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诺

“拴在同一根文化的绳上”

2013年10月18日，上海博物馆，年近90的黄永玉回忆《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写作过程：“文字如行云流水，我却写得并不随意，总感觉沈从文在旁边看着我，就停下来跟他对对口径。”

此时，沈从文长眠于湘西凤凰的听涛公园，没有冢，树起一块天然的大石头。黄永玉在墓前题写碑文：“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沈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沈的母亲与黄祖父是兄妹。

黄永玉从16岁开始以绘画与木刻为生，到处漂泊。在福建德化山区做小工时，他见到了表叔的《昆明冬景》，对表叔的才华滋生了无限仰慕的感情。

1946年他才开始与表叔沈从文通信。这些信有谈艺术知识的，有谈艺术欣赏的，对黄永玉的未来发展大有补益。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叔侄两人的关系密切。

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接受表叔建议，黄永玉在发表作品时，不再用“黄永裕”而改为“黄永玉”。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文革”前，叔侄俩都住北京，住所相距不远，黄永玉时常亲聆表叔教诲。他在文章里回忆，沈从文曾毫不留情地批评他的木刻“没有想像，没有技巧”。

“生活……恰好就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绳子上，像两只可笑的蚂蚱，在崎岖的道路上做着一种逼人的跳跃……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黄永玉说。

两种漂泊：“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

叔侄两人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前往北京。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执着地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两人却又有很大不同。沈从文赴京后以才华得到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一个湘西“乡下人”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一席之地。由于时代、年龄、机遇和性格的差异，黄永玉没有像表叔那样找到既定目标，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泛。在十多年时间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性情上，在适应能力上，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漂泊。

出走湘西：

几代人的文化宿命

1979年岁末，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感触良多：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沈从文曾经为黄永玉的第一本木刻集写过一篇《一个传奇的本事》，文章从黄永玉的父母之浪漫初识谈起（所谓“传奇”就是指此而言），后半篇却转入对于湘西地方与人的深沉的忧虑与希望。

黄永玉的父母曾经是接受“五四”新文化而走出凤凰城的年轻人，后来却回到故乡逐渐损失掉早年的理想与锐气。湘西地方有着蛮勇的民风，也不缺少热情、幻想和美丽的抒情精神，但是在时代中那些生命力却找不到发展的方向。

沈从文从年轻的黄永玉的木刻中感到了挣扎走出凤凰的青年人的成绩，也又一次想到了历史性的束缚仍然是故乡“有用青年”难以挣脱的羁绊。进而，他又不免从这个故乡青年的自信与执着，预见到一种“命定的孤立”，预约了“一种无可避免的悲剧的将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