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莹珠

“我们知道上帝无处不在，但当他的作为最大限度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最深地体会到他的存在。无云的夜空，他的众世界转动如常，静寂中，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他的无限、全能和同在。我跪下为罗切斯特先生祷告，免不了有泪，抬头却望见高远的银河，记起它曾是什么—那不计其数的星系像一束柔光扫过时空—我感到了上帝的能力与威严。”

这是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一段话，凯利·克拉克将它放在了《重返理性》这本书的开头，使这本满是逻辑论证的宗教哲学著作蒙上了一缕感人的柔光。

人类生存境域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对不理解事物的惊诧和对生活便利的欲求总是导致对世界的认识、解释和征服、控制，工具科学因而是生存的必然，而它的过分发达和流行必然使得自然的神圣性瓦解；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与生活都需要一种不可消解的最终确定者的存在，这是生命的安顿与意义的落脚处。即便只是从工具性的角度而言，确定感也是必须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怀疑其想要怀疑的一切，而过度的怀疑会摧毁生活本身。

因此，这也正是为什么基督教的上帝不仅是慈爱的，也必然是可敬畏的原因所在。正是敬畏，才使得生命获得崇高感和真正的严肃性，从而是有意义的。理性主义者从未放弃过对上帝存在的合理性的质问，信仰者也必须给出关于上帝存在的合理论证，难道信仰上帝不是非理性的吗？这实际涉及两种生活方式的争论，信仰的生活和非信仰的生活。启蒙运动把一切都放到了理性的天平上去衡量，上帝尤其需要在理性面前证明自己，这本身或许就充满了悖谬。然而，对于全能的主，理性的验证也并非什么太大的挑战。对于接受过理性训练的信仰者，接受这种挑战更是一种充满乐趣与价值的历练。

在《重返理性》中，克拉克分别介绍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设计论论证、概率论论证，尽管关于上帝存在的古典证明被表明是失败的，但正如克拉克所言：“在实际生活中有多少信念是经过了古典证明的呢？”古典证明对我们大部分的理性信念都是一种过于严格的要求，因而，理性主义者似乎无权要求信仰者对上帝存在做出古典证明。

但另一个问题却是信仰者所无法回避的，这是一个简单直接的问题：既然上帝是全能全善的存在，为什么会有恶的存在？恶的存在一直都是无神论者攻击信仰者的有力武器。恶分两种，一种是自然的恶，比如风暴与灾害以及生物界的弱肉强食等；一种则是道德的恶，“这是自由的道德选择所产生的恶—人对人，人对动物的不人道”。

无神论者通过恶问题对上帝的否证如下：

一、上帝全能全善；二、如果上帝全能全善，他就有防止恶的能力；三、如果上帝全善，他就愿意防止；四、恶存在；五、上帝或者不全能，或者不全善；六、因此，上帝并不存在。

无神论者声称，从正统有神论者所显然接受的一和四这两个前提中，上帝的不存在就能够被证明出来。考虑到恶的存在是明显的事实，无神论者认为一位全能全善的上帝的存在就像正方形的圆一样不可能。

对此，有神论者的回应有两种方式，一是神正论，即为上帝的作为辩护，试图回答上帝为什么允许恶；另一种方式就是辩护，这是比神正论更加温和的方案，即只需要证明恶的存在与上帝存在不相矛盾就可以了。“因为无神论者提出上帝与恶的共存逻辑上没有任何可能性，因而，有神论者要反驳恶的逻辑问题所要做的就是：指明上帝和恶相容共存的可能方式或可能事态。”这是一个纯逻辑的论证，它涉及“可能世界”或“可想象的”这一逻辑术语，一个可能世界就是只满足逻辑一致性（不是逻辑上矛盾的，如方的圆）而不考虑经验上的不可能性（如牛能蹦到月球上去，这是物理上不可能的，但并非逻辑上不可能，即牛与蹦到月球这两个概念不存在逻辑矛盾）。所以，自由意志辩护的提出者普兰丁格以自由意志的存在为前提，设想了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上帝与恶可以无逻辑矛盾的并存。他的论证是这样的：

假设在一个可能世界中：A如果给查尔斯辣椒，他会乐意接受，这个命题为真。即，如果给查尔斯辣椒，如果查尔斯有自由意志，查尔斯做出的自由选择会是接受辣椒。假定上帝知道A为真，上帝能创造给查尔斯带来选择的情形，而如何选择是由查尔斯自己决定。查尔斯自由选择是由查尔斯本身决定的，是由不得上帝的。如果查尔斯自由地选择辣椒，上帝就不能创造一个查尔斯在其中会选择牛肉的那个与现实世界有相关相似性的世界。上帝可以促使或令他拒绝辣椒而选择牛肉，但这种选择是不自由的；由此看来，至少有一种世界是上帝（虽然他是全能的）无法创造的，那就是查尔斯在那里自由拒绝辣椒的世界。

这里之所以强调查尔斯不可自由拒绝辣椒之可能世界与查尔斯可自由接受辣椒之可能世界是非常类似的，是为了构造一种逻辑矛盾。如果两个世界其他一切都相似，那么查尔斯在同样状态下是不可能既自由接受辣椒又自由拒绝辣椒的，这是逻辑上矛盾的。所以上帝不可能同时构造这样两个逻辑矛盾的世界，这并不说明上帝不是全能的。

即使普兰丁格成功地证明了上帝可以与恶共存，但仍不能解释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中有这么多的恶，恶可与上帝共存，但大量的恶的泛滥却无论如何都与上帝的全善矛盾。在这里，克拉克借用了《圣经·约伯记》中的一段故事说，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就是约伯想带上帝上法庭的厚颜无耻，而不是上帝允许恶存在的理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上帝不仅是慈爱的，他更需要是让人敬畏的。如克拉克所言：“约伯的鉴戒是：对神性心灵的窥视应该要保持警惕。考虑到上帝和人在认知上的差别，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他之所以允许恶存在的理由，恶的问题可能是无法测透的，我们身为有限的造物，不能理解或明白一些事情并不足为奇。”

但对上帝信仰的更为严重的打击可能来自个体的痛苦体验，“对可怕的恶的个人经历或见证”，这将导致个人从情感与心灵上与上帝分离。《约伯记》在此处仍是有指导意义的。当约伯发自内心的质问与哀恸时，上帝便在他的呼喊中面见了他。接下来，克拉克的几句话是非常动人的：“我们应当允许真切的忧伤，也允许人将愤怒带到神面前。如果上帝与我们一同受苦（透过基督他这样做了），那正是请求我们把愤怒放在十字架下。神的爱不是那么小，以至于受不起我们的苦难和怒气。”“千万不要说：这不是太坏的事。它是的。死亡是可怕的，是属魔鬼的。我想听到，你承认这非常痛苦，我想知道你与我一同站在绝望中。你要安慰我，请先靠近我，请与我一同坐在这哀悼的长凳上。”

许多的信仰，是为了在痛苦或是欠缺的呼吁中，被神听到，从而来抚慰这痛苦或填平这欠缺，这是对神的工具化期望。事实上，我们无权期待上帝是不分昼夜随时待命的仆佣。他吁听你的恳求出自他的仁慈；当他漠然转身，你当感到他不同于凡人的威严。

信仰与不信，是两种生活方式。能够不加论证地信任是一种幸福。“认识上帝就像认识一个人。因为这种爱是在完全的信任和奉献中培育的。当人费尽心机地去搜罗证据时，亲密的人际关系就枯萎凋零。”“有神论的执著就像最佳人际关系中那种最最深沉的委身状况。”“你面对的不再是要求你承认的论证，而是要求你有信心的上帝。”“他的作为似乎时常既不恩慈也不智慧，但我们最明智的态度就是不顾这一切地持守对他的信心。”然而，科学的昌明使得我们对于理性的能力越来越自信，对于一切事物我们在信任之前都如此习惯于去寻求一种证据，而事实上，关涉我们生活的许多信念是不可能或很难被证实的，因此，在现实中，我们越来越怀疑生活和彼此。

我像一个基督徒爱上帝那样爱你。这是一句多么沉重的誓约。

（《重返理性》，凯利·詹姆斯·克拉克著，唐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零四年十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