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此书传主和作者是父子，又是史学同行。儿子写父亲，容易产生子为父隐的偏向，偏离学术的中立性。作者对此有所警惕，力求以事实说话，依托丰富的文献，议论不多，分寸得当，虽带着体温和亲情，但并无溢美之词。在当今的学人传记中，当属难得之作。

阎宗临一九零四年生于山西五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九二四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因经济困难而退学，同年参加狂飚社，由高长虹介绍认识鲁迅。一九二五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九年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哲学文学院，学习欧洲古代文化及历史。开始与罗曼·罗兰的交往。当时罗曼·罗兰有了解鲁迅的愿望，正巧遇上了这个认识鲁迅的中国青年。这就使阎宗临成为罗曼·罗兰的忘年交和中文译介者。他一九三三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回国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次年再赴瑞士，到弗里堡大学任教，同时攻读博士。一九三六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为赴国难，他与新婚妻子梁佩云辞别瑞士，启程回国。

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阎宗临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无锡国专、中山大学任教，进入一生学术的高峰期。“二战”激烈进行的年代，他所擅长的欧洲历史文化，正是观察战争深层原因的重要视角。他逐一论述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中国文化的不同，从中寻找战争的动因，分析战争的趋势，阐发中国抗战必胜和日本必败的理由，其学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他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略懂日文、德文、意大利文，直接阅读了大量欧洲文献，兼有欧洲生活和实地考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对欧洲历史文化的体系认识，反映在他的专著《欧洲文化史论要》、讲稿《欧洲史要义》、《希腊罗马史稿》中，这些论著处于当时中国人认识欧洲历史文化的最前沿。他不但见地独特，而且文笔精彩。不妨体会一下他的行文风格：

我是爱读罗马史的，为此我曾去过罗马七次，看地孛河疲倦缓慢的水势，深感到他的回忆太多。在罗马，无处不表现这种丰富，使人感到迷离。丰富是生的别名，每块石头上，都有他不朽的生命，容十万人的斗兽场；二十二万四千平方公尺的澡堂，破瓦颓垣的政议场，无处不表现他的容量，为此，他成了欧洲一切的根源，而今欧洲的形势，也许从罗马史中发现他们的缺陷。罗马史在告诉我一个真理：奋斗者生。但是奋斗必须以正义为目的，以群众的福利为皈依，倘使一切的行为完全以自己为主，恃强凌弱，必然要淘汰的。罗马的伟大，不在他的武力，而在他的法律。

然而，进入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历史观定于一尊，唯物史观成为不二法门。阎宗临原先熟悉的是伏尔泰、布克哈特一脉的文化史观，这时已经被判定为唯心论，只好从头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对象也从遥远的欧洲，回归本乡本土的古籍整理。他学术成果的数量，以《阎宗临作品》三卷为据：“从一九三六年开始至一九四九年的十三年间，有六十四万字，从一九四九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九年间有二十六万字。”

抗战时期，饶宗颐与阎宗临在桂林无锡国专曾是同事，又一起在桂东逃难。饶宗颐对他的学识赞扬备至，说“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重”。后饶宗颐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成为一代学术宗师，成就堪称辉煌。而阎宗临“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当然，这不是阎宗临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中国大陆史学界共同的命运。五十年代以后，只有陈寅恪、顾准等极少数的史学家、思想家在另辟蹊径，留下卓尔不群之音。

阎宗临晚年对史学已经伤透了心。他有六个儿女，都上了大学，但只有阎守诚最终进入历史系，成为子承父业的唯一传人。

我和阎宗临教授有一层师生关系。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报考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一九七八年春入校，作为系主任的阎宗临身体已经很衰弱，我虽然去他家和他见过面，但仅仅寒暄而已，学术上未得亲授。那年秋天，他与世长辞。二零零七年，《阎宗临作品》三种—《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出版，我才恍然醒悟，一位曾经近在眼前的学者，早就耕耘出一片博大精深、生趣盎然的史学天地，一个大师在我的求学之旅上遗憾地擦身而过。这是我有眼无珠，还是时代的宿命使然？

（《阎宗临传》，阎守诚著，三晋出版社二零一四年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