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浩在当前东亚合作进程中，产生了一个悖论现象，即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密切，可是中国与东亚周边一些国家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相互关系因领土争端和海洋安全问题而日益紧张。我们重视是东亚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短板却是战略安全。为补上战略安全这一短板，中国需要实施一种“整体外交”的顶层设计，来建构一个中国服务亚洲，以亚洲为导向的区域秩序。作为一种“整体外交”，并不要求每一部分都是协调与合作。相反，通过应对局部的对抗和管理个别冲突，才能达到东亚地区整体而长远的安全稳定。因此，中国在2014年的周边外交应该战略安全与经济合作“两手抓”，以战略安全的协调为主导，以经济社会的融合为支撑，来推动中国周边问题的解决。在这过程中，东海和南海应是补上短板的两个主要方面。在东海，中国应采用战略竞争性手段切入，更多强化我们在东海的军事能力和海上执法力量，提升中国的战略地位。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中日在东海的紧张对抗。眼下，中国可以在战略安全上积极进取，推高我们的压力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冲突边缘”的状态，将倒逼美日两国的自我管控和相互管控。日本尽管心里很虚，也会尽可能地以高度紧张的状态来强化其地位，但它也不敢直接引发冲突。更大的是第三个因素，即美国并不希望和中国正面对抗和直接冲突，因而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日本。在东海包括钓鱼岛方面是中美和中日两个纬度的博弈。美国战略再平衡的意图就是解构东亚一体化进程。美国切入东亚，在中日之间打入楔子，造成中日安全问题，而钓鱼岛是个有效的切入点。而习惯于当东亚老大的日本，不甘沦落为二等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地位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所以日本试图在中国崛而未起时挑战中国，联合“海洋东亚”来对抗“大陆东亚”，从而掀起一场与中国的战略性竞争。因此，中国只有在东海和钓鱼岛与日美对等的战略安全博弈，才能倒逼美国理性清醒地考虑与中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也才能防止安倍无所顾忌地奔向极端右倾化。在南海，中国主要采用安全性协调的手段，对不同国家应该有所区别。李克强总理倡导与东盟国家签订睦邻友好条约，建立一个适合于地区国家需要的安全框架。事实上，中国与南海声索国之间开始探索海上安全合作的新路子。中国与文莱两国已达成共同开发的协议，中越将确定北部湾口的界线，并积极探讨在南海海域的联合勘探和合作开发的可能性。中国长期以来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正逐渐付诸实施。南海和平稳定的维持和共同开发的实现，将促使其他亚太大国也与东盟签订友好条约。一个以东盟为主导、以中国东盟睦邻友好条约为蓝本、以南海安全协调与共同开发为主要内容的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框架自然能搭建起来。中国与东亚国家自古以来就沿着“东洋”，下“西洋”，再入“西洋”，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搭建了相互间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的大舞台。今天我们的战略选择应遵循区域内这一历史传统逻辑，共同建构一条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新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东亚新秩序将通过国家间的经济社会的连接和战略安全的协调而建构起来。▲（作者是外交学院教授）