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鹃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北里志》是一部描写唐代大中年间（847－860）长安士子狭邪生活的实录式笔记小说，写成于唐代中和四年（884）。书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少数内容也表达了歌妓们的生活和对爱情的追求，并保存了士人和歌妓的一部分诗歌作品，故其对研究唐代风俗民情和唐末诗坛与士风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北里志》的作者和创作情况做了一番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一

关于《北里志》的作者，历史上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北里志》的作者是赵广远，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

赵广远，臣相隐弟子，幼而聪悟。咸通、乾符中，以为气焰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节，常将领子弟，恣意侠斜，著《北里志》，颇述其事。［1］（P1670）

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赵广远”条沿用此说：

光远，丞相隐之犹子也。幼而聪悟。咸通、乾符中称气焰。善为诗。温庭筠、李商隐辈梯媒之。恃才不拘小节，皆金鞍骏马。尝将子弟恣游狭邪，著《北里志》，颇述青楼红粉之事，及有诗等传于世。［2］（P272）

由于《唐摭言》和《唐才子传》二书流传较为广泛，故这一说法容易引起后人注意。

另一种认为《北里志》系晚唐孙棨所撰，也是目前流行的观点，见于宋代以来的各种官私目录书。其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最早著录，见卷十三小说类：

《北里志》一卷。右唐孙棨撰。记大中进士游狭邪杂事。［3］（P569）

其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著录道：

《北里志》一卷。唐学士孙綮撰。载平康狭邪事。［4］（P321）

《宋史》卷二百六，亦有相关记载：

孙綮《北里志》一卷。［5］（P3224）

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卷八小说家也说：

《北里志》。唐孙綮撰。记大中进士游狭平康二十事。《摭言》五条附。［6］（P116）

除此之外，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九、卷二百一十五、明代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五十一、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莫旦《大明一统赋》卷中、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杂附卷二、清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一、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四、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卷三、傅维鳞《明书》卷七十六、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一、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卷三、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五和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等，都有相似记载。同时，唐宋以来的其他多种典籍也曾多次著录《北里志》系孙棨所作。①如唐代韦縠《才调集》卷四、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卷九、王谠《唐语林》卷七、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八、朱胜非《绀珠集》卷九、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七、明代顾起元《说略》卷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五、陆楫编《古今说海》卷一百三十一、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十、陶宗仪《说郛》卷十下、陈维崧《陈检讨四六》卷十序、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十二、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一百二十二、陆时雍编《唐诗镜》卷五十四、清代董诰《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七、法式善《陶庐杂录》卷四、方以智《通雅》卷二十、四十、黄之隽《香屑集》卷一、卷二、李调元《全五代诗》卷一、梁章巨《称谓録》卷三十、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十二、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二、袁翼《邃怀堂全集》骈文笺注卷三、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卷三、卷四、张玉书《佩文韵府》卷二十二、朱彝尊《曝书亭集词注》卷二、邹祗谟《倚声初集》卷六、《四库全书考证》卷五十六等史籍都曾明确记载，认为《北里志》是孙棨所作。因此，《北里志》的作者是孙棨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认为作者是“赵广远”的说法，应该属于误记，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和赵光远本人的家庭出身和放荡生活有关。如《唐才子传》卷九“赵广远”条云：

光远等千金之子，厌饫膏粱，仰荫承荣，视若谈笑，骄侈不期而至矣。况年少多才，京邑繁盛，耳目所荡，素少闲邪之虑者哉。故辞意多裙裾妖艳之态，无足怪矣。有孙启、崔珏同时恣心狂狎，相为唱和，颇陷轻薄，无退让之风。惟卢弼气象稍严，不迁狐惑，如《边庭四时怨》等作，赏音大播，信不偶然。区区凉德，徒曰贵介，不暇录尚多云。［2］（P272）

赵光远，陕西乾县人，臣相赵隐之侄，富有才名。赵隐，见《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表》：“隐，字大隐，相懿宗、僖宗。”赵隐有子三人，分别是“光逢，字延吉，太常卿”、“光裔，字焕业，膳部郎中知制诰”与“光胤，字垂裕，驾部郎中”。同辈中，赵光远父亲赵骘“字玄华，华州刺史”。因此，赵光远出身名门，是真正的“千金之子，厌饫膏粱”。受时代风气所染，年轻才俊的赵光远，自然“金鞍骏马”，相约轻薄子弟出入当时京城最高档的宴饮娱乐区北里平康，游冶无度，生活奢侈放荡。这一点，《北里志》“杨妙儿”条亦能佐证：

长妓曰莱儿，字逢仙，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陈设居止处，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见者多惑之。进士天水，故山北之子，年甚富，与莱儿殊相悬，而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爱。天水未应举时，已相昵狎矣。［1］（P1409）②下面各条《北里志》的引文均出自此本，故不再一一标注。

《北里志》记载了19个著名的长安平康饮妓，杨莱儿是其一。赵光远对杨莱儿一见倾心，流连忘返。两人都善于“席纠”，即熟悉酒席中席纠章程。唐朝最为人乐道的就是席纠。他是酒令游戏的具体组织者，是酒筵上的核心人物。中唐以后，担任席纠的人物往往是专门的“饮妓”——而杨莱儿就是京城长安著名饮妓。因此，尽管杨莱儿年龄远远大于赵光远，且姿色平平，却能赢得赵光远的亲睐。当然，杨莱儿也看重赵光远的出身，况且赵光远年轻聪明、相貌俊秀，故很愿意讨好他。二人如鱼得水，相得甚欢。自此，赵光远和孙启、崔珏、卢弼等众多轻薄才子在北里夜夜笙歌，恣心狂狎，故其狎妓饮酒之名也远播京城。仅凭这点，将艳情小说《北里志》归其名下，好像也“名副其实”。

其二，和赵光远狭邪妖艳的文风有关。赵广远自从见到名妓杨莱儿，就以平康为家，终日与其昵狎。应第之时，赵光远踌躇满志，杨莱儿更在平康所有宾客中大肆夸耀赵光远会一鸣惊人。谁知，造化弄人，赵光远却意外落第。杨莱儿多少有些失望。为了讨好杨莱儿，赵光远便题诗其室道：

《题妓莱儿壁》（一作《题北里妓人壁》）

鱼钥兽环斜掩门，萋萋芳草忆王孙。醉凭青琐窥韩寿，困掷金梭恼谢鲲。

不夜珠光连玉匣，辟寒钗影落瑶樽。欲知明惠多情态，役尽江淹别后魂。

杨莱儿马上提笔酬之，曰：

长者车尘每到门，长卿非慕卓王孙。定知羽翼难随凤，却喜波涛未化鲲。娇别翠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残樽。多情多病年应促，早办名香为返魂。

上面这首《题妓莱儿壁》，是赵光远现存的三首诗之一，表达了对杨莱儿的思念与留恋，而杨莱儿的和诗也并不输赵光远。此外，《全唐诗》卷七二六还存赵诗《咏手》两首：

其一

妆成皓腕洗凝脂，背接红巾掬水时。薄雾袖中拈玉斝，斜阳屏上撚青丝。

唤人急拍临前槛，摘杏高揎近曲池。好是琵琶弦畔见，细圆无节玉参差。

其二

撚玉搓琼软复圆，绿窗谁见上琴弦。慢笼彩笔闲书字，斜指瑶阶笑打钱。

炉面试香添麝炷，舌头轻点贴金钿。象床珍簟宫棋处，拈定文楸占角边。

这些诗歌描写的，无非是北里歌妓的容貌、住处、衣着、饰物、技艺、情态和奢靡生活，词语轻薄，诗意缠绵。从仅存的三首诗中，不难看出赵光远恃才自傲、放浪形骸、风流倜傥的才子性情和其“辞意多裙裾妖艳之态”的狭邪香艳文风。

正由于赵广远出身名门，平日就以眠花宿柳，走马章台出名，且恃才傲物，文风又放荡妖艳，故直接导致后人误记，从而将颇有香艳之词的《北里志》署名其下。相比之下，孙棨则收敛多了。

二

关于孙棨的生平资料极其有限，只见于《唐书》中的零星记录。孙棨能留名后世，主要是托其所撰笔记小说《北里志》的留存。查阅《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没有孙棨的传记，唯一的线索是《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的一条记录：“綮，字文威，中书舍人。”仔细查阅世系表，发现孙棨籍贯冀州武邑（河北武邑县），祖父是孙惟肖，父亲孙匡方。

《全唐诗》卷六七六有郑谷《偶怀寄台院孙端公棨》一诗：“才拙道仍孤，无何舍钓徒。班虽沾玉笋，香不近金炉。雨露瞻双阙，烟波隔五湖。唯君应见念，曾共伏青蒲（注：谷旧与端公同在谏垣）。”这是郑谷回到故乡袁州后（江西宜春），寄给孙棨之诗。因此，我们有必要明确郑谷的生平。郑谷（848—909），字守愚，光启三年（887）进士，授京兆鄠县尉，后迁右拾遗、补阙。乾宁四年（897）为都官郎中。《全唐书》卷八三七有“授长安县尉直弘文馆杨赞禹左拾遗，鄠县郑谷右拾遗制”的记载。结合其仕宦情况来推测，郑谷任右拾遗的时间，大概在大顺元年（890）前后。这一点，日本学者斋藤茂已经考证。［7］（P607）所以，孙棨任谏官也应在大顺元年左右。

此外，《北里志序》云：“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而“王团儿”条载歌妓王福娘曾经请求孙棨赎身，孙棨曰：“甚知幽旨，但非举子所宜，何如？”——婉转拒绝了王福娘。因此，《北里志》中出现的孙棨，其身份正是举子。“俞洛真”条中，记述在“离乱前两日”（指黄巢起义），孙棨还曾领进士李文远同访平康歌妓俞洛真。黄巢起义发生在乾符二年（875），历时九年，于中和四年（884）结束。在《北里志序》中，孙棨还留下了“无为子”的文号，结合其热衷科举的性情来看，撰写《北里志》时，孙棨应该还没有进士及第。而从“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岁”（《北里志序》）的叙述中，也能判断此时的孙棨应该已经步入中年，故其撰写《北里志》是在中年以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猜测：即孙棨进士及第大约在黄巢起义和撰写《北里志》（中和甲辰，公元八八四年）以后呢？

孙棨的祖父孙惟肖和父亲孙匡方，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考。而其他亲人，也基本无考。目前唯一可知的，是孙棨与吏部侍郎赵崇是亲戚，见《北里志》“牙娘”条记载：“今小天赵为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谓之郡君。为山内子，予从母妹也，甚明悟，为山颇惮之。或亲姻中闻为山属意牙娘，遂以告其内子。他日为山自外归，内子谓为山曰：‘今日颜色甚悦畅，定应是见郡君也。’为山愕然久之，无言以答，亦终不敢诘其言之所来。”据此可知，吏部侍郎赵崇的妻子是孙棨母亲的从妹（堂妹），而从亲人将赵崇偏爱歌妓牙娘的消息及时告知其妻的情况看，孙棨在京城好象还有不少亲友。再从赵崇忌惮妻子的事实看，除了体现出其妻聪慧善辩外，可能还隐约说明其妻家，即孙棨母亲家，应该是大户人家。

此外，宋代王谠《唐语林》卷七补遗有“翰林学士孙棨撰《北里志》”的记载，陈振孙亦云《北里志》是“唐学士孙綮撰”。那么，孙棨是否真的曾任翰林学士呢？今人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以为此说不可信。而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与卷九也仅记孙棨为“舍人”。因此，在没有更多的资料证明孙棨曾任翰林学士前，还是存疑为好。

综合以上，孙棨的生平大致如下：字文威，号无为子，生卒年不详，冀州武邑人，祖父孙惟肖，父亲孙匡方，与吏部侍郎赵崇是亲戚。孙棨大致生于大中年间（847—860），乾符年间（874—879）入长安为举业，时常偷游北里，并与歌妓王福娘产生感情，后因孙棨不愿娶王福娘而分手。中和四年（884），撰写《北里志》。约在黄巢起义后，进士及第。后在大顺元年（890）前后任谏官，与郑谷同列。此后，曾任御史，官至中书舍人。至于孙棨任翰林学士一事，疑不能明。

三

孙棨创作《北里志》，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也有主观动机的推动。客观环境主要指晚唐笔记小说创作的繁荣，主观动机则指孙棨的具体创作目的。

第一，《北里志》的创作受到晚唐以来笔记小说的影响。

晚唐以来，笔记小说的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不仅题材丰富多彩，作品数量众多，而且作者的修养也普遍较高。据周勋初统计，现存唐代笔记小说共五十七种，即唐代笔记小说四十三种，唐传奇集一种，五代以后的笔记小说十三种。［8］（序言）其中，在《北里志》前出现或同时出现，可能影响到孙棨创作的作品，大致有崔令钦《教坊记》、封演《封氏闻见记》、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与温庭筠《乾巽子》等二十八种。③具体如下：刘餗《隋唐嘉话》、张鷟《朝野佥载》、韩琬《御史台记》、崔令钦《教坊记》、封演《封氏闻见记》、陆长源《辨疑志》、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和《戎幕闲谈》、郑棨《开天传信记》、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柳珵《常侍言旨》、郑处诲《明皇杂录》、韦瓘《大唐传载》、胡璩《谭宾录》、南卓《羯鼓录》、温庭筠《乾巽子》、段成式《酉阳杂俎》、赵璘《因话录》、裴庭裕《东关奏记》、令狐澄《贞陵遗事》、柳玭《续贞陵遗事》、范摅《云溪友议》、张固《幽闲鼓吹》、苏鹗《杜阳杂编》、冯翊子《桂苑丛谈》与李涪《刊误》等。这些笔记小说内容各不相同，有些记言，有些记事，有些记史，有些记人。他们的作者，大多进士及第，文化修养相对较高，其中也不乏名公巨卿和著名文人，如李德裕、温庭筠等，故这些笔记作品，无疑具有广大的读者群，从而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此外，晚唐高彦休《唐阙史》自序曾说道：

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晋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补史、野史、杂录、杂记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9］（P1327）

高彦休认为唐朝人才济济，文物繁盛，出现了各种笔记小说题材，甚至将代宗和德宗朝以前的所有遗事都写到了。因此，如果还要创作，就只能限定在宣宗和懿宗二朝了，即大中年间以后了。高彦休生于大中八年（854），和孙棨大致同时代，他的这一创作观点亦是孙棨的出发点，也可能是唐末士人的共识。

第二，《北里志》的创作是为了回顾大中盛世。

孙棨创作《北里志》的具体动机，《北梦琐言》卷四曾经提到：

孙棨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贤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卢相携之室女，失身于外甥郑氏子，遂以妻之，杀家人以灭口。”［1］（P1836）

查阅史料，说《北里志》是讽刺臣相卢携之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或是后人的附会之词，周勋初已经指出。［8］（P105）其实，《北里志》卷首有孙棨序言，明确说明其创作动因：

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岁，无为子序。

黄巢起义前的孙棨，还是一个留恋风花雪月的富家举子，不时光顾北里，并和名妓王福娘传出绯闻。当时，孙棨已经着手记录大中、乾符年间进士狭邪平康之逸事。不料黄巢起义打破了北里热闹、奢靡的生活，皇胄贵族与公卿大夫仓皇出逃长安，孙棨也随民众四散逃难，所撰《北里前志》在丧乱中不慎遗失。从其“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的感慨和追述中，隐约可以看出，“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是其创作的一大动机。换言之，《北里志》是孙棨在社会遭受了黄巢起义后，对昔日奢靡士人生活的追忆和怀念，正如斋藤茂所言：“从这里看，可以认为《北里志》是一种回顾过去盛时的记录文学。这种性质的文学，唐代以前有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而宋代以后有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良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唐代则有崔令钦的《教坊记》。”［7］（P607）而崔令钦曾自述云：

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

因此，《北里志》与《教坊记》有异曲同工之处，描写的不但都是唐代京城长安的繁华声乐之地，而且都是在经历唐代两大动乱（黄巢起义和安史之乱）后，对昔日盛世的回忆与追念。

那么，大中年间（847—860）究竟有何魅力，多年后仍让孙棨念念不忘？这无疑缘于“小太宗”李忱。宣宗李忱即位（公元847年）后，极力整饬朝政，先是驱逐李德裕，后大加起用重视科举出身的牛党成员。大中五年（851），孤悬于外的沙州（今敦煌）也重新归附唐朝。宣宗不但礼遇大臣，而且平易近人，对宦官也有节制，故大中年间宦官势力没有过度膨胀，也没有对国家造成较大危害，而此前的灭佛运动也得到一定的缓和。通过唐宣宗的励精图治，社会矛盾暂时得以缓和，并在大中年间呈现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此外，宣宗还多才多艺，喜爱读书，并极其重视科举。这一点，孙棨在《北里志序》中曾明确指明：

自太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

唐宣宗喜好儒术，让爱婿郑颢（娶宣宗女万寿公主，尝官太子詹事）执掌科举春试，自己常常微服暗访长安城中举子。宣宗不仅与众举子狎昵，还在内庭夸耀从举子处听来的各种逸事趣闻。正是宣宗这种暧昧的态度和做法，致使“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虽然唐代也禁止官员访妓，但是却屡禁不止，正如孙棨总论所云：“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再如，《北里志》“北里不测堪戒二事”载，王式执任金吾，“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后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顷，又有后至者，仗剑而来，以醉者为金吾也，因枭其首而掷之曰：‘来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据其床。金吾获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瘗之。”王式，宰相王起子，《旧唐书》卷一七四和《新唐书》卷一七七有传。王式当时有官职在身，按照唐朝法律，是不能入坊宿妓的，故遇后来者便匆忙躲避到床下，显然是冒险违禁。由此可知，朝臣不惜冒险入坊的恐怕也为数不少。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北里，并不受法律和舆论约束。

因此，唐末的狎妓之风盛行，是自上而下兴起的，始作俑者，便是宣宗李忱。士子及第后狎妓的时代好尚，逐渐成为新进士体现自身价值和显示荣耀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畸形的社会文化氛围，让晚唐士子重新看到希望，也重新焕发出对科举的极度热情。孙棨记叙的，正是这段历史中的士人生活。让孙棨念念不忘的，也正是这种科举情结和士人沉浸在纸醉金迷、温柔之乡的浪漫生活。这种相对安定的生活，对处在颠簸流离边缘，饱受黄巢战乱之苦的末世文人来说，无疑是强心剂。而这种奢靡生活，恰好又是建立在较宽松和较繁华的社会背景上的。因此，孙棨怀念和追忆的，不仅是盛世中的文人生活，更多的是希望国运昌盛的某种无奈期盼。但是，晚唐社会终究缺乏初盛唐的富庶、胸襟、自信和乐观，取而代之的是低迷、狭小、脆弱和消极。这不禁又让《北里志》平添了几许人文情怀和悲凉意味。

第三，《北里志》的创作是为了劝诫后世。

经历了国家和人生的重大变革之后，孙棨再回想起当年的狎妓生活，不由得百感交集，“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这种追忆，展现的既是一种空间和时间上的隔膜，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失落和寂寞，也是一种经过人生大的灾难和沉淀后，对昔日士人行为和对现今人生与社会的深切反思和积极批判。正如孙棨后跋所言：

呜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则回车返策者众矣。何危祸之惑，甚于彼而不能戒于人哉？则鼓洪波遵覆辙者，甚于作俑乎？后之人可以作规者，当力制乎其所志。是不独为风流之谈，亦可垂诫劝之旨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廪也；述误陷，所以警其轻体也。叙宜之，所以怜拯己之惠也；叙洛真，所以诫上姓之容易也。举令宾，所以念蚩蚩者有轻才之高见也；举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让之明心也。引执金吾与曲台，所以裨将来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孙棨在跋中说得非常清楚：“述才慧”，是遗憾大中士人没有将聪明才智运用到治国惠民中，反而沉迷青楼，以致浪费才华，蹉跎岁月（《北里志》记叙了33个士人的狎妓生活）；“述误陷”，是劝告士大夫应该洁身自好；“叙宜之”，是称赞歌妓王福娘（字宜之）试图拯救自己，寻找新生活的勇气；“叙洛真”，是劝诫士人，因青楼诱惑太大，堕入太容易，一如歌妓俞洛真；“举令宾”，是欣赏早卒歌妓颜令宾非凡的诗文才华；“举住住”，是赞赏歌妓张住住和童年玩伴庞佛奴之间的真诚爱情故事；“引执金吾与曲台”，则是通过王式在北里问柳差点遇害之事及令狐滈目睹北里妓家杀人之事，劝诫士人要引以为戒，不可过度堕落，以至于葬送性命。因此，《北里志》的另一写作目的，“是不独为风流之谈，亦可垂诫劝之旨也”，即通过记叙当年的风流韵事，劝诫士人引以为戒。这是孙棨对当时社会的深切反思和积极批判。这种思考既是理性的，也是悲观的、失望的。恰如极度热衷科举的孙棨，在撰写《北里志》时，却用了“无为子”的文号一样，正是晚唐幻灭、怀旧和悲观思想的矛盾体现。

果然，从唐代开始，至明末清初，“世风好狎妓”，冶游狎妓几乎成了士子们的风尚。孙棨“可不戒之哉”的循循善诱被无端忽视，《北里志》的狭邪性却被无限扩大。从这点看，《北里志》实开后世艳情小说之端。鲁迅先生曾说：“至于康骈《剧谈录》之渐多世务，孙棨《北里志》之专叙狭邪，范摅《云溪友议》之特重歌咏，虽若弥近人情，远于灵怪，然选事则新颖，行文则逶迤，固仍以传奇为骨者也。”［10］（P60）“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钦《教坊记》及孙棨《北里志》。”。［10］（P184）由此可见，《北里志》在后世一直被视为狭邪小说。这不由得令人感伤。

总之，通过考证，可以肯定《北里志》的作者是孙棨，不是赵光远。《唐摭言》和《唐才子传》将作者误记为赵光远的原因，可能与赵光远的世家出身及其冶游放荡生活有关。这一生活态度，又直接导致赵光远形成狭邪香艳的文风。受其冶游生活和妖艳文风影响，香艳小说《北里志》便被后人误署在赵光远名下。孙棨是冀州武邑人，大致生于大中年间，于乾符年间入长安为举业。中和四年（884），撰写《北里志》。大顺元年（890）前后任谏官，与郑谷同列。官至中书舍人。孙棨创作《北里志》，一方面受到晚唐笔记小说创作繁荣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叙述艳情故事来垂戒后世，告诫士子不可过度放浪形骸，并以此来针砭时弊。但从《北里志》的流传情况来看，此书却实开后世艳情小说之端，与孙棨的创作初衷背道而驰。这无疑是《北里志》的一大遗憾。

［1］周勋初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周本淳校正．唐才子传校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3］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陈振孙著，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高儒．百川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8］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叙录［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9］高彦休．唐阙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