这样的心境之下，作者是不会讲究什么叙事技巧的，此时，他想到的更多的是一吐为快，怎么痛快怎么说，怎么能抒发感情怎么说，怎么能让心里舒服怎么说。于是，他就在“母亲”面前絮絮叨叨地说了那么长时间，说完了，他心里也就舒服了。

既然在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方面都存在这么多问题，那它在1987年出版之后又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呢？当年就有不少批评家对此提出各种解释。其实最好的回答应该是创伤心理治疗理论。1987年距离“文革”结束也只有11年的时光，创伤记忆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彻底遗忘。1980年，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的“潘晓讨论”本来有可能成为医治民族心理创伤的一次大好机会，“十年动乱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理创伤，青年旧有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样冲毁了，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这时候开展人生观讨论，正是青年重建信仰的时代呼唤。”［14］（P11）然而，在“新时期”之初那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敏感时刻，这样的讨论却只能以“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的定性而草草收场。“伤痕文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医治民族心理创伤的效果，但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过于看重支配性故事对于个体创伤记忆书写的规训作用，使得创伤记忆书写的治疗功能受到很大限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浓厚私人化写作色彩的《血色黄昏》一旦出现，人们自然就可以从中看到当年的自己，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从叙事心理治疗的角度看，“创伤叙事不仅要满足读者的娱乐需要，通过广泛的阅读，它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其所具有的治疗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人们渴望从这些创伤叙事的讲述中，看到自己的经验记忆，或者通过阅读，重新建构自己的经验记忆，从而完成对一个时代和生存于这一时代的‘自我’的想象。”［15］读者在阅读《血色黄昏》的过程中，从林鹄身上体验到了自己当年受到的创伤，他们在林鹄身上看到了一个客观化的自我，并在阅读过程中将自身的创伤记忆转移到林鹄身上，实现了自身心理创伤的外化。就心理创伤治疗而言，《血色黄昏》的畅销一方面说明了文学阅读在医治民族心理创伤方面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规训作用，“伤痕文学”在医治民族心理创伤方面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文学追求与历史启蒙——走出创伤记忆之后

87版《血色黄昏》作为一部具有文学治疗功能的创伤记忆文本，也可以从这部小说的修改过程来看。通过对这部小说三个版本的详细对比，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后来的几个版本中，作者为这部小说增加了更为浓厚的文学性和真实性。用词越来越准确、语法越来越规范、语句越来越简练、章节结构的安排越来越合理、相关的故事情节越来越丰富、能够证明历史真实性的资料图片也越来越多。作者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或许并非因为作者十分看重这部小说作为文学经典的意义，也不仅仅因为作者希望能够“留下一条真实的生命轨迹”，④在《血色黄昏》2010年版的扉页上，作者依然沿用了1987年版的一段文字，说“它算不上小说”，却删去了这句话后面的“也不是传记”。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在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两者之间，作者更为看重后者。这些还都只是理性的考虑，它们或许是作者的希望，但希望能否实现却并非他所能掌控的。从心理原因看，作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恰恰说明了，通过从1975年到1987年那长达12年的创伤记忆的书写以及这部小说的出版，作者已经成功走出了关于那段风雨如晦的知青岁月的创伤记忆。

在走出个人的创伤记忆之后，作者更为看重的是通过保存一段特殊的历史来达到历史启蒙的目的，以便“引起疗救的注意”。只不过这种“疗救”与先前个人心理创伤的疗救已经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了。如果说先前的创伤记忆书写更多的是通过个人内心情感的本能抒发达到自身心理世界的宁静与安妥，那么，走出心理创伤之后的多次修改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基于改造民族精神的理性自觉而作出的一种历史担当。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的经历”才可以被视为“一代中国人的经历”，这部小说也才可以被视为“知青文学里程碑式的长篇巨著”。

创伤记忆书写的真实性问题

作为一部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实录体文学作品，对历史真实性的强调是这部小说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强调主要来自于作者的写作目的。走出创伤记忆的首要前提是将自己十分私人化的创伤记忆真实无遗地叙述出来；而要见证一段历史，达到历史启蒙的目的，自然更需要注重所述事实的真实性。但是在理论上，创伤心理治疗意义上的“真实”与见证历史本身的“真实”恐怕未必完全一致。前者更为强调对记忆本身的忠实程度，无论这个记忆是否准确，只要叙述者的记忆如此，就应该按照记忆本身十分忠实地叙述出来，唯其如此，方能走出创伤记忆；然而，记忆有可能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一致，很多时候，记忆还有可能扭曲了历史。从治疗心理创伤的角度讲，这样的记忆是有意义的，但是就见证历史而言，它却是不“真实”的。这或许就是《血色黄昏》对一些具体细节反复修改的原因吧，作者或许一直希望找到那个“原初的”未经任何处理的“历史事实”。这种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值得尊敬，但同时它也可能加重读者对这部小说真实性的怀疑——经过多次修改的“历史”还是“历史”吗？我们不能说这种怀疑没有一点道理，同样一个事件，在不同的版本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例如徐佐、雷夏（厦）、救火等等），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版本？后来的一定比以前的更真实吗？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或许还来自于自传体小说这种文体本身，“自传体小说……就其资讯而言，它是一种记忆体，而就文体而言，它却只是一种虚构体。”［16］这种“资讯”与“文体”、“记忆”与“虚构”之间的矛盾在整部小说中普遍存在。

从这部小说的“资讯”和“记忆”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真实的。“我”（老鬼，马波，林鹄）的母亲就是那个写作《青春之歌》的著名作家杨沫，“我”插队的地方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下乡过程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受磨难，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获得平反。“对现实生活中的创伤事件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般而言，人们对具有情绪创伤意义的事件的记忆是持续且相当准确的，但有时也会随时间流逝而发生衰退和歪曲。若某人真的曾经历过某一创伤事件，那么，他几乎总能记住这一创伤事件的核心经历；如果说发生歪曲的话，那么这种歪曲一般都限于特殊的细节问题。”［17］（P217－218）无论是从相关的历史资料还是创伤记忆理论来看，我们都有理由相信这个故事的基本框架是真实的。支撑这一真实框架的还有很多相关的历史细节，例如，87版第36页提到的腾海清，是“当时内蒙古最高领导人”，第116页中的陆平，是“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为了加强小说的真实性，文本还“引用”了不少历史原件，如87版第129页的“血信”，到了10版，这封“血信”的上方还附上了原件的照片；87版“写大字报”一节（10版将相关内容挪到了“高压下的复查”一节）提到当时的内蒙古一把手尤太忠有关“我”的复查问题的批示，10版增加了该批示的照片；10版第510页还增加了一张王连长的照片。这些细节和史料似乎都在向我们证实着历史本身的真实性。

可是，我们依然可以很容易找到证明其虚构性的证据。与“我”的身份的真实性相对的是，“我”是林鹄，不是马波。如果那个外号叫老鬼的马波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外号叫老鬼的林鹄就完全有可能是虚构的。与“我”的事迹框架的真实性相对的是，填充这些故事框架的不少细节则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虚构性情节（如“我”与韦小立之间的交往）。如果说小说里有不少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如王连长），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部小说的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形象徐佐和雷夏（厦）则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虚构性（这一点从他们在三个版本中的反复变化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如果说那些历史原件给人带来一种“真实”的感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原件恰恰证明了小说文本的虚构性，一方面，在“血信”和批示的文本内容中，创伤记忆的经历者是林鹄（林胡），而历史原件显示的却是一个名叫马波的陌生人；另一方面，10版的原件内容与87版的文本内容存在很大差距，如果说10版的原件是真实的，那么，是否就可以说87版的文本内容是虚构的呢？如此看来，仅仅87版这一个文本就可以让我们难以分清哪是历史哪是虚构了，再加上以后几个文本的进入，如果说有“历史真实”存在的话，那它们也很快被湮没在了虚构性的故事讲述中，在整个虚构性故事的海洋中，我们又怎么分得清哪是历史哪是故事呢？

这种“资讯”与“文体”、“记忆”与“虚构”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地体现了小说在文学治疗与见证历史、文学性与真实性追求方面的困扰。我们可以以徐佐的变化为例来对这种困扰进行分析。在87版中，对于作者的创伤记忆书写而言，徐佐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形象；从小说的文学性来讲，他是这部小说中除林鹄之外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但也是这部小说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变化最大的人物形象。初版中的徐佐血肉丰满，富有立体感：热爱劳动、不怕吃苦、以身作则、坚持原则、熟读马列，喜欢思考、富于理性，具有独立见解，一直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者；虽然体质文弱却意志坚强，受尽酷刑而决不屈服。97版将这个人物完全删除，10版又进行了部分的恢复。这个人物形象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又说明了什么呢？

从作者的修改过程看，他基本上秉承的是逐步增加文本的真实性和文学性这一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徐佐的形象经历了从浓墨重彩到完全消失再到部分恢复这样一种变化，根据这种变化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徐佐这个人物形象是虚构出来的，中间的版本为了追求历史真实性将其完全删除，10版又在尊重文学自身逻辑性的原则下部分恢复了这个形象。

既然我们说走出创伤记忆的前提是真实地叙述自己的创伤记忆，那为什么在87版这个对作者而言最为重要的创伤记忆文本中，作者却浓墨重彩地虚构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呢？“个人史主要的是由叙述的过程而不是由所叙述的真实事件所揭示的，它绝不仅仅是‘编年史’，像秘书所做的会议备忘录那样，对何时何地发生何事详加记录。个人史主要是关于意义而不是关于事实的”。［17］（P82）创伤记忆书写更是如此，它本质上就包括了创伤受害者的重新编辑和重新想象。从创伤记忆治疗的角度讲，作者之所以虚构出这样一个值得尊敬、值得怀念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知青形象，主要是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希望有这样一个强大、正直的伙伴陪伴在自己身边，给自己以更加充沛的力量走出创伤记忆这道黑暗幽深的隧道。同时，“如果认为任何文学书写都是对个人‘原初经验’的书写，都会‘自动地’与集体框架划清界线，都具有一种‘开新’能力，那么这种纯粹本真的、本质主义的‘原初记忆’书写就是虚构的理想类型。”［18］所以，创伤记忆可以说是一个经过加工的、复合的产物。它既是创伤记忆叙述者主动、有意加以编排、改造的结果，也部分地包含了不受叙述者本人所控制的、潜意识的因素。就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讲，虽然《血色黄昏》具有极其浓厚的个人色彩，但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的个人记忆其实很难不受到集体记忆的制约。在写作《血色黄昏》的过程中，作者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知青文学中“悲壮青春”支配性话语模式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徐佐身上那种极其浓厚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

97版将徐佐这一形象完全删除固然是为了使创伤记忆文本更加“真实”，但本质主义意义上的“真实”其实是不存在的，“记忆并非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和零星的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象的重建或构念。这种重建或构念与我们的态度有关，与突出的细节有关。因此，即使在最基本的机械重复的情况下，记忆也很难达到正确无误。”［19］（P279）徐佐这一虚构的人物形象固然是不存在了，但另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却随之出现，他就是王佑。仅从王佑这个名字来看，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他也只是徐佐的孪生兄弟而已。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97版对徐佐的修改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它既没能增加记忆文本的“真实性”，同时又削弱了人物形象的文学光彩。或许就是因为感觉到了这一点，10版又部分恢复了徐佐的形象，但是“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10版的徐佐已经不是87版的那个徐佐了。

《血色黄昏》的创作与修改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的边缘缠绕着文学治疗与见证历史、历史档案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创伤记忆书写，它必须忠实于创伤受害者的心理真实，作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它又被要求对历史真实负责；作为“一个人的中国当代史”，它应该更加注重叙述文本的真实性，但是，作为一部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却不能不顾及自身的文学性。如何在心理真实与历史真实、真实性与文学性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似乎是长期困扰作者的一个难题。

其实，作为一部创伤记忆书写的经典文本，87版的《血色黄昏》应该受到尊重，它不仅保留了一代人对历史创伤的“真实”记忆（这种“真实”是十分个人化、心理化的，而惟其是个人化、心理化的“真实”，它才更加具有心理创伤治疗的意义），而且伴随着对这一创伤记忆的成功书写与传播，一代中国人的心理创伤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有1987年的热销为证）。如果出于历史启蒙的目的，希望更加“真实”地（历史意义上的“真实”）见证那段历史，完全可以以历史著作的写作方式重新写作一部另一种意义上的“一个人的中国当代史”。同时，作为一代知青走出心理创伤过程的真实记录，《血色黄昏》现有的四个版本也应该受到尊重和保留，它们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代人对“文革”创伤的真实记忆，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走出创伤记忆的艰难历程。

［1］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李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代序［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徐贲．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J］．当代中国研究，2007，（3）．

［5］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老鬼口述，丁东，赵诚采写．老鬼自述：我这四十年［A］．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C］．香港：中国书局，2011．

［7］岳建一．以知青的名义［A］．老鬼．血色黄昏·特约编辑的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刘心武．班主任［J］．人民文学，1977，（11）．

［9］老鬼．血色黄昏［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10］李明，杨广学．叙事心理治疗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1］董之林．现实人生与文学性格——读《血色黄昏》［J］．文艺评论，1989，（1）．

［12］编者．血色黄昏·编后［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