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林

(成都师范学院史地与旅游系，四川成都，611130)

和战分途：南宋初年的政治转向
——以孝宗朝政策迁移为线索

董春林

(成都师范学院史地与旅游系，四川成都，611130)

南宋伊始，宋金和战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南宋政权的时代命题。绍兴十二年缔结的宋金和议，并没有成为维系宋金长久稳定关系的基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南侵，加之随即登基的宋孝宗锐意恢复，宋金战争一度爆发并持续到隆兴元年张浚符离兵溃。在此期间，宋孝宗选人用事并不局限于道义型主战派士大夫，对实务型主和派士大夫及主守派政治元老也多加选用；在此之后，宋孝宗迫于符离兵败的政治压力与金人议和，锐意恢复政策主张转换为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用人政策，与其对金强硬的政治主张既统一又矛盾，这种复杂的政策取向既切合即时的宋金政治局势，也为南宋制定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国策埋下了伏笔。

南宋；宋金和战；孝宗；符离兵败；隆兴和议；政策迁移

秦桧死后的“绍兴更化”，表面上实现了宋高宗政权革除时弊的目的，沈该、汤思退执政的后秦桧时代，台谏群体得以重组，相权弱化，宋高宗以和议为先的政治主张得以奉行不辍，但这并不能说明南宋偏安东南的政治方向真正确立。对于宋高宗政权而言，“绍兴更化”的发生利弊参半。“绍兴更化”之后，绍兴和议期间被贬谪的“主战派”士大夫重回政治中心，伴随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再次南侵，宋高宗被迫再次起用主战派领导人物张浚，沈该、汤思退也因“不合时宜”而被台谏官弹劾下台。次年六月，宋高宗禅位给皇太子赵眘，宋高宗的和议政治构想再次遭遇挫折。隆兴元年正月，张浚复出并得到宋孝宗重用。隆兴元年三月，金人要求南宋归还海、泗、唐、邓等州旧疆，遭到张浚拒绝后再次准备南犯，宋金和战问题再次成为政论焦点。宋孝宗锐意收复北方失地，张浚积极主张北伐，最终促成隆兴北伐。符离之败后，和战论转变成战守论，宋孝宗政权最终确立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路线。在这一过程中，遭遇绍兴冤狱的赵鼎、李光及岳飞等人被恢复了官爵，贬谪的胡铨等人被召回，秦桧党人继续被驱逐，崇岳贬秦的风气一时占据隆兴初年的政治空间。隆兴和议的签订，宋廷最终转向了以和养战的和议时代。纵观史籍记载，宋孝宗朝初年政治变奏的结果，基本确立了南宋偏安东南的政治方向，这也标志着南宋初期一系列冤狱事件之后政治规则的重构。

关于宋孝宗初年的政治状况，此前的学者要么着眼于物质财富上升带来的社会发展，要么对宋孝宗立志北伐、整顿内政的积极政治态度多加颂扬，要么深层揭示宋高宗政治构想对宋孝宗的影响，要么对宋孝宗的“恢复”路线专题研究。[1-7]本文并不准备全面探讨宋孝宗时代的政治状况，只是在南宋初期政治转型的视域下对宋孝宗朝初年“恢复”路线形成过程中的某些政治现象进行深入解读，从而理清南宋初期冤狱事件后政治规则重构的理路。

一、邪正之辨——和战困窘中的用人政策

宋孝宗登基伊始，即面临宋金和战问题，这也是曾亲历绍兴冤狱事件及秦桧专权过程的宋高宗最为困惑的政治难题。是重用“绍兴更化”之后恢复官职的“主战派”士大夫，还是吸取绍兴和议“教训”沿用和议为上的“能吏”①，直接导向孝宗朝初年的用人问题。何忠礼先生曾指出，宋孝宗吸取秦桧擅权的教训，事事“独断”，从而造成宰相权轻，并不久任。[8]综合史籍记载来看，一方面，宋孝宗的“独断”与他锐意收复北方失地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宋孝宗的“独断”是从宋高宗朝懦弱抗金的政治思路转变而来。我们要深入认识宋孝宗朝初年的用人政策，势必要对高宗到孝宗用人思路转变的内外因素有个清晰的认识。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再次南侵，宋高宗政权的和议国策受到汪澈等谏官的反对，陈俊卿在此之前即建议宋高宗“益坚睿断，先定规模”做好应急的工作，并强力推荐张浚，指出其“意广才疏”但有“忠义之素心”[9](4449)。张浚的忠义之心与宋孝宗当时“不胜义愤”实在有某种契合，这种契合充分折射出政治人物诉求的时效性，宋孝宗此后的用人方略也多是沿着时效性展开。在秦桧擅权时代乃至后秦桧时代，宋高宗政权秉承的是宋金和议国策，致力于财政管理的“实务性官员”较之积极抗金的“道义派官员”更受欢迎②。但这些实务官员面对金人南侵时往往显得懦弱而不经事，在锐意收复失地的宋孝宗面前也不完全被信任。寺地遵先生曾指出，秦桧死后，宰执制度开始活性化与实质化，起用地方有力人士沈该、汤思退出任宰相，政治势力的配置及编制体现出联合的特征，政策决定方面则凸显出妥协的特征。符离之败后联合势力出现多数，遂在权力门争中压倒了主战派张浚等少数势力，联合与妥协的形态遂成为乾道、淳熙年间的政治结构。[10]很显然，通过出身地域与政治主张来判断后秦桧时代乃至孝宗初年的政治结构过于繁杂，政治门派的联合与最终的和议妥协实在是显而易见的特征，但却不能从本质上解释孝宗用人思路上的转向。不过，寺地遵先生通过即时财政状况、诸门派出身地域、宋廷政策导向几个方面对绍兴和议之后南宋政治过程的考察，则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勾勒出这一时期宋高宗父子用人的多元化。尤其是从孝宗登基开始，宰执任期频繁且主战派、主和派、主守派接替或同处政坛，在孝宗眼里似乎政治选择本应多元化。当然，孝宗锐意收复北方失地的政治理想始终存在，只是随着时代变化而被迫迁移或淡化。这可能受到宋高宗阴影的影响③，但宋金和战变奏中士大夫游移于道义与实务之间的即时政治面相也对孝宗的人事判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以何种标准考量人材，关系到孝宗初年政局的走向。孝宗与臣僚谈及到的“邪正之说”恰恰透露出他的用人思路。乾道四年十二月，孝宗问魏掞：“治道以何者为要？”魏掞回答说：“治道以分臣下邪正为要。”[11](109)乾道八年正月，孝宗与杨万里论人才时又说：“人才要辨实伪，要分邪正。……最不可以言取人。孔子大圣，犹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12](1749)事实上，孝宗的邪正之说并不完全得益于魏掞，也不是锐意恢复的理想受挫之后的政治体验，这种认识在其继位之初就被付诸用人政策之中。南渡以来，宋金和战问题一直困扰着新兴的南宋政权，绍兴和议的签订非但没有化解政治利益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还进一步加深了主战论士大夫与主和论士大夫之间的沟壑。绍兴更化之后，绍兴冤狱事件中反秦桧的士大夫重回政坛，一批诸如杜莘老、汪澈、虞允文、陈俊卿的新兴道义派士大夫也跻身政坛，在面临金人单方面撕毁和约的政治时态下形成了对金强硬派的代表；而以沈该、汤思退为代表的秦桧余党或新兴南方实务性官员，继续秉承秦桧“遗志”成为议和派的中流砥柱；另外还有陈康伯、史浩、朱悼等中间派代表的元老大臣。这三类政治人物的政治主张各有不同，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标准自然也相互抵触，但总的来说主要分为名利论和忠节论两个方面。

持忠节论者主要是对金强硬的道义派官员，这类官员激烈反对懦弱不经事的主和派官员，称其为奸臣或毫无人臣之节的卖国者。比如，隆兴元年五月，侍御史王十朋上奏疏说：“靖康之祸，臣子有不忍言者。……三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汉光武之心也，奈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节，复欲蹈昔日奸臣之覆辙，屈主以和夙世之仇雠，指祖宗中原之土为敌人之土，谓不当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为敌之人民，谓不当纳；又取秦陇已复之地无故而弃之，以资寇雠，以绝生灵归附之望？”[12](1632)

持名利论者主要是以和战利益作为考量标准的实务型官员，这类官员包括主和派与中间派，他们指责积极主张对金用兵者都趋向于功名利禄而不顾国人安危。比如，孝宗即位之初，钱端礼上书言：“今彼势虽屈，而事力尚强，未可与之较胜负；今日将帅，非无忠勇之士，恐为匹夫之勇，乘危侥幸，贪小利而忘大计，使得一城一邑而旋得旋失，既不能保持其民人，又不能坚守其要害，更相屠戮，以激强敌，不惟终无所益久致寇兵。”[13](1684)符离之败后，和战抉择再次成为朝臣争论的话题，陈康伯上疏云：“侍从之间以至百执事之臣，交章来上，谓今日之事只当用兵，不当言和。是皆不量事力，争欲交兵，致以利害不切于己，敢为大言。……曾不思社稷之重，岂同戏剧，而生民肝脑涂地，谁与任其责哉？”[14](卷14)钱端礼亦上奏说：“中原之当复，人皆知为不可缓，恐须时至则可为耳。今士多持以为进身之资揣摩上意，所以施为之事未尝有成，徒捐货财虚费民力，有用兵之名，无用兵之实，是欲增重兵威而反弱国势，岂不为邻人所侮哉。”[13](1684)

无论是忠节论还是名利论，两种人物评价标准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对于宋孝宗来说，宋金交战所造成的财政压力，乃至国家动荡都是可想而知的政治危机；委曲求全与金人和议，显然又无视忠孝，置祖宗家业而不顾，同时也有违自己的政治理想。显而易见，孝宗即位伊始面临的是在和战困窘中对用人政策的选择，如何最有成效地选择执政群体应对即时的政治形势成了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课题。一如前文提到宋孝宗的“独断”行事，他在隆兴和议前后即呈现出这一特征，“勤于论相，数置而亟免”[15]，甚至主张“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16]。频繁换相即可见孝宗并没有清晰的用人政策，但却有一定因时而变的用人准则。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张浚与孝宗初次会面即建言：“人主以务学为主。人主之学，以一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17](882)朱熹亦上言说：“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17](881)乾道三年，刘珙被召还，面见孝宗时首论：“独断虽英主之能事，然必合众智而质之以至公，然后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无不成。”[12](1693)所谓“一心”“正心”，无非是说孝宗政治举措要专一，要以天下公利为中心。从张浚、朱熹、刘珙的角度来看，天下公利应该取决于锐意恢复那样道义派的国策，君主既然坚毅恢复之志，用人政策自然要向这方面倾斜。也许是受秦桧擅权的影响，也许是锐意恢复之志屡屡受挫，孝宗的用人政策并没有一个既定的程式，而是在兼顾天下公利的基础上单一考量政治人物的即时作用。隆兴之初，秦桧余党、新兴道义派士大夫、反秦桧的绍兴冤狱受害者、中间派的政治元老齐聚政坛，孝宗既不以名利视角区分和战派别，亦不据忠节论判断其政治主张，而仅仅以邪、正二元标准来判断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邪正与否并非是人格上的差别，政治主张切合即时政治形势即为正，反之则为邪，这在孝宗朝初年可能只是政治环境变化的权宜之策，但却不失为应对即时政局及制定长远国策的良策。

绍兴末年，孝宗受禅，正值宋金交战后关系异常紧张之时，臣僚持和、战、守三论而不得统一，如何选择切实的执政群体关系到如何制定即时的国策。陈俊卿进言说：“今日之事，必也清心寡欲，屏远便佞，用志专，见理明，则邪正分，功业就。”[18](4736)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陈俊卿又进奏陈十事：“曰定规模，振纪纲，励风俗，明赏罚，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门，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数，蠲无名之赋。其杜邪枉之门曰：‘比来左右近习，名闻于外。士夫以身附炎，将帅以赂易官。’”[18](4737)由此可见，陈俊卿的邪正之分主要指任用知情理有志向的人，摒弃趋炎附势换取爵禄的邪佞之人。隆兴元年，张孝祥赴行在入对，“劝帝辩邪正、审是非、崇根本、壮士气，因痛陈国家委靡之弊，且靖康以来惟和战两言，遗无穷祸，要先立自治之策以应之。又陈二相当同心协力，以副陛下恢复之志。”[19]在张孝祥看来，邪正之分要讲，但不可以和战来选人用事。隆兴元年五月，王十朋亦规诫孝宗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图任之失；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以振今日纪纲之弊。”[12](1632)符离之败后，陈俊卿亦建言孝宗说：“陛下治心，修身，立政，用人，专以仁宗为法，此今日之要也。大臣受任不专，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当众怨，此今日之敝也。人才国家之命脉，气节又人才之命脉。”[18](4738)虽然目的都是建议孝宗专意重用张浚，但从侧面揭示孝宗用人不专一。绍兴末到隆兴初，宋金关系不断恶化，朝论纷纷而各执己见，孝宗锐意恢复的同时还需面对军费支出造成的财政危机，选人用事必须衡量政治投入与收效，多元化用人与时效性的用人政策便应时而生，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政治特征。

绍兴年间缔结的宋金和议政策一直支撑到绍兴末年宋金第二次战争爆发，一度因和议问题而身陷冤狱的士大夫随着秦桧之死而被召还，孝宗即位及隆兴北伐的爆发，和战守问题再次成为宋廷棘手的政治抉择。但与之相关联的冤狱不再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现象，因为新的国是萌生于孝宗多元的、时效性的用人政策之中，全新的政治规则即将形成。隆兴初，陈俊卿曾给孝宗建言：“应敌无一定之谋，而疆国有不易之策。今曰和、曰战、曰守者，皆应敌之计，因事制宜不可胶于一说者也。”[19](4489)无论是被迫之举也好，还是权宜之策也罢，所谓“因事制宜”“专责实效”的政治路线在隆兴和议签订之后基本被确定。

二、内修以图恢复——合乎时宜的政治路线

如果说“绍兴更化”预示着秦桧擅权旧时代结束的话，孝宗即位任用张浚锐意恢复便昭示着新时代的开始。不过，孝宗的恢复路线真正确立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的恢复多半定位在依靠武力上。据史籍记载，张浚“见帝英武，力陈和议之非，勤帝坚意以图恢复”[20](809)。孝宗最初锐意恢复之志与张浚武力收复失地的方针基本一致，但并不符合隆兴初年孝宗政权的实际情况，主战方针也并没有得到朝臣的普遍认同。若要北伐，且不说军事上战斗力如何，财政上的军费补给也必须充足，这是孝宗政权必须面对的客观问题。孝宗多元的用人政策恰恰透露出他所做的准备工作，在重用张浚等主战派道义官员的同时，依靠汤思退等能吏来处理战备等实务工作④。由此可见，隆兴初年孝宗政权的武力恢复之方针必然存在多种不同声音，这也预示着新的国是并不曾确立。孝宗对金主战的积极态度可能受到他的侍讲、侍读、教授，诸如黄中、王十朋、陈俊卿等对金强硬派的影响，但最初主战方针的确立多半取决于他个人的政治理想。反观隆兴北伐之前孝宗的政治抉择，逆元老重臣史浩规诫而重用张浚兴师北伐，符离之败后被迫与金签署和议，又重用虞允文蓄养实力以收复失地，政治理想可谓不曾磨灭，这也成为后学者解释孝宗励精图治以图恢复的口实。隆兴以后，孝宗政权制定诸多内修政策宽养民力以增加财政收入，加强战备以不忘恢复之志。从最初的武力锐意北伐到后来的内修以图恢复来看，孝宗的恢复之志可谓随时间延续而不曾间断。实际上，内修以图恢复并不是隆兴之后孝宗政权的新创，而是“绍兴更化”之后乃至宋金第二次战争之后宋廷必然的政治走向，也是南宋偏安东南政局真正确立的必然国是政策。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南侵失败，但南宋防御战的胜利并不能说明南宋军事力量已足以收复失地；符离之败后乾道、淳熙年间，孝宗确立了内修以图恢复的政策，随着虞允文淳熙元年的病逝，短期抗金计划破产，这一政策遂成为孝宗朝长久的国策。若仅从政策得失角度来检讨孝宗的内修政策并不准确，抗金战争中的主观过失并不能完整解释孝宗内修恢复政策确立的背景，孝宗朝初年军队战斗力薄弱及军费供给紧张都是朝臣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综观孝宗初年的朝政奏论我们发现，虽然孝宗锐意北伐，但在士大夫们看来“规模”还未形成。所谓“规模”无疑是指国家综合实力或战备能力，当指涉宋金和战的条件。绍兴三十一年，陈俊卿就曾给高宗上言说：“虏人窥伺其意不测，而两淮之藩篱未固，荆襄之声援不接。宜择近臣有威望者尽护荆襄诸将之兵，而假以它用，阴遣间使往来江上，密问诸将计策。或令各遣腹心赴堂禀议，使诸大臣从容延问，诘难往复以尽其情，参酌去取以定其论。庶几缓急，内外相应，不失事机。其它则选练犒赐，以作士气，择吏蠲赋，以辑乡兵，修城筑垒，以严保障，亦事之不可缓者。而揔其大要则在朝廷，处置得宜有以服人心者。而推其大本则又在陛下益坚睿断，先定规模，无以忧疑，自为退沮而巳。”[19](4449)陈俊卿的“规模说”主要是针对绍兴末年金人南侵时的战备应对，这与他和唐文若隆兴元年规劝张浚“不若养威观衅，佚万全而后动”[21](28)有所不同，“养威”即是蓄养国力，制定长久内修政策再图恢复。关于这一点，一直辅佐孝宗登上皇位的史浩阐述得最为清晰。史浩曾建议孝宗应“少稽锐志，以为后图，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选良将，练精卒，备器械，积资粮。十年之后，事力既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22](102)，并规劝张浚说：“晋灭吴，杜征南之力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成，则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为之？”[22](103)很显然，史浩的“规模说”相对张浚的积极抗金是“示敌以削弱，怠战守之气”[20](809)，但史浩并非是为了主和，只是为了内修以图恢复⑤。

关于孝宗内修以图恢复的国策如何形成，我们有两点需要澄清：一是孝宗在宋金战争变奏中客观地接受了朝臣们的“规模说”建议；二是孝宗的恢复之志不曾泯灭。前文已提到，南宋“规模说”早在绍兴末年陈俊卿就向高宗建议过，孝宗即位之后，实务派士大夫及保守派元老重臣们更是奏议南宋应蓄养实力然后恢复失地。曾是孝宗外戚的钱端礼上奏说：“当今国家利害，莫大于夷狄侵侮，然图大之计，不若从是而务实，张虚声、蹈实隐，非国之福也。……今金主新立，陛下嗣服之初所当讲聘睦邻，修明政事，训励士卒，增理边要，外与之和而不忘内修，中原之民将见襁负而归王化矣。”[13](1683)这样的建议确实从实际情况出发，但却违背了心气正盛的孝宗。规劝张浚无果的史浩，已无继续留在朝廷的尊严，只好规诫孝宗：“先为完备，是为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偿听浅谋之士，时兴不教之师，寇退则论赏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迹，取快一时，含冤万世。”[20](810-811)从史籍记载来看，孝宗并未接受这些建议，也正由此才有了符离之败。但孝宗并未对南宋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是被一时急切的恢复之志冲昏了头脑。宋金如若开战，南宋面临的巨额军费支出就是一个迫上眉睫的财政问题，这是孝宗完全清楚的。据史载：“孝宗初立，励精庶政，至于财用大计，尤所经心，或时呼版曹吏入禁中驱磨财赋，诸库皆有簿要，多自按视。”[23](542)但在孝宗的政治理想面前，财政问题有时又与恢复之志冲突。隆兴二年，尚书韩仲通奏论财政收入已无能力应对日益增加的军费支出，钱端礼也说自己先前任户部侍郎时收入已不足应对支出，一年收入加上卖度牒四百余万钱及内库划拨钱，绍兴三十一年九月一次调兵花费一空。孝宗却不以为然说：“直须恢复中原了，财赋须充足。”[13](1685)符离兵败后，国是抉择又一次成为朝议的热点问题。钱端礼建言：“愿以符离之溃为戒，早决国是为社稷至计。”[20](817)汤思退、陈康伯、周葵等上疏说：“敌意欲和，则我军民得以休息，为自治之计，以待中原之变而图之，是万全之计也。”[20](814)孝宗再次选择实务派官员已成定局，恢复之志最终让位给了内修以蓄养实力的蓄以养战政策。对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孝宗长久的恢复之策是被迫之举，又是客观审时度势的政治选择，恢复志向的挫败包含多重原因。

孝宗即位后重用张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锐意恢复之志，这种志向既包含他对财政危机的矛盾认识，还体现他近乎“独断”的多元用人政策，但能够最为直接透析他恢复志向转折的是他对张浚的态度转变。隆兴元年正月，张浚出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以至符离溃败之后被擢为右相，隆兴二年四月孝宗又罢去他的相位贬谪福州，同年八月途经余干时病逝。张浚人生最后阶段的浮沉经历似乎可以折射出孝宗的政治转向。李心传记载张浚赐谥佚事云：“阜陵初受禅，首任张魏公以经略中原，礼貌之隆，群公莫及。尝《书圣主得贤臣颂》以赐，又亲书其生辰而祀之禁中。每有所疑，必先诣钦夫，示不敢面诘，其尊礼如此。及符离师溃，上眷顿衰，免相西归，薨于余干，恤典无加，赐谥不讲。”[23](627)学史者常常解释孝宗不记张浚兵败之过任他右相，是因为孝宗志向恢复并未泯灭，而少有人注意孝宗此举昭示着其恢复之志的转变。太上皇高宗曾经规诫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彼专以国家财力名器为一掷耳。”[24]这条史料是否属实尚不足论，仅从张浚兵败造成国家财力大伤这一角度来看，孝宗对张浚的态度转变在所难免。符离之败后，张浚曾乞使求和，孝宗怒曰：“方败求和，是何举措！”[21](32)很显然，张浚的兵败大大挫伤了孝宗的恢复锐志，孝宗的政治选择即在隆兴元年底发生了转变。隆兴元年十一月，诏朝臣集议和戎遣使事宜，“侍从、台谏与议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20](816)，只有胡铨反对议和，孝宗最终确定与金和议的举措。

三、结语

综观宋孝宗初年的政治选择，我们对南宋初年偏安东南政局的形成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用人政策，突显出宋金关系变奏背景下及“绍兴更化”后宋廷客观的历史选择；宋孝宗锐意恢复受挫后选择内修以图恢复，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南宋政权制定长远国策的坎坷之途。然而，宋金和战背景下南宋初年政治转向的历史意义并不止此。

史籍记载：“帝(宋孝宗)以符离师溃，乃议讲和。”[20](813)这是传世文献中对隆兴和议的传统解释，但却忽略了孝宗朝初年政策迁移的历史意义。张浚符离之败的直接结果是孝宗和战政策转变，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宋孝宗多元用人政策的实施，宋孝宗锐意恢复计划的破产恰恰也折射出南宋政权偏安东南的某种客观性。就南宋初年的政治问题来说，人臣的政治主张及其用事态度并不是影响政治转向的主要条件，君主的政策方略也不完全是功过殊途。有学者曾指出，宋孝宗恢复与重建了在高宗朝曾被权臣所取代的士大夫政治体系，并充分调动了更广泛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精神。[25]如此所言，宋孝宗的士大夫政治体系还可以理解为他用人不专，政策实施必然受挫。当我们摒弃人物评价式的历史解读后发现，宋孝宗坚意北伐的政治主张与其短暂任命宰相的“独断”用人政策息息相关，这样“独断”的用人风格与其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共生用人政策非但并不矛盾，恰恰预示着此后内修以图恢复的国策诞生。当然，孝宗近乎“独断”的锐意恢复主张也好，多元性用人策略也罢，都切合“绍兴更化”后第二次金人南侵的政治状况。在这样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孝宗政权的政策取向必然面临种种阻力，但绍兴和议之后制定长治久安的国策已成为时代诉求，所以说，宋金再次和议之后长期的内修恢复政策应运而生。

注释：

① 绍兴末年，沈该、汤思退等主和派者多以治理财富为任而挤身台阁，从而招致忠良士大夫的讽谏。陈俊卿曾上书云：“州县之间，号为能吏者，往往务为急刻，专以趣办财赋为功，而视抚字听断为不急，其间又有聚敛以为羡余之献者，増市征则害啇贾，督逋赋则病农民，甚或侵移常赋贻患后人，朝廷不察反谓有才，愿有以深戒戢之，则天下之幸也。”见朱熹：《陈俊卿行状》，《朱文公文集》卷96，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59页。

② 这里的“实务性官员”与“道义派官员”主要指代绍兴末年致力财政管理的主和派官员和反秦桧路线对金持强硬态度的官员。寺地遵先生认为，道义派官员主要指秦桧死后复归政坛或新获起用反秦桧路线的官员，这些官员地域上来自于四川、福建，都是有修养的学者，他们反对强行征税、专卖提高财政收入的能吏，又都对金持强硬态度；与之相反的实务性官员，则主要出生太湖周边，致力于财政、法律等实务性政治问题，对金多持和议态度。见寺地遵：《秦檜後の政治過程に關する若干の考察》，《东洋史研究》1976年第3期，第95-96页。

③ 孝宗锐意恢复的理想由来已久，亲历金人单方面撕毁绍兴和议协约南侵而“不胜义愤”，登基伊始即强力反秦崇岳，但这个理想受制于时代环境是一方面，也可能受到高宗的影响。宋人叶绍翁曾云：“上每侍光尧，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上自此不复敢言。”见叶绍翁：《四朝见闻录》，第58页。宋人张端义亦记载：“德寿建思堂落成，寿皇同宴，问德寿何以曰‘思堂’，德寿答曰：‘思秦桧也。’由是秦氏之议少息。”见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柳立言先生也曾指出，宋高宗与宋孝宗之间的“孝”，影响了孝宗的统治。参见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6年第57本第3分，第553页。

④ 寺地遵先生指出，隆兴年间宋金全面战争开始后，无论是军费的调度，还是各项实务的处理，都必须寻求原为道义派学者官僚所轻视、蔑视的能吏协助，结果遂极为讽刺地，不得不于开战前招回已自权力中心放逐，以汤思退为首的这批官僚。参见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第453-455页。

⑤ 蒋义斌曾指出，传统认为史浩是主和派的看法并不准确，史浩主张和战仅是权宜之计，重要是自强以图恢复，见蒋义斌：《史浩与南宋孝宗朝政局——兼论孝宗之不久相》，《宋史研究集》第18辑，第38页。

[1]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时代[C]// 宋史研究集(第 10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8: 294.

[2]蒋义斌.史浩与南宋孝宗朝政局——兼论孝宗之不久相[C]//宋史研究集(第18辑).台北: 国立编译馆,198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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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and war division: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DONG Chunl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Tourism,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1130,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Song-Jin Relationship was the time puzzle for Southern Song regime.In Shaoxing 12 years,Song and Jin signed Armistice treaty,but it did not become the sustainable Song-Jin Relationship foundation.In Shaoxing 31 years,Jin tore the treaty and moved southward.Song Xiaozong forge regain lost ground,Song and Zhang war broke out again,which continued until Fuli defeat.During this period,Song Xiaozong used wider appointment of personnel;After this,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pressure,they signed Longxing Agreement,and the battle policy also converted to long-term recovery policy.Song Xiaozong as the Evil and the positive employment standards,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situation,which also provide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ith a chance to develop a long-term national policy foreshadowe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peace and war between Song-Jin;Song Xiaozong;Fuli defeat;Longxing Agreement;poliacy migration

K245

：A

：1672-3104(2014)04-0203-06

[编辑: 苏慧]

2013-09-17；

：2013-11-04

董春林(1978-)，男，河南叶县人，成都师范学院史地与旅游系副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政治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