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坚持和平发展的基因影响（下）

2014-01-11于永军

国防 2014年12期

于永军

于永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源远流长。蕴含于其中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安居乐业的百姓观，是中华民族最可珍贵的“和”文化基因，深刻认识其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联系，对于回击“中国威胁论”的臆想鼓噪，消除一些人担心中国会走“国强必霸”之路的认知误读，坚定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军事思想和平发展基因影响

作者：于永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理事、山东作协全委会委员，教授

（上接第11期20页）

和而不同：和平发展的社会观

解读一个国家的发展之路，有一个不能回避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这里反映着一国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国际关系的方略，也体现着牵引国家发展道路的哲学理念亦即社会观。

纵览人类社会发展史，就社会观而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截然相反的不同。中华文化富有广博的包容性。以炎黄文化为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同的种族之间的血缘差异可以用文化包容起来。历史学家陈寅恪讲“中国是文化大于种族”，就是说不同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可以用文化来包容，“和而不同”，在这个层面上的不同可以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融合。而西方一些种族之间的冲突，采用的则是分裂的方法，文化不仅包容不了，反而推波助澜。史学家钱穆曾把中国的秦汉王朝与西方同期的罗马帝国作过一个形象比喻，他说罗马帝国就像一个屋子里面悬着一具巨大的灯，而秦汉王朝就像屋子里的四周有很多的灯互相映照。罗马帝国是用强光征服各地，只要这盏灯一灭，整个屋子都暗了；而秦、汉这些光亮是各地融合起来的，只灭一只灯，其他灯仍然亮着。罗马帝国曾经与秦汉王朝匹敌，但它绵延400余年后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秦汉王朝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华夏作为一个民族还是延续了下来。这就是中西文化的突出不同。古老的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文化和种族之间的张力中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成全了大国的格局和风范。

中华文化的融合、包容性品格，体现在《尚书》中，强调对“和”的尊重，主张按“和”的要求办事，如“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1；体现在儒家主张中，则提倡人们在处理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上要注重“和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而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则从政治和哲学意义上构设了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在兵家思想中，则是“止戈为武”“不以兵争天下”等等。这些都表明，“和合”“和谐”的社会观，作为推进中国和平发展的思想引擎，在中华文明宝库中不仅表现在理性层面，而且逐渐内化成支配中华民族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国际关系的方略架构。这也正是孕育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文化沃土。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这一点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与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较，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不仅有一个人口众多、面积很大、力量雄厚的汉族聚居的核心地区，而且这个核心地区一直呈现着扩大散发的趋势，对周边各民族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最终出现了以核心地区为中心的统一趋势，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强大。这与世界上其他古代多民族大国多靠军事征服不同，与近代一些多民族大国的形成是靠对殖民地的征服、掠夺或移民的情况也不同，中国祖先留下的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是中国多民族共同繁衍于斯、共同依存于斯的大家园，这个大家园是各民族在长时间内共同缔造的，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种根植于心、融入血液的民族特征和同胞情感，自然造就了中华民族和平相处、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石。

从历史上看，中国基本没有对外军事殖民、征服掠夺的历史事实。万里长城，不是中华民族侵略扩张的象征，而是防御的产物，是世界上从古至今最大的一座和平丰碑。2000多年前，西汉王朝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但战略目标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求得边境和中原的和平稳定。一旦战事平定，汉武帝便通过设郡、县和治所的方式，把汉民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向这些落后地区传播，免除赋税并给予地方高度自治权，最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发展。600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率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28年间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的不是血与火，而是瓷器、丝绸、工艺和茶叶。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立足当代，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之路，加强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不仅造福于13亿中国人民，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真正成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保罗·肯尼迪预期中国将是21世纪初世界舞台上的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亨廷顿预测中国将与欧盟一起在21世纪初的国际舞台上充当主角，汤因比期望中国成为21世纪世界统一的中心，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根据就在这里。

人心和善：和平发展的道德观

郭店楚简中有篇文章叫《性自命出》，其中有言：“道始于情。”意思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从建立感情开始的。史学界认为，这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出发点。这个“道”说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天道”是指自然界运行的原则，而“人道”是指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或者说是社会关系的原则，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儒家学说所推崇的“仁”，正是为协调人类的这种关系而创立的一种“道”。

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给出了两个字：“爱人”。“爱人”的思想依据是什么？《中庸》用孔子的话作了鲜明回答：“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意思是说，“仁”就是人自身的一种品德。“亲亲为大”，就是爱你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仁爱的精神是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仁”的精神并不仅仅停留于此，所以儒学又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3爱你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把这种爱扩展到爱别人，才叫“仁”。而作为统治者，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推广到仁民，爱天下老百姓，以“仁爱之心”治国。于是，又有了《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即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开始，以“平天下”为终点，这就形成了一种以“仁心仁爱”、人心和善为道德内核的和平发展观。

我们今天来解读这种和平发展观，至少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兼济天下、泽及天下，让天下人得到好处；二是与天下人和平相处，以高尚的道德影响和改变天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量，今日之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秉承的是中华民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品质，体现的是“要为人类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博大情怀，目标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伟大复兴，不但应在经济上实现强大，更应在文化理念上得到世界认同，即在终极意义上应是文化的崛起、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复兴。这既是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对中国发展最终走向的规定，也是中国给自己传统文化的一个恰当定位。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所提供的一种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借鉴。

“治国、平天下”靠什么？《论语》中有子贡“问政”一段，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去兵。”子贡进一步问：“必不得已而去，与斯二者何先？”孔子非常干脆地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4这里说的“足食，足兵，民信”，就是今日世界国家战略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或曰文化力。“必不得已而去”，并非是真正可以去掉。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离不开经济和军事力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国家战略的优先价值秩序。这种秩序的道德基石，就是实行“仁政”，通过“仁”而王，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之道”5，始终是一个理想高地。所谓“内圣”，就是你要有最高的道德修养，成为道德最高尚的人；而道德高尚的人，并不只是独善其身，必须把崇高道德向更大范围播撒，进入“治国”“平天下”。因此，中国社会历朝各代的发展崛起，一直都把“仁政”作为立国之本，秉承着“统而不一”“和而不同”的王道之治。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都是在文化异质性共存下的统一，“崛起”是在文化多元下的和平相处，就像余秋雨说的是“一个温和的老太太带出了个大家族”。今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基于人心和善道德观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中国既然选择了和平发展，就选择了实行“仁政”的文化道路。这一道路选择本身，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国家意志秉性的“内在规定”，而不是外在的。

安居乐业：和平发展的百姓观

《道德经》中有个迄今光芒四射的思想：“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6意思是，理想的统治者不应有自己固定不变的愿望，而应以老百姓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那么，国家统治者或曰管理者，应顺应老百姓什么样的意愿呢？老子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民之轻死，以其上求之厚，是以轻死。”7百姓之所以遭受饥饿，往往是由于统治者收税太重；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往往是由于统治者干涉太多；百姓之所以会用生命冒险，往往是由于统治者对老百姓搜刮得太厉害。所以老子主张，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统治者就必须少私寡欲，不要去夺取那些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去损害老百姓。这里，反映了老子的百姓观，是中国民本观的思想嚆矢，也是今日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千百年来，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一直是中国士族和老百姓的美好愿望。无论是孔子推崇的“大同世界”，还是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都把社会安宁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作为目标和理想。但从中国历史来看，商周以降，社会稳定经常出现一个脉动性表征：当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顶住了北面（包括西北和东北）少数民族的南下浪潮，彼此进行交往、战争和融合，人民则享受太平盛世、丰衣足食；当中原王朝势微衰落、内部矛盾严重时，往往爆发农民大起义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战，而这时北方民族也往往大举进攻中原，结果均造成了民不聊生、游离失所。曹操有首《蒿里》诗，其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人断肠”四句，生动描述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造成的人间惨相。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思想家到统治者都不主张滥用兵。老子推崇用兵“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8；孔子主张“慎战”9；墨子则明确提出“非攻”10，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孙子则用“久暴师则国用不足”11，指出了滥用兵之危害。唐太宗李世民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并强调“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12。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没有“好战”基因，即使战争也是迫不得已，目的在于止战。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建设独立富强、民生幸福的国家，是沁入中国人骨髓血液里的孜孜以求，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和奋斗目标。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这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庄严宣示、一种以正视听，也是一种郑重承诺。新中国成立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老百姓久享太平，衣食日渐丰膏。人民对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环境倍加珍惜，也化作了拥护和支持国家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共识和共力。今日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营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中国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必由之路，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系、根本愿望所在，也是团结凝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最大公约数。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权性质、历史传统、时代环境、发展条件所决定，决不能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而只能靠对内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靠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来发展；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国国家的性质、中国的国情、中国外交的宗旨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和平的发展，中国发展起来必然促进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

“发展是个硬道理。”中国能够通过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面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鼓噪和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担心，我们最好的回应就是坚持加快发展不动摇。只有中国真正崛起了，真正发展强大了，“中国威胁论”才会不攻自破。

引文:

1．《尚书·多方》，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2012-12-02。

2．《中庸·第二十章》，中国知网，2014-09-16。

3．《郭店楚墓竹简·五行》，15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4．孔子：《诸子集成·论语正义·颜渊第十二》，2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庄子：《诸子集成·庄子集解·天下第三十三》，4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6．老子：《诸子集成·道德经·四十九章》，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7．老子：《诸子集成·道德经·七十五章》，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8．老子：《诸子集成·道德经·三十一章》，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孔子：《诸子集成·论语·述而第七》，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墨子：《诸子集成·墨子·卷之五》，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